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国”为这些年轻人带来的不是胜利、荣耀和尊严，而是只有死亡。
时至今日，绝大部分人(不管来自哪里，具有怎样的文化背景，或对“伊斯兰国”及伊斯兰极端主义抱有何种立场)想必都会认可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曾在中东核心地区不可一世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正在快速走向衰亡。在伊拉克，面对伊拉克军队的持续进攻，“伊斯兰国”丢失最后的主要城市摩苏尔只是时间问题；在叙利亚，由于俄军的强力火力支援，叙政府军的军事行动顺利推进，在2016年年底完全拿下了北部重镇阿勒颇，“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可以视为低配版的“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则损兵折将(包括几个著名“网红”在内的重要头目相继被“斩首”)、连续失地，其在叙利亚的大本营拉卡已处于包围之中，颇有危如累卵之势。虽然“伊斯兰国”在相当不利的形势下仍能组织起一些取得成效的反扑，如从叙政府军手中重新夺回中部古城巴尔米拉，但这些反扑攻势归根结底只是杯水车薪，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其每况愈下的战局。在相对远离中东中心地带的利比亚，政府军也于去年12月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北部港口城市苏尔特，使其丧失全部固定控制区。概而言之，作为政权形式而存在的“伊斯兰国”已经不可能逃脱灭亡的命运，中东的地缘政治博弈当然会一直持续下去，但“伊斯兰国”显然已经快从主要“玩家”的阵营中出局了。
就现在看来，“伊斯兰国”的军事实力和组织能力并不像早先一些分析人士(很多还来自西方智库)描述的那么强大，在没有较强外部势力介入的情况下，其战场表现相对于多年镇暴、精疲力竭的叙利亚政府军和腐败丛生、士气低落的伊拉克军队似乎可圈可点；但在美、俄等世界强国军事介入后——相较于美国军事行动所带有的“面子工程”色彩，俄军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支持显然更为卖力，但两大国谁在打击“伊斯兰国”行动中功劳更大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伊斯兰国的战场优势即开始迅速丧失，最终落到了今天积重难返的田地，在这一点上，“伊斯兰国”并没有比萨达姆、卡扎菲、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表现出更强的反抗能力。
所以，真正应该引起人们思考的，不是“伊斯兰国”的战术、军事能力和政权组织特点，而是这样一个极端、暴力、鱼龙混杂且没有任何先进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伪装成国家形态的武装集团(西方语境常称之为“伪国家”，“pseudo-state”)，为什么能让几乎整个伊斯兰世界乃至西方发达国家的大批穆斯林青年(当然也包括一些持有极端立场的非穆斯林人士)趋之若鹜，“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概言之，“伊斯兰国”所具有的三个性质可以作为这个问题比较好的解答:第一是“反抗性”，“伊斯兰国”的上层人物和宣传机器一直不遗余力地把“伊斯兰国”宣扬为“正义的反抗者”，它既反抗巴沙尔·阿萨德这样的伊斯兰世界独裁者，反抗什叶派“异端”对逊尼派教众的排斥，也反抗非伊斯兰世界对伊斯兰世界的压迫，而在美欧等以基督教思想为基石的西方国家，穆斯林青年往往难以真正融入主流社会，他们常因被视为“他者”而感到愤懑不平，“伊斯兰国”宣扬的“反抗精神”正回应了他们发自心底的抗争诉求；第二是“流行性”，与其前辈“基地”组织一样，“伊斯兰国”的宣传者擅长利用facebook、youtube等新兴社交媒体，他们既熟悉年轻人的喜好和交流方式，也深谙新媒体传播学原理，像展示割喉、斩首、集体处决等反人类行径，虽让人们对其残酷的作风咋舌，但也起到了抓人眼球的突出媒体宣传效果，同时，青年又是一个容易互相影响、躁动跟风的群体，这在一定时期内就形成了参加“伊斯兰国”是一种时尚行为的舆论环境，在“不明真相”情况下加入“伊斯兰国”的年轻人并不在少数；第三是“宏大性”，在某些方面，“伊斯兰国”的思想体系显然比基地组织更加保守——如“基地”组织尚且呼吁伊斯兰世界不同教派的团结，而“伊斯兰国”则具有更强烈的逊尼派原教旨主义色彩，对什叶派采取敌视态度，但其在宏大叙事的构建上却是相当成功的，巴格达迪从一开始就宣称并不满足立国于中东，
而是要建立一个地跨亚欧的“大哈里发帝国”,这一目标的潜台词实际上就是伊斯兰世界的联合，以及伊斯兰世界对非伊斯兰世界所制定世界秩序的全面反抗(通过其定义的“进攻性圣战”来实现)，这种宏大的叙事手法为其参与者描绘出遥远而美好的图景，让他们相信自已是处于一项伟大事业的过程之中，从而获得更强烈的战斗热情，同时也变得更加狂热。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众多穆斯林青年对“伊斯兰国”表现出的兴趣和向往，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们对现有社会体系的深刻不满，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伊斯兰国家，生活在这些国家的穆斯林青年普遍感到迷茫、愤怒，他们想拥抱西方的先进文化，但又为自己的穆斯林身份所困；他们想回归伊斯兰式的生活，又发现自己对伊斯兰文化的真正传统知之甚少。持久的挫败感和疏离感让他们既看不到个人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对作为一个集合体的穆斯林群体的发展道路感到悲观。愤怒和仇恨总要找到发泄的渠道，就像青春期的年轻人总需要爱情，爱情不只带来欢愉，也会带来苦涩和失落。对于充满愤怒、迷茫的伊斯兰世界年轻人，“伊斯兰国”的出现正好起到了如爱情一般的致幻作用。这些生活并不如意的年轻人以为加入了“伊斯兰国”就是投入解放伊斯兰世界的“圣战”，找回自己的身份认同和人生价值，最终成为英雄般的殉教者，在天堂中获得永远的幸福。然而，一切构筑在虚像之上的壮美图景终究都会化为泡影，一个建立在落后意识形态之上却想从根本上颠覆国际体系的组织最终自然也只有失败一途，“伊斯兰国”为这些年轻人带来的不是胜利、荣耀和尊严，而是只有死亡。
有名言曰:“爱情是一场游戏，开始容易，结束很难。”(Loveisagame,Easytostart,Hardtofinish.)一场虚幻的爱情总会醒来，但要抹平一切痕迹却不容易。同样，“伊斯兰国”的灭亡固然不可逆转，但其影响并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无踪。一方面，战场失利、丧失大片控制地区的“伊斯兰国”正从“伪国家”向传统恐怖组织回归，组织成员通过发动更多的血腥恐怖袭击来“刷存在”，其行凶的地点遍布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土耳其、埃及乃至法、德等欧洲国家，既是报复，也是向世人宣示该组织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即使实体被削弱或消灭，“伊斯兰国”的“思想残留”仍能够持续发酵，通过互联网和新兴社交媒体等平台，其宣扬的极端主义思想仍在影响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青年，这些青年不会再前往中东参加“伊斯兰国”，甚至不会和任何极端组织进行实质性的联系，但他们却可能毫无怜悯和犹豫地实施“独狼”式恐怖袭击，他们原先的朋友和邻居，可能就是每一场新恐袭的牺牲者。可以说，只要伊斯兰世界不能从总体上的愤怒状态中解脱，“伊斯兰国”的“幽灵”，就将长期在全球各国徘徊，没有哪个主要国家能够独善其身。
从本质上说，伊斯兰文明圈的普遍愤怒源自于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间的“不调适性”，一方面随着现代化风潮对各种传统文化的消解和吞噬，穆斯林社会不得不承受来自外部世界越来越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伊斯兰世界于国际体系中又在遭受不断被边缘化的命运，特别是进入后冷战时期，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正在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一大背景下，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的摩擦进一步加剧，全球化的到来虽然扩大了不同国家和文化间的交流，但也增加了新的矛盾和冲突点，伊斯兰世界的“异质”色彩和“他者”身份在全球化时代反而显得更加突出。当前伊斯兰世界出现的极端化意识形态和恐怖主义浪潮，实际是这种“不调适性”不断深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在其他变革道路被堵死的情况下，一些伊斯兰主义者认为只有诉诸于暴力、流血和排他性的手段才能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内外部危机，把这一路线发展到极致的，就是“伊斯兰国”。然而，事实证明，“伊斯兰国”的所作所为不仅没有让穆斯林从“卡菲勒”(不信教者)的“压迫”下获得解放，反而进一步污名化了伊斯兰文明的内涵，增加了外界对穆斯林群体的不安和敌意，在很大程度上更加恶化了全球穆斯林的生存状态(近期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特朗普试图推行的“限穆令”)。在实现伊斯兰世界“解放”这一目标上，纳赛尔没有成功，萨达姆和卡扎菲没有成功，哈桑·班纳和赛义德·库特卜没有成功，本·拉登和扎瓦赫里没有成功，巴格达迪则更不可能成功。谬误的思想不可能催生正确的路线,从一开始就走在偏激、仇恨和报复之路上的“伊斯兰国”，归根到底只是一个以美妙的憧憬为开端、为其参加者带来了短暂幸福感但终究不会有任何结果的虚假“爱情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