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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三块地"改革关键是处理好农村宅基地的流转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7-03-05  来源:中国新闻艺术传媒网
核心提示:全国人大代表蔡继明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民进中央常委,一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经济学专家,以研究价值和分配理论知名。 他连续

    全国人大代表蔡继明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民进中央常委,一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经济学专家,以研究价值和分配理论知名。


       他连续几年的倡议在网上都引起非常高的关注,无论是废除“五一黄金周” 还是大声呼吁大量农民工进城,抑或是农村的繁荣谁来保证等,都让外界对他有了不同的认识。


       2017年两会,蔡继明带来了关于土地改革、扩大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流NPC&CPPCC两会专题代表委员访谈录转范围、推进城镇化进程改革、专车发展等8份建议。


>“三块地”改革:应扩大农村宅基地流转范围


       根据国土资源部最新数据,我国城镇用地合计91612平方公里,村庄用地为191158平方公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是城镇国有建设用地2倍以上,其中70%以上是宅基地,而全国总人口中56.1%的常住人口在城镇,只有43.9%的常住人口在农村,这说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特别是宅基地的利用效率是极低的,尤其是随着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落户,大量农村住宅和宅基地闲置,很多村成为空心村。


       “当前中国平均一户农村家庭耕作10亩地,这种规模在世界农业生产领域中几乎最小,不能保证让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蔡继明对记者表示。


       他认为,目前的“三块地”改革试点,只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村宅基地只能在集体所有制成员内部流转,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中真正属于经营性建设用地即乡镇和村办企业用地的只占10%,仅靠这么少量的农地入市,根本不足以构建竞争有序的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蔡继明认为,对于进城落户的农民工而言,老家的宅基地没用了,但让其白白让出来不大可能。宅基地如果可以抵押、出租、转让,赋予完整的物业权,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就有了一定的收入保障。


       蔡继明建议,适时调整城市土地公有制结构,降低乃至最终消除农民工进城落户门槛,保证到202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45%,同时解决1亿左右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市落户难题。


       “如果允许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在集体所有制成员之外流转,至少有三分之一闲置不用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以通过抵押担保、出租转让以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方式进入市场,那么城镇建设用地就可以增加70%以上。这样一来,不仅会拓宽农民财产收入的渠道,促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节约集约使用,而且会有效地遏制城镇房价的快速增长,有助于农民工进城落户,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蔡继明说。


>城镇化:超大城市应降低进城门槛


       “大城市不凸起,中小城市上不来,城市群就没有竞争力。我不赞成一味限制特大超大城市人口的数量。特别希望特大、超大城市张开怀抱,降低进城门槛。”蔡继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在蔡继明看来,大城市交通、环境等状况达到饱和时,城市人口自然向周边迁徙,形成城市群,这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不应该在进城门槛上给予太多限制。


       虽然当前北上广深等特大和超大城市的城市化率已经高达80%乃至90% 以上,但是城市化率从来不是一个区域概念,而是一个全国概念。特大和超大城市理应继续大力吸纳农业转移人口,为全国的新型城市化战略做出贡献。


       从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展望 2014版》提供的全球80年的数据(包括此前65年的经验数据和未来15年的预测)看,无论是大城市的数量和人口规模,还是大城市人口占城市人口及总人口的比重,都高于中小城市。


       因此,蔡继明在其两会建议中提出,当前大城市病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规划和治理存在问题。例如北京、上海的人口分布失衡是因为核心区域人口过密。作为北京的核心区域——五环内,集聚了北京市接近一半的常住人口。与面积接近的韩国首尔市、日本东京都区比较,北京的核心区域人口过密明显,需要严格控制。


       而被人关注最高的空气污染更多是区域性的产业结构、环保治理问题。一方面,这与产业结构关系密切,天津重工业发达,河北为钢铁大省,京津冀地区单位面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排放量分别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4倍和5倍。另一方面,与国际比较,我国的环保标准明显较低,还有一些高污染企业对环境监察阳奉阴违,不按规定排放污染物。


       他建议,目前正在实施的特大、超大城市的积分落户政策应着眼于调整人口分布,而不应成为控制人口总量的手段。


>专车管理:非本地户籍市民应享有同等从业权力


       谈到专车问题时,蔡继明表示,“建议给予非本地户籍市民同等的从业权利,取消网约车司机考试,改进网约车管理模式,取消要求网约车安装车载设备的要求,借鉴网约车发展经验,以改革促进出租车行业转型升级。”


       蔡继明称,近年来,我国“互联网 +”新兴业态呈现出活力迸发、引领世界的可喜局面,特别是以网约车为代表的“互联网 +”便捷交通新业态迅猛发展,人民群众出行方式实现创新,解决了以往打车难的痼疾,深受群众欢迎。但是,对网约车的户籍限制有悖于市场经济和公平就业原则。


       蔡继明认为,对网约车轴距、排量等的限制,应契合绿色出行的环保理念,应大力提倡拼车、顺风车,提高车辆利用效率。建议网约车车龄不超过8年,燃油车轴距不小于2600毫米,排量不小于 1.6L/1.4T,车价不低于本地出租车车型。


       自2016年底以来,全国已经有60多个城市出台了网约车管理措施。在因城施策的原则下,各地出台的网约车新政“版本”差别很大,但是都肯定了网约车的合法地位。而上海和北京这两个最受关注的城市,网约车新政因要求“沪人沪车”和“京户京牌”且对车辆的轴距、排量限制较高而被称为最严新政。


       蔡继明建议,要设置合理过渡期,实现网约车新政的平稳过渡。目前各地政策对网约车门槛要求远高于实际运营车辆,必然推高成本,将使打车费用翻倍,同时造成网约车有效供给大幅度减少,导致“黑车”重新泛滥。


       “建议每月定量疏导一定比例的不合资质司机退出本地运营,同步调节网约车运力减损和补充,用2~3年的时间完全实现地方新政细则的资质要求,避免新政出台对司机就业和消费者出行造成突发性的巨大冲击。出台综合措施鼓励顺风车发展。”蔡继明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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