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非儒
10月18日，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张睿壮教授在参加由凤凰网、凤凰卫视主办的2016凤凰国际论坛时表示：中国到了韬光养晦的时候。这一观点在网上再度引起热议。2013年前后，中国国内曾经有过是否应该放弃“韬光养晦”的争论。当时两种声音互不相让，未决高下。然而，时至今日，一系列对外关系的行动表明中国正在逐步放弃“韬光养晦”。显然，张教授所持观点与时下主流观点相悖。总体来看，中国国内更乐意接受阎学通教授所持有的积极和强硬对外政策的立场。
张睿壮在凤凰国际论坛发言
无独有偶，国际关系学界另一位知名学者时殷弘教授在2015年提出中国必须警惕“战略透支”。他认为，“推进‘战略经济’和‘战略军事’政策，并将在可预见的未来从事‘多线战斗’，可能导致损伤中国对内对外大局的‘战略透支’的风险日益增长，令人忧虑。”这一观点与张睿壮不谋而合。
外交政策大辩论现场
近年来，中国在对外关系上的强硬行动和姿态，刺激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警惕和担忧，近代国际关系史关于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往往伴随着冲突与战争的经验与教训，深深地铭刻在西方国家的历史记忆当中，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可以说是霸权国对崛起国的自然反应。
不可否认，国家实力快速提升的中国的确有着深层次的扩张冲动。只是这一扩张冲动并未表现在军事上。但是，在中国国内的结构性矛盾推动下，中国不断向外部世界采取更为积极的全球扩张性政策，而国内日益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潮也有可能激化和异化中国的扩张行动。西方观察人士喜欢将一战前的德意志帝国与当下的中国作比较，两者虽不可同日而语，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需要从德意志帝国的覆灭中汲取教训。
德意志帝国的衰落，并非始于一战，而是过早放弃“韬光养晦”，走上了帝国过度扩张之路。
俾斯麦的天才与德意志帝国的悲剧
1871年，德意志帝国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不过，首相俾斯麦清楚地认识到，德国依然面临着残酷的生存环境。虽然普法战争结束后，欧洲迎来了短暂的和平年代，但是战败的法国仍等待着着复仇时机，欧洲其他大国也不愿见到一个强大的德国破坏均势局面。18、19世纪是均势外交的黄金时期，欧洲外交官们熟稔于此，但欧洲依然战火不断。大国之间之所以“相安无事”，往往只是依靠于某种人为制造的力量均衡，而这种均衡却是极为脆弱的。6个大国的外交官们小心翼翼地运用均势外交来维持欧洲均衡局面，确保力量的天平不倒向任何一方。1914年，危险的平衡术却没能成功防止战争爆发。尽管有观点认为这是均势遭到破坏的结果，而非均势外交本身的错误。
俾斯麦像
18、19世纪，工业革命正在欧洲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生产技术一次又一次的创造性破坏，极大地推进了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那些在工业竞赛中占得先机的欧洲大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遥遥领先。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实力，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大国在全球范围内各自建立了庞大的殖民体系。通过从殖民地获得的原材料和市场，宗主国的工业发展得到极大促进，同时也确保帝国实现战略自给。
相比英法庞大的海外殖民版图，德国的殖民地则少得可怜。德国任何扩大殖民区域的企图都会引起英法更为强烈敌意，拥有超强海上优势的大英帝国希望将崛起的德国封堵在欧洲大陆。德国无奈地看到，欧洲大国所构建的一个个封闭的区域贸易体系毫不留情地将自己排除在之外，英法之间倒是达成了某种程度的谅解，实现两个殖民体系的利益均沾，而德国却难以获得进一步发展所需的原材料和市场。
19世纪下半叶，依靠重商主义工业，实力空前增强的德意志遭到了欧洲大国的猜忌和敌意。虽然德国渴望海外扩张，但这一诉求却缺乏现实条件的支撑。俾斯麦清楚地认识到，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德意志帝国没有实力挑战大英帝国的霸权。同时，德国虽然在当时拥有欧洲最强的陆军，但海军却相形见绌，在海外既没有加煤站，也没有海军基地，这使得德国海外扩张之路困难重重。况且，一旦德国展现出海外扩张的意图，虎视眈眈的英法俄一定会对德国形成军事包围。天才毕竟是天才，俾斯麦运用其神鬼般外交手腕帮助德国在危险的欧洲军备竞赛中赢得了和平发展的空间。
不过，天才的俾斯麦所面对的真正难题并非敌意环绕的欧洲大国，而是德国国内的躁动情绪。信奉现实主义的俾斯麦一直对德意志国内的民族主义既利用、又遏制，他希望通过民族主义对帝国内部进行整合，但也防止激进的民族主义将德国推入战火当中。自信的俾斯麦认为，他有足够的时间实施“大陆政策”来增强德国的国际地位。但世事时常非如人愿，俾斯麦黯然下台后，德意志帝国采取了更加激进的“世界政策”。这一转变是德国国内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德国国内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中孕育出强烈的扩张冲动，成熟的国内市场和工业基础使得德国拥有了拥有更优质的比较优势，重商主义需要让位于自由贸易以获得丰腴的贸易利得。同时，正如其它大国一样，结构性产能过剩需要海外市场来消化。种种利益驱动着德国寻求加快海外扩张的步伐，这一诉求与英、法帝国体系迎头相撞，在军事上也更加刺激了当时处于军备竞赛中的欧洲。
德国所拥有的脆弱和平犹如悬崖边上编制而成绳索，无论绳索再怎么精巧扎实，都无法经受得住地壳运动所带来的剧烈变化。俾斯麦的悲剧恰恰在于，他自负地以为只要凭借精巧的手艺为绳索加上一道又一道的减震结，便可无碍。我们无法得知俾斯麦是否曾料到，如果他的继任者不具备同样高超的手腕或者不延续他的政策，德国将面临什么样的境地？
1898年，以海军法案为标志，德国正式确立了“世界政策”。拥有当时强大工业实力的德国短时间内建立起一支仅次于英国的海军。从此，德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军备竞赛，也为一战的爆发添了一大桶火药。
相似点：中国与德意志帝国的扩张冲动
许多西方观察人士热衷于将时下的中国与一战前的德国作比较。他们并非认为一战前的德国与中国完全相同，而是认为两国的国内发展趋势和所处的国际形势有较深层次的相似性。例如，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骤然增强引起了周边国家及域外大国的警惕，同时国内日益抬头的民族主义和强烈的商业扩张诉求推动了中国在对外关系上采取更为强硬和扩张性的政策。“一带一路”的提出，亚投行的建立，领土问题上的强硬姿态等等都表明中国整体对外关系正在逐步抛弃“韬光养晦”的准则，而德国也于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历同样的转变。
欧洲版图漫画：19世纪末期"武装的和平"，海报中，德国奥地利被画成英雄般的战士，他国变成了畸形和恶魔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意志帝国生存的世界处于“英吉利治下的和平”当中，大英帝国凭借强大的海军、超强的工业实力、广阔的殖民版图在全球范围内享受“日不落”的帝国霸权统治。而中国所面临的，则是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美国更有效地结合军事实力和制度规范来确保“美利坚治下的和平”。1880年以前的英国在面对崛起的德国时，依然主要保持着欧陆离岸平衡手的角色，直到英国意识到德国试图挑战自己的霸权地位和殖民利益。同样，面对中国，美国在2012年前也缺少过度直接干预亚太事务的动力，直到它认为中国对自己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美国认为，中国所带来的经济、安全、声誉方面的威胁已经超出了双方经济合作所产生的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中国达成谅解与合作，即共享中国的改革红利，以换取对共产主义政权的理解与接受。不过，这都基于一个前提——即西方国家可以从中国的增量改革所释放出的巨大利益中获益。但随着中国的增量改革的空间逐渐减少，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结构性产能严重过剩，要素成本上升等问题，西方国家从对华经济关系所获得的利益相对减少，甚至日益感受到了中国持续增长的竞争压力。尤其是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对能源的巨大需求以及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扩张侵蚀了自己的利益，而美国的核心利益——货币霸权更是直接面临中国的挑战。就好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英帝国的核心利益在于维持海洋霸权确保帝国经济利益和战略自给，英国决不允许德国发展海军，美国也同样不会坐视中国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
与一战前的德国相似，中国国内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与商业扩张主义相互交错，三股势力日益增强。中国也同样希望利用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推动国家整合，但常常适得其反，频频出现无法驾驭这两股力量的困窘局面，对外政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它们的胁迫。这三股力量推动了中国在对外关系上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扩张主义色彩，与德国不同的是，中国的扩张主义更多表现在资本和商业层面。中国需要为其在某些产业领域中的过剩产能寻找市场，为其巨大的能源需求寻找更为广泛和安全的供应方和公益渠道，通过并购方式直接获取西方企业的先进技术，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计价结算、交易支付和价值储存货币。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德意志帝国参与军备竞赛的热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与以英国为主要代表的欧洲大国的互动中被逐渐激发的。
不同处：中德工业发展水平差异巨大
那些热衷于将一战前的德意志帝国与当下中国相提并论的人常常忽略一点，那就是20世纪初德国已迈入了当时最强大的工业国家之列。1914年以前，德国的钢铁产量冠绝欧陆，劳动生产率领先全球。相比之下，中国目前尚未完成工业化。令人忧心的是，中国当下却出现了去工业化的趋势，从长远来看这将进一步削弱中国的工业实力。
按照工信部部长苗玗的观点，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只处于世界第三梯队，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军工产业的关键设备和核心零部件的国产率同样不高。这意味着，中国军工体系发展水平并不能支撑其过度的扩张性对外政策，尤其是军事扩张主义。
阎学通教授对中国经济实力非常乐观，主要因为他对中国经济实力的评价标准主要围绕GDP及其增速。但是，如果GDP足以衡量经济实力的话，1840年的清朝应该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大国之一才是。实际上，许多学者对中国经济实力的过高估计源于他们混淆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两个概念。前者简单而言是产出的增加，后者则更加强调实现产出增加的技术、结构、制度的优化。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需要对该国的就业形势、产业结构、社会保障、科技水平、贫富差距、生态环境、资源利用、教育水平、人口结构等诸多方面进行整体的评估。当然，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只是据此衡量中国综合国力的话，它的威胁性要远远低于西方的观感和评估。这是中国与一战前的德国的根本区别所在。
德国带给中国“和平崛起”之启示
中国非常清楚战争的代价，因而它努力克制自己军事扩张主义的冲动。相反，1880年之后，德意志帝国在国家安全需求或者军事发展需求与经济利益优先次序的问题上越来越发生错乱的现象，以至于在20世纪初开始德国经济已不堪军事发展的重负。
现阶段的中国并没有军事扩张主义的意图，从当今领导层的执政理念来看，中国希望通过融入国际秩序来实现进一步的国家发展，只是它希望拥有一个更加公正和公平的国际秩序——也就是能回应中国的诉求。北京努力呼吁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构建这一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国际秩序的行动中来，然而中国在扮演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角色方面并不比印度要出色，中国软实力的不足难以支撑它这一意图。这导致中国在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屡屡受挫。
俾斯麦最具智慧之一的判断在于，周边外交才是德意志帝国对外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可是，等到俾斯麦下台后，威廉二世却将目光转向海外，并过度关注英国。现在的中国，也同样过度关注美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很容易将自己所面临的外部困境的根源归咎于美国，这一归因谬误往往与对美政策的消极结果相互加强。例如，中国所处的周边安全环境的复杂、恶劣和危险程度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但许多中国人却认为，这一切都是美国在背后捣鬼，这就使得中国在处理周边关系时往往对周边国家的利益和观感考虑不足，而将注意力集中在美国上（从中国媒体对美国与其它国家报道数量的对比，中国地区研究中研究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学者数量这两个指标来看，就更能认识到这一现象的严重性）。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势力存在的合法性源于该地区的安全形势，不仅美国自己，许多东亚国家都认为一旦美国离开，亚太将陷入更加危险的军备竞赛的局面。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东亚国家公然欢迎美国于2013年推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中美博弈
俾斯麦之所以推进大陆政策，将对外关系的重点放在周边关系，原因在于他想通过改善德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为德国的崛起——主要是完成工业化赢得有利的时间和空间。同样，中国需要积极发展周边关系为自己的和平崛起创造有利条件。具体而言，中国不能任由东北亚安全形势恶化下去，尤其不能因为朝鲜失去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更不能以中国国家信誉为代价。在处理与东南亚国家和南亚国家的关系时，中国往往有充当地区领导者的欲望。但中国常常忽略的一点在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和南亚国家的产业结构具有很高的相似性，这意味着中国与后者存在竞争关系。相比之下，日本成功地在东亚建立自己主导的垂直分工体系，而中国与日本在产业结构上具有互补性，因此中国在当前阶段积极参与东亚产业分工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从长远来看，中日合作有利于中国和东亚经济发展和安全环境。
但是也需要看到，俾斯麦外交政策的缺陷在于，过度地孤立法国使其不安全感和复仇情绪日益提升，促使法国构成了德国外部环境最危险的因素之一。从中得到的启示是，中国不能任由中日关系持续恶化。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势力存在的“七寸”，中国若想使得美国退出亚太，发展对日关系是必然的。相反，中日关系恶化必然进一步巩固美日同盟体系和推动日本重新武装的进程，也加剧其它东亚国家对中国的疑惧。当然，我并不是说当前中日关系的局面是由中国造成的，而是提醒中国必须审慎评估日本对华的重要意义。
中国当前最急迫的是解决国家的发展问题，因此需要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为中国解决发展问题创造时间和空间。但同时，中国需要意识到自身的崛起改变了该地区的权力格局，周边国家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因此，中国更要通过加强对话来让周边国家准确了解中国的国家意图，同时，也需要警惕国内激进民族主义势力所带来的风险。当前中国的确有战略透支的趋势，如果任由该趋势发展下去，中国很可能将重蹈德意志帝国的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