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发生的系列恐袭事件令法国以及巴黎进入二战后“最不安全”的时期。
“148路公车每日循环往复经过的路线无法为已经发生的杀戮提供注解，然而透过它却得以一窥那些被社会抛下的人们的失落与愤懑”
【当地时间3月1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位于巴黎的办公室发生邮件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一人受伤。警方消息人士表示，为安全起见，已经疏散了大楼内的人员。。
2015年11月13日，法国巴黎遭遇连环恐怖袭击，巴塔克兰剧院死伤人数最多。德国《明镜》周刊记者Alexander Smoltczyk与Maurice Weiss在巴塔克兰剧场惨案后，重新复盘了施暴者萨米•阿米莫尔（Samy Amimour）作为148路公车司机在巴黎的生活轨迹。阿米莫尔参与的这次恐怖袭击共造成129人死亡，352人受伤，他本人在袭击中死于自杀性爆炸。】
巴黎的148路公车很准时，常常挤满乘客，载着人一路经过郊区的博比尼（Bobigny）、德朗西（Drancy）和勒布朗-梅尼尔（Le Blanc-Mesnil）。在巴黎，约有八成居民不住在城市中心。这条公车线路在郊区经过的全程约8公里，那里已经成了各个族裔，讲着各种语言，拥有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们的避难所，大家早就对法国首都的生活成本不堪重负。
这就是萨米·阿米莫尔（Samy Amimour）生活的地方。2015年11月13日，他和其他几人一起在一场摇滚音乐会上射杀了89人，那些遇难者大多与他年龄相仿。惨案之前，阿米莫尔另外的身份是驾驶148路公车的司机。他是巴黎大众运输公司的职员（RATP）。
阿米莫尔当了14个月司机，期间他驾驶着148路可能近千次往返在第三票价区，从Bobigny-Pablo Picasso站，到航空航天博物馆站。他一定对一路所经车站熟稔于心：Danton站、Libération站、Division Leclerc.站。它们都是依照法国英雄的名字命名的。不断重复播报起的站名就像反复吟唱起的法兰西共和国颂歌，也像对上帝的呼唤。然而阿米莫尔——原先的公车司机，如今的杀人狂魔——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巴塔克兰剧院（Bataclan Theatre）成了他的最终目的地。
148路公车每日循环往复经过的路线无法为已经发生的杀戮提供注解，然而透过它却得以一窥那些被社会抛下的人们的失落与愤懑。不管是否情愿，都无法改变他们身为法国公民的事实。而对这些共和国自豪的公民们而言，他们崇敬的上帝已经成为国家的“陌生人”——整个法国惊惧不已，旅途不知将会把它带往何处。
1.在终点站Bobigny-Pablo Picasso，司机换班前都喜欢聚在车站附近的Café des Bus咖啡店，那里的咖啡比休息室的味道好些。一群士兵从商场底下的停车场里钻了出来。这座建筑看起来透着一股邪气，混凝土墙壁污糟糟一片。士兵们挂着冲锋枪，神色紧张，好像随时准备投入一场街头战斗。然而附近没有任何人在意他们的出现，父母们正赶着把孩子送去幼儿园。
格棱·杜麦尼（Ghislaine Dumesnil）已经在巴黎郊区当了16年司机。“巴黎大众运输公司是我的梦想，”她说，“我自己付钱学了驾驶证，想要证明女人也可以像男人一样驾车。”对杜麦尼来说，运输公司就像个社区。“人们会相互亲吻着问好，”杜麦尼记得，“直到有一天早晨，一位同事拒绝跟我握手，接着是另一个，因为这不符合他们信仰的规矩。你现在去到休息室，没有人会再跟你问好，就像你根本不在那儿一样。”
2005年的法国骚乱过后，巴黎大众运输公司决定雇佣更多本地人。骚乱发生时，整个巴黎郊区就像烧了起来，CNN派来了记者，如同这里是战场一样。自阿尔及利亚战争后，法国第一次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况。
就像她的父母一样，杜麦尼也是法国总工会的会员。从孩童时起，她就会帮忙发传单。“如果有人因为觉到女人是肮脏的或者是低人一等的而拒绝跟她们握手，那么接下来轮到的就是同性恋者或者有色人种，”她说，“我们好不容易才能当上司机，而现在他们（移民）带着自己的意识形态，一路来到这里，就想抢走我的工作跟生活？”
车里的乘客推推搡搡，还挤进了几辆婴儿车。“门！当心门！”从第一站Maurice Thorez起，148路公车就好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世界的真实维度——很多亚洲人，很多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却没什么“高卢人”。有着杜邦，或者杜勒这样名字的“高卢人”很多都从未踏足过像博比尼或者德朗西这样的地方。
除了战争年代，这里的市政厅自1919年以来就一直由共产党人把持。法国的这些地方，巴黎市郊的边缘，往往被称作“红色地带”，共产主义在这里扎根很深——甚至在苏联垮台后它们还苟延残喘了很久。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直到1960年代还是法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斯大林在法国的亲信。如今在乌克兰的分离主义地区甚至还有一座城市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然而在巴黎郊区，他的名字早已被人遗忘，但在一些招贴海报或是墙壁上还能看到他的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法国人的法国（France for the French）。
让年轻人都能有份工作是长久以来法国的困扰。“他们（年轻人）找到我们，”社工Carole Soucaille说，有些人甚至都没来得及吃早餐或是午餐。他们被各种各样问题困扰着，付不起房租，没有驾驶证，名字的姓氏一听就像是从贫民窟来的。”
走廊里贴着一些宣传单，标题美好地写着:“现金”，“保安培训”或是“扫盲”。正是通过这样的培训，阿米莫尔才得以成为公车司机。
Soucaille慢慢在她面前画了一个四方形，试图用指向它的箭头来表示阿米莫尔的人生。“我们为萨米做了很多，公寓、驾驶证……他的家人很棒，他的母亲在阿尔及利亚时就是杰出的女权主义者，他的姐妹在青年中心当老师，接着——”箭头停在了四方形处，“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Soucaille认为即便是在巴黎郊区大部分人也只是想要过平常人的生活。“总有各式各样来自外界的干扰。有人会在清真寺、监狱或者网路上针对他们。这些年轻人的内心很脆弱。”
“有时，”穿着牛仔裤，扎起头发的Soucaille说，“来到这里的人不懂英文，没有驾驶证，甚至没有任何技能证明，但还是坚持要找工作，”她停顿了几秒，“就像在机场，你不得不需要一辆行李车那样。”
那不是什么好事，她说，原本应该充满希望的年轻一代如今却忧心忡忡。“他们的父母明白当年为什么要离开马格里布地区（Maghreb region），而他们的孩子却对此一无所知。”最终，她接着道，这些问题的根源一直可以追溯到法国与其前殖民地的关系上，“阿尔及利亚。每当人们在法国需要对什么事格外小心谨慎，答案总是阿尔及利亚。”她指的是那场血腥的战争，换来了前法国殖民地的独立，却也夺走了30万人的生命。
2.Escadrille Normandie-Niéman车站附近是法国-穆斯林阿维森纳医院（Franco-Muslim Avicenna hospital）。它建于1930年代，最初是为效忠法国的“哈基”（Harki）服务的。“哈基”指的是法国的穆斯林，他们不单单是阿尔及利亚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突尼斯人和摩洛哥人也都在凡尔登并肩为法国而战。
Rue Rameau附近一栋公屋的三层是法国最著名“战士”的诞生地。故事的主角是一位身材矮小，好争论，但战无不胜的平民英雄：阿斯泰利克斯（Asterix）。正是在这里，能够望见一片穆斯林墓地的地方，漫画家阿尔伯特·乌德佐（Alberto Uderzo）第一次创作出了高卢漫画里的英雄人物。
“有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乌德佐是谁，”如今住在这里的玛丽莲·沙金（Marilyn Sargin）说。“我的丈夫从他的父母那儿继承了这栋公寓，”她解释。沙金的父母是从伊拉克走出的基督徒。她最好的朋友Nyouma差点就在2015年11月13日的恐怖袭击中丧生。那时她正跟朋友在小柬埔寨餐馆（Le Petit Cambodge）吃饭，有15人在那里的袭击中死去。
几年前，阿维森纳医院里的穆斯林墓地附近曾发现了一片高卢人墓地，穆斯林的旁边埋葬着高卢人，高卢人的旁边躺着着穆斯林。
3.148路公车经过的一路，城市景观一应俱全。公屋的附近有养老院，仓库，高速公路，还有一间尼尔森·曼德拉学校（Nelson Mandela School）。这是没有确定身份的地方——城市的限速标志不再能够区分开不同自治区的边界，反而像博比尼、德朗西、勒布朗-梅尼尔的生长却甚为自然，随意。
穿过不同社区的街道的名字既悲戚又感人。有的地方被命名为列宁与圣·贾斯特街（Lenin and Saint Just），用以纪念公正与勤勉（圣·贾斯特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军官与政党领袖）；有的地方则是由抵抗战士、工会领袖、自由主义者、政党书记、铁路工人英雄、为正义而献身的烈士、被驱逐者，以及革命烈士的名字命名的。他们是历史在费尽周折之后存留下的纪念碑，对今世仍有意义。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恐怖分子依旧需要为自己的行动找寻理由，暴力袭击的目标是政府而非无辜的平民——后者可能是在任何夜晚出没在任何地方的无辜者。在他们生活的时代，我们多少能够找出一些逻辑与行为上的统一与连贯性，从罗伯斯庇尔到列宁，从阿斯泰利克斯到夏尔·戴高乐。而这段历史对萨米·阿米莫尔而言，却无疑太过遥远了。
148路公车经过的下一站是Danton。法国右翼政党国民阵线（The Front Nation）原本不太可能在这里开设他们的办公室，但在最近的地区选举中，极右翼女性领导人玛琳·勒庞（Marine Le Pen）在郊区得到的选票几乎是左翼候选人的两倍。极右翼政党在法国一直没什么“市场”，最多只是在选举日才能露一下脸。极右翼势力一直是共和国的敌人。然而如今，他们却担纲起了国家捍卫者的角色，打出的竞选口号是“郊区爱国主义”。
阿米莫尔住过的公寓就在市政厅Mairie de Drancy附近，信箱上还留着他的名字。根据警方消息，他的房间里还保留着诸如《L'Equipe》和《France Footb》体育报。她的母亲曾在本地选举中为现任市长出过力，而他的父亲甚至为阻止儿子一路追到了叙利亚。他不想放弃自己的孩子。当他最终找到萨米时，这位日后的恐怖分子言辞凿凿地告诉父亲，他已经有了新的家庭。
在巴黎郊区的家中，阿米莫尔可以从他的房间看到公屋办事处外一整幅德拉克罗瓦（Delacroix）的画作——《自由引导人民》。画面上堆积着层层叠叠的尸体，人们高举火药与来复枪。“七月革命”后，法国很快颁布了1798年《人权宣言》，其中提到：“任何主权国家的基本原则均掌握在国民之手。”而非上帝或者阿拉。
4.公车经过的下一站是Cimetière de Drancy。“我们失去了萨米，”德朗西的阿訇Hassen Chalghoumi说。“他的母亲早在2012年时就向我寻求建议，”他解释，“我告诉她，她应该把这件事告诉国家情报局。萨米受到过审问，还被没收了护照。他是在没有护照的情况下前往叙利亚的。我们失去了太多这样的年轻人。”
Chalghoumi是在法国以及法国价值的框架下解读伊斯兰教义的。他也会跟犹太拉比或者牧师见面。他将这个国家以及它所推崇的价值视为一种机遇，然而却为这种包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现在他讲经时必须穿着防弹衣。
Chalghoumi出生在突尼斯。他身材高大，语调沉静，却不妨碍他是个健谈的人。他的胡须刮得很干净，只在脸颊处保留了一些络腮胡。很多在法国有影响力的穆斯林权威都看不起Chalghoumi，称他是“通敌者”，或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甜心”。2011年，当他公开赞成法国参议院通过的“禁止在公共场合蒙面”条款后，他的反对者们在德朗西的清真寺外日复一日叫嚣着这些口号。“情况实在糟糕透了，特别是我的人家，”他说，“伊斯兰主义者在这个地区分发传单和录像带，萨米·阿米莫尔就是在那个时候跟他们搭上关系的。”
Chalghoumi说，去年11月13日的恐怖袭击后他没有睡过一天好觉。“我搬过好几次家。邻居们也都搬走了。最近我被一间餐厅‘请’了出来。餐馆老板说，其他的食客不欢迎我在那里吃饭。”当Chalghoumi需要上街的时候——当然绝大部分时候他都避免这样做，身边跟着五位警察精英，所有人都端着随时就能发动射击的半自动武器。乍一看，你以为这是在巴格达，或者是“绿区”（the Green Zone），可事实上这里是巴黎。在2016年，法国各个地方穆斯林改革派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而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一向以捍卫人权而觉到自豪。
“整个国家都觉到了恐惧，”阿訇说，“每个人都知道在巴黎郊区有军需库，但这个国家的愚钝——对殖民地的受害者们，使它无动于衷。法国人民也完全袖手旁观，每个人都害怕极了。”
阿訇出入的地方与公车司机阿米莫尔常有重合。正是在148路公车上，Chalghoumi开始了他的“老大哥”（Grand Frères）计划。“我们设法聚起了有些年纪的人，并且告诉年轻人他们应该考虑接受职业培训，”他解释，“这一切都是在148路公车上发生的。”
在Rue Henri Rouanet的Collège Anatole法国学校里，立着一块写有“世俗宪章”的告示牌。那是从2013年起，法国政府在各学校间推行的。根据它的15项条款，在学校进行任何宗教行为都是不允许的，也不准因宗教原因请假缺席课程。显然任何宗教的象征或者服饰也被禁止了。“伊斯兰国”称“世俗宪章”充满“狂热”（fanaticism）。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显得困惑不已。
“有个学生问我，她可不可以在作文中使用‘教堂’这个词，尽管她尝试描述的只是一条村庄，”克里斯蒂安娜说。她出生在德国的巴登·符腾堡州（Baden-Württemberg），现今在巴黎郊区的学校教授英文和德文。她拒绝了在访问中透露自己的姓氏。世俗主义的观点想要把教堂这样的叙述排除在公立学校之外，然而这些日子以来，却让人觉到宗教上的中立反而成了强调信仰的纹身。不过伊斯兰主义者们早就已经把牧师形容成了妖怪。
“我在教书的时候，有时没有一个学生愿意承认自己是法国人，”克里斯蒂安娜说，“有些学生仅是从电视上看过所谓的‘法国人’。即使他们出生在这里，他们依旧称自己是阿尔及利亚人，库尔德人，或者是马里人。”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数据显示在欧盟所有国家中，法国是最为多元化的。在第二代移民中，44%的北非人与非法国国籍的移民联姻，但这丝毫没有改变昔日的仇敌之间能够生出更多理解与包容。也没有能够阻止萨米·阿米莫尔行动的脚步。
5.看似绵延不尽的铁路货运站的另一侧是叫作Roger Salomon的地方。那里有一间Café Le Moderne咖啡店，墙上挂着切·格瓦拉的相片。两位巴黎城市公园管理处的雇员正在吧台边休息，随手翻着体育博彩杂志《Paris Turf》。
电视上，一位前政府部长正掷地有声地讲着伊斯兰主义是“二分之三人口的直接威胁”。“再来一杯，阿扎德，”其中一位市政人员说，扬了扬手中的espresso咖啡杯。25岁的阿扎德是老板的儿子，库尔德人。他乐衷谈论政治，每当话题转换到库尔德人，就会立刻转换到第一人称。“如果没有库尔德工人党（Kurdistan Worker's Party），”他说，“我们早晚也会变成伊斯兰主义者的。”
“法国从来没有为阿尔及利亚战争道过歉，”阿扎德的头埋在浓缩咖啡机前升起的一阵水汽里。这正是他的一些顾客从来不会拾起法国国旗挥舞的原因，他补充，不管发生的袭击有多恐怖。
“已经不会再有工人运动了。保守的中产阶级占领了巴黎郊区。那里已经没有工人了。所有的都成了一团糟。我甚至亲眼看过留着胡子的男人张贴着人民运动联盟（the Union for a Popular Movement）保守派候选人Thierry Meignen的海报，只因为他承诺会帮助修建一座清真寺。”这最终使得中产阶级在80年里第一次得以有机会入驻市政厅。“让我告诉你吧，”阿扎德说，“清真寺摧毁了我们的国家，他们从我们手上偷走了（法国）革命的成果。”
巴黎郊区与1970年代或是1980年代纽约的布朗克斯（Bronx）不同。大部分街灯都好好亮着，体面的妇女在灯柱上贴着通知，上面写的往往是：“寻找昨夜走失的灰耳朵小猫咪”。公车经过的是在建造上颇为讲究的房子，安度晚年的绝佳之处，门前还有修剪整齐的灌木丛。这里曾经住过数千名雷诺工厂工人，接着到来的是巴基斯坦人、保加利亚人和中国人。很多移民都把选票投给了国民阵线，后者正希望借此把自己送进Hôtel de Ville du Blanc-Mesnil——这也是148路公车的停靠站。
不管在任何场合，Thierry Meignen都是很有存在感的人物。他精力充沛，走路很快。市政厅是在1960年代由一群共产党人建造起来的，并将此视之为他们的终极城堡。
当Meignen有一日得以坐镇其中，很多人都以为这简直是个玩笑。他称自己是“极右翼候选人”占领了极富历史意义的极左根据地。
“市政厅是共产党揽钱的水龙头，它（共产党）一向都喜欢互相输送好处，搞威胁，搞不透明结盟，” Meignen说。他是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所在政党的一员，开的是奔驰跑车，曾为法国情报机构服务。“有些人可能嗅到了一丝火药味，”他说，“但很多人从很早之前就了解我，他们知道我不是魔鬼。他们需要的是改变。共产党人认为只要他们扮演起抵抗者的角色就能够始终占有市政厅。”
新市长决定大幅削减水价。他要求当地的警员骑着自行车上街巡视，还装上了大量监控摄像头。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副法国左翼领袖的画像，但在它的前面已经堆放起一盆植物以阻挡人们的视线。当然，他信守了自己的承诺，在当地建起了一座清真寺。
“左派之所以失去郊区人民的支持还有一个原因，他们忽视了宗教的重要性，” Meignen说，“他们的竞选主要围绕世俗主义和性别议题， 就好像在说：‘就算救世主有时也想涂个唇膏才上街’那样。而一旦涉及宗教议题，很多穆斯林跟我们基督徒在想法上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有两位勒布朗-梅尼尔的居民死在了巴塔克兰剧院。还有第三位正躺在医院里。他是一位时装设计师——少有的能够逃离边缘郊区在巴黎扎下了根的人。
6.在抵达Libération站前，148路公车经过了门牌133号的房子。这里最近有了新的主人，来自保加利亚的一家人。最早盖起这栋房子的是人称“犹太公牛”的Sammy Ghozlan，他最近搬去了——以色列。作为警察局长，他因为工作得罪了太多人。最后一次是在一名枪手在巴黎东部血洗一间犹太超市的几天前。
那件事之后，Ghozlan打包了自己的行李。“最好在我还有自由的时候就选择离开，好过挨到不得不走的那一刻，”他在以色列中部城市内坦亚（Netanya）那端的电话里说。人们曾经是相互尊重的，他说，“每年的7月14日，国庆假期那天，犹太拉比会帮助宣读伊斯兰阿訇的演讲，因为阿訇不会讲法文。”社区里，不管是阿尔及利亚人、犹太人、高卢人，或者穆斯林，大家都一样。
但人们已经变了，Ghozlan说，“我停在自己车道上的车被人烧了。整个国家都怕得心惊胆颤。越来越多的学校、警察局办公室和超市需要被纳入监控。对我们犹太人的保护太少了。我很忧虑，很怀疑犹太人在法国还会不会有将来。”
去年，有近8000位法国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成为2015年以色列数目最庞大的移民群体。
作为一名年轻的警察，与Ghozlan共事的是同时参加反犹暴动的同事。“我是直到最近才知道的。人们一般不会提起这些。”
7.公车停下一站又一站，道路逐渐成为战争英雄和国家烈士的画廊。比如Division Leclerc是根据1944年解放巴黎的法国第二装甲师的长官的名字命名的。148路公车沿着共和国的神话前行，又将它们一一甩在身后，包括夏尔·戴高乐和数位抵抗德国占领的军官。
在法国，公屋项目被称为“低租金住房制度”（HLM）。在法国大大小小的城镇里，这是先进社会的最基本象征：提供给工人阶级的体面又廉价的房屋。从148路经过途中的几百米开外就能够见到HLM的尖顶。那是Cité de la Muette，最早在1930年代为巴黎公车司机和他们的家人建造的。
不过公车司机大多偏爱住在小型房屋，于是直到1939年这里成为监狱前，一直都是空置的。为了隔绝这片U型建筑，它的四周竖起了铁丝网。1940年6月，德国人征用了Cité，一开始用作俘虏营，后来成为集中营。最终，约6万3千名犹太人将被囚禁在这处郊区的建筑内。
在Le Bourget站，有驶往奥斯维辛（Auschwitz）、索比堡（Sobibor）和马伊达内克（Majdanek）的火车车站。当年把犹太人装进车厢后，人们闲下来时很可能就会去附近的Le Moderne喝杯咖啡或是苹果白兰地。一切都原封不动留在那里：铁轨、车站大楼、Cité de la Muette。唯一消失不见的，是巴黎的犹太人。
原先的集中营如今已是公屋。改装工程很简单——拆掉四周的铁丝网就大功告成。最早搬进Cité de la Muette的是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后来是被送回来的法国难民，再后来是来自前殖民地的移民——先是北非，再是马里，再是塞内加尔人，而后是来自象牙海岸的移民，直到今日仍在持续。
Avenue des Cosmonautes大街上，可以看到留着胡子的年轻人，裤管塞进袜子里，长袍一直拖到脚踝。祷告时间，清真寺里常常挤满了人。
Bashir Hacheh根本看不起从德朗西来的阿訇。“他太过谦逊，总在为自己辩护。我从不需要为自己辩护，我为自己的信仰而自豪。我每天祈祷五次。为什么？因为来自对阿拉的恐惧。”
“共和国的价值，那究竟是什么？”他反问。是《查理周刊》里那些标榜自由派的讽刺家吗？还是说不管哪个总统候选人当选都没什么两样？还是说口口声声的友爱之情能被当成社会福利？
然而令Hacheh忧心忡忡的是，所有的事都混淆到了一起。他认为无论哪个穆斯林都处于外人怀疑的眼光之中。市长给了他一份运动员教练的工作，主要负责管理一群年轻人。他想要换更大的汽车，想要负担得起付费电视。Hacheh或许真的相信天堂，但当下他很享受每个周六的晚上躺在沙发看天空卫视的足球转播。
8.下一站是V. I. Lénine，以罗马字母开头的车站。
退休小学教师Yvette Sauvage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魔鬼，因此她从不担心自己居住的高楼位于车站正后方，被人称作“地狱之塔”的地方。
高楼的入口处堆满垃圾，毒贩望着进进出出的人。“是的，有那么几个年轻人，总在等着他们的客人上门。但对像我这样的老太婆，他们可是彬彬有礼的。”Sauvage说。她今年已经85岁。
Sauvage记得在60年代中期这里建起高楼前，四周还是荒野一片。她的一生几乎都是在Cité度过的。如今，她是在楼里住的唯一的“高卢人”。“我喜欢住在这里，”她说。她不怎么中意乡村生活，或是几个老人总能在一起聚聚。她有时发出细小的笑声，几乎不容易察觉。
她在市政厅代表共产党工作了超过三十年。Sauvage讲起她和其他党员们是怎样在Avenue des Cosmonautes徒手建起了一座公园。他们铲平了土地，划下了基准线，为种植物挖出了坑洞。他们用法国前共产党总书记雅克·杜克洛（Jacques Duclos）的名字命名了这个公园。“接着非洲人来了，接着……”她屏住了呼吸，“他们……他们不懂……”又是一阵停顿。如今人们总是要很小心自己的措辞，她说。
Sauvage一辈子都在教人，这就像是她的宗教。如今，她仍在这栋高楼里教法文，有时也会分发些传单。每当她这么做时，都会为身边的男人们露出的怀疑眼光而感到震惊。“他们怀疑我们的目的。他们不相信任何事，他们甚至不相信自己。”她说。
在2005年的骚乱中，Sauvage站在自己家的窗前看着十几岁的孩子和年轻人推到了当地的公共活动中心。“他们烧毁了一切，不管有意义的，没意义的，”她说。失业实在是个大问题，她又补充。“没有人记得这里原来是什么样子的了。他们完全不在意我们这些左派曾经对这里的贡献。好吧，事情常常就是这样的吧。”笑容又重新回到了她的脸上。
Sauvage很少为这些事烦心，直到有一次一位女性走向她，“她告诉我，杜克洛公园根本不是市政局建的，那是上帝建的。”
9.148路的最后一站是Rue des Martyrs de la Déportation，名字纪念的是被纳粹驱逐的受害者。在修剪整齐的树木后，一架旧战斗机立在生殖器形状的一栋建筑旁，那里是航空航天博物馆。148路熄灭了发动机，原地休整着。
Hassen Chalghoumi，那位阿訇，最后决定在这个地方拍摄他的肖像。148路公车经过的其他任何车站对他来说都很危险。护送他的三辆汽车停下后，保镖端起半自动武器守卫着附近的安全。“这可不是个好地方，”他们中的负责人喊道。他望向附近建筑物的窗户。什么人都看不到。
在保镖发出信号后，Chalghoumi下了车，站到了公车站牌附近。拍照只用了极短的时间，随后车队就绝尘而去。Chalghoumi是个有信仰的人，在巴黎郊区主张包容的人，而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他必须得到森严的保卫，就好像他是个反黑手党人法官那样。最后握过手后，他消失了。
148路公车调转了车头，往回开去。从终点站Bobigny-Pablo Picasso到另一端的终点站间，一共是8公里。它驶过的路线，就像一把割开城市的尖刀，划过城市边缘，一站又一站，纪念着业已死去的一个又一个名字。从Danton，到Thorez，到Lenin。148路不断前行，就这样来来回回，循环往复，但坐在方向盘前的，再也没有萨米·阿米莫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