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回声
敲钟村民多半是明清湖广移民的后代，大族王家1368年春天从湖广省麻城县孝感乡梧桐村黄桷村坎迁居四川省资阳县北乡申家沟，后迁南乡敲钟坳；华山村望族王家，则是明初湖广迁居洞王沟的。
民族史诗《东方红》唱彻了我金色的童年，从小牢记毛主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伟大教导。1976年12月26日，正是伟大导师毛主席83岁冥诞，我揣上游山号夹屎证，带领娲尧湾少年外出拾粪，写下了狗屎日记，实为本人后来创作《敲钟村志》的开始曲。往后25年，无论读书还是工作，不管走到哪里，我都在苦苦思索着真正体现群众史观的一种载体。
1969年秋，我进入王文燝祠堂改办的敲钟小学，深为祖先祠堂的雄伟感到惊讶。1977年7月6日，我们几个小伙伴到上山坪王倎堰洗澡，在一丛笆茅笼中偶然发现1932年资阳县政府立的护堰碑，多年后才知道上面还刻有娲尧湾甲长、爷爷王治桴的名字，倍感亲切。记事以来，社员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战天斗地，初步改变一穷二白面貌，成为村志的宝贵资料。1978年暑期，我从邻人墙缝中刨出了清末木刻本《王氏宗谱》，才知道是周灵王长太子晋的后代，从王子晋到入川始祖王子宗凡六十余世，从王子宗到我名下共24代，2500年的家族史，多处中断，最近一次续修者，正是敲钟坳秀才王进元，似乎意味着我将肩负起社会主义时代《王氏宗谱》续修的历史重任。两年后抄录旧谱，标点分段，翻译成白话文，翻山越岭找古坟，抄碑文，拜老翁，访人证，走乡串户，如此奔波20年，《王氏宗谱》已经脱稿。
1941年8月1日，毛主席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说：“收集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可以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等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敲钟村志》《洞王沟志》的编写，充分实践了主席的思想，为村社史志获取了大量素材。1982年7月11日，我发现洞王沟石刻，1991年1月31日又发现娲尧湾元明清石刻，这期间写了大量文稿，1996年4月5日《四川日报》刊出《洞王沟石刻群》，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次年12月14日又发村志消息，1999年12月24日更在天府周末隆重推出特稿《小村写了一部书》。我想，一部还在深闺的村志稿，就蒙党报如此厚爱，不让她早日问世就对不住读者了。为了村社史志，我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遇到了多少乡亲热情的接待。1987年11月25日陪同资阳县水电局实测宋朝洪峰海拔高程，洞王沟社员见了喜笑颜开，东家送上甘蔗，西家提来开水，那股亲热劲儿真让人受之有愧。还有我的大姑，虽不识字，却简直就是一部活化了的宗谱、村志和沟志。千百年来，敲钟坳和洞王沟人用他们勤劳的双手创造了一拨又一拨人类文明，水火兵虫，历尽劫波，已是吉光片羽，我等后生小子以蠡测海，能装几滴水呢?再不努力，天理难容。
可是，几万元的出版经费，对于我这狗屎大王出身的小小公务员来说，何啻天文数字!听说敲钟有个民办教师在成都搞建筑，已是大款，我天真地以为文化跟教育相通，村心与文心同博，那天不顾暑热，身患重感冒，前往求见，谁知一无所获。一个从八品的女财神，白眼相对，冷语交加。也有村民说写这本书够吃一辈子了，让人哭笑不得，低头走路。艰难之际，中共敲钟村支部书记王用权传书带信，要作者回村商量村志出版事宜。2000年2月20日，村长王用炳引我前往，军人出身的王支书捧出果蔗相待。一杯村酒，一席村话，一路村情，让人好生温暖。我自始至终一再表示，并且多年如一日地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在村志采写出版中，个人再穷，绝不索取村上一分钱；至于出书后，村社动员群众买书，另当别论。谁说福无双至?四川师范大学是我们汉语言文字学自考生的母校，一天，我的毕业论文导师邓英树教授让我带上《敲钟村志》《洞王沟志》申请课题，2001年12月10日，川师大文学院副院长、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诚教授同意二书收入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丛书。在我们亲爱的祖国，好人总比坏人多哇，体温终于化冰山啦!任你千难万阻，目标只有一个，下定决心，不怕纷争，排除万难，写出人民史观的真实载体。如今，在方方面面的关心支持下，书出了，愿了了，心却不甚了了，我都不知自己说了些什么。如有亲候不周，感谢不全，说话不圆的地方，还望各位专家学者、领导干部、村中社员批评指正，以利将来修订再版。我有这个信心，接纳诚意指点，不怕妄人嘲笑，谛听人民群众生命的回声，把村志当作历史的回音壁、穿衣镜、照胆台。
二〇〇二年一月十四日雁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