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3月16日文章,原题:澳大利亚有必要郑重反思我们对待盟友的方式 1973年4月,我前往北京,怀揣着一份如今已成为历史性文件的信函;这份8页的信函是时任总理高夫·惠特拉姆交给我的,而我当时是驻华大使。它讲到了澳发展对华关系的构想,以及我们的长远目标。
这份历史性文件的主旨仍然切中如今的现实。高夫写道:“我们寻求在友好、合作和互信的基础上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与我们已经拥有或寻求与其他大国(暗指美国,英国以及日本)发展关系相当的那种关系。”它意味着在政府和社会方面相当的熟悉,差不多的亲密、亲近和信任,以及施加影响的潜力。在高夫看来,还有能够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以及能够说“不”。但澳大利亚从未与中国发展出这种“相当的”关系。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华关系“与我们已经拥有或寻求与其他大国发展的那种关系相当”。为什么?因为我们如今活在一个“中国世界”。但我们的对华关系与此不相匹配。
在亚洲,我们开始迈入一个新的时代,它或许可被称为“中国时代”。这个事实不仅涉及中国的财富和权力,还有影响——政治和社会的,不仅仅是经济的。中国融资、修建和获得基础设施的影响力;中国游客、商人、学生和移民的影响;庞大的资金外流的影响;中国人带来的文化,包括商业文化的影响;中国国家主导的活动及其寻求重新激发华人的中国意识,对我们国内社会的影响。
现在,这种影响大多数是友善的,对我们有益和受欢迎的。澳大利亚政界似乎对此没有做好准备。他们往往拒绝承认中国的影响力。现在,我们必须甩掉依赖美国的精神包袱,这样我们才能看清楚中国,从我们的国家利益角度理解中国,按照我们的条件与之打交道。现在是我们而非美国活在“中国世界”里,是我们不得不设法应对其带来的冲击。(作者史蒂芬·菲兹杰拉德,乔恒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