吴俊刚专栏
民选总统制实行25年来，真正只选过两回，一是1993年，另一是2011年。在这两次选举之间，新加坡政治气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最终也促成政府决定改良这一制度。
1993年时，曾担任副总理的王鼎昌成为政府属意的候选人，由于看不到对手，于是推出了不愿意上阵的前主计长蔡锦耀出来。他可以说是躺着竞选，结果竟然得票41.31%，令许多政治观察者掉眼镜。回头看，这次选举预示新加坡政治的风向已在转变。
王总统之后，纳丹总统连续两任都没有对手，选民的心态因此没法表露。但在2011年时，就出现了所谓的“政治新常态”。三个原本属于体制的成员陈清木（前议员）、陈钦亮（前职总英康保险总裁）和陈如斯（前公务员）出来和前副总理陈庆炎角逐，形成四角战；而且竞争激烈和高度政治化，也颇出人意表。
2011年总统选举也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状况。一名候选人声称，一旦中选就要叫总理搬出总统府办公室；另一人声称若中选将设立一个“600亿元改造新加坡配套”；另一则承诺要为所有年长者设立养老金。
这些都不是宪法规定的总统职权范围，害得很多部长不得不出面反驳和澄清。但一般选民却未必因此得到清楚的认知，因为选举已经高度政治化，不少人最终也就带着情绪投票。这场选举所导致的政治分化，尤其令人担忧。因为，总统是国家团结的象征，选举过程如此政治化并非好事。因此，这次选举相信也是促成政府决心改进民选总统制的关键因素。
2011年出现的状况，应是当初始料不及的，不只改变了政治常态，也牵扯出不少棘手的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问题一，如此激烈的选战，既分裂了选民，也动摇了总统作为全民团结象征的基础，今后应如何避免？问题二，候选人在竞选时随便向选民许诺，已使人误以为总统也有像政府那样的行政权，今后应如何规范他们的竞选活动？问题三，如果听其自然发展，少数种族候选人很难在这样的竞选中胜出，因此必会影响总统的多元种族代表象征，应如何确保少数种族能当上总统？
以大法官梅达顺为首的宪法委员会，肩负的正是为这些问题寻求妥善解决方案的重任。毫无疑问，要弥补以上已经暴露的缺陷，现行的民选总统制必须改良。这也意味着必须修宪。修宪就像当初设置民选总统制和集选区制度一样，不是儿戏，必须经过非常周详的考虑。和其他政治改革一样，涉及宪法的改动，也极其敏感，总会引起选民与各政党的特别关注，也必然会有一定的争议和阻力。政府（执政党）在国会占有超过三分二的席位，通过修宪法案不难，要让人民明白和接受却并非易事。有了网络和社交媒体，要凝聚共识也更加困难。
政改之所以敏感，在于反对党和对政府持怀疑态度者总会喊“狼来了”，认为政府的一切举动都是为了巩固政权，打击对手或是钳制舆论。所以，以国家长治久安为出发点的改革，即使在国会通过并付诸实行，往往也得经过实践，经受时间考验，才能逐渐获得多数人的接受和支持。
宪法委员会的建议已经公诸于世，也引起见仁见智的反应。其中有一点虽不在委员会授权范围之内，却成了一个讨论热点，那就是我们是不是该回到总统委任制。这固然是个可以进一步探讨的课题，但是现在显然不是时候。一个已实行25年，选民已有选举权的制度，岂可突然U转。没有选民赋权，总统也无法扮演掌管国库第二把钥匙等监管的角色。委员会报告的重点在于如何改进民选总统制，其中包括如何确保少数种族当总统，以及确保竞选期间候选人的言行得体，以及维护总统的庄严形象。这是当前比较迫切的问题。
政府在1959年决定委任一名马来人当总统，是富有政治智慧的做法。一个华人占大多数的国家，有一位马来人总统，凸显这个国家重视少数种族和切实履行多元种族主义，平等对待各种族的政治决心。尤索夫总统之后，接连两任总统都是少数种族，即欧亚族的薛尔思总统和印度族的蒂凡那总统。少数种族先行，其后才轮到华族总统黄金辉。多元种族的象征意义非常明显。
不过，这种象征意义的循环因为民选制出现而中断，至今我们还没看到第二位马来族总统。委员会建议以五届（总统每届任期六年）一循环的机制来解决。
这个算法或许是基于华族和少数种族所占的人口百分比。无论如何，其重点是，在不降低标准的情况下（各族候选人都须具备同样的资格）确保少数种族不会缺席。这解决了少数种族可能无法当选的问题。当然，这是假设出现一连五届某一个种族都没有代表中选的情况，否则就不必动用这个机制。
至于应如何规范总统候选人的竞选言行，委员会提出了刑事化以至取消参选资格的建议，也就是说，如果候选人言行不当，可以被控以刑事罪，或取消资格。但这个建议并未提出细节。如果总统选举要避免政治化和党派分裂，它就必须有别于国会选举。政党选举需要提出政纲，总统选举其实不必有政纲。最终应以人格与能力为号召。我们必须制定一套准则，避免2011年的情况重演。
良好的政治制度必须符合国情，必须与时俱进，同时又必须能保持稳定性和持续性。很多新兴国家动辄推出新宪法，政治制度不停地改变，结果却产生不出良政良治。新加坡过去半个世纪来所遵循的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大原则，不断摸索最适合我国国情的制度，既保持了稳定与延续性，又能跟着时代步伐和社会变迁逐渐改进，实践证明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是最稳当的。这次修宪，也应秉持同样的原则。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