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摘編如下：
近日，法國《費加羅報》記者發表了一篇關於華人社會、華人企業的相關報導，報導稱，華人企業使用黑工、偷稅漏稅，使用不公平的手段賺黑錢。
普拉托可以稱作是歐洲社會的一種特殊現象，一個不如中國縣城大小的城市竟然受到了全世界的關注。 普拉托的華人無論按人口比例、按地域面積人口佔有率、按產品的社會知名度及所為社會創造的價值在歐洲任何華人聚集區均無法比擬。 由此受到西方社會和媒體的關注不足為奇。
早在2010年，美國一家知名媒體針對普拉托華人社會曾撰文「普拉托華人玷污了義大利製造」，稱普拉托華人模糊了「義大利製造」和「中國製造」，破壞了義大利的高品質市場，把普拉托這個曾經的「歐洲紡織中心」變成了一個低端服裝加工城。
報導稱，義大利普拉托本是一個高品質時尚商品製造地，但近年來大批華人移民來到這裡。 依靠逃稅和規避當局某些管制讓自己的商業得到極大發展，卻讓當地商業陷入「無可挽救」的地步。 令當地居民產生了對華人移民和經濟的綜合恐懼。
2014年，德國時代週刊記者安德列-默里克也曾來到普拉托，用西方記者的眼光來探秘普拉托華人社會。 他在報導中說，普拉托華人服裝業有別于其它地區的同業，首先普拉托華人服裝業產品定位在中低檔，以低成本形式參與市場競爭；其二，普拉托的紡織服裝產品代表著歐洲的時尚；其三，普拉托華人企業服裝生產週期時間短，可以隨季節變化隨時調整；其四，普拉托華人生產的服裝是正宗的「義大利製造」。 這四點是提升普拉托華人企業競爭力的關鍵。
默里克在報導中還說，很多人質疑為什麼普拉托短短十幾年華人的數量會增長如此之快？ 華人從作坊式的加工廠瞬間卻變成了紡織品服裝市場的重要操手？ 應該說，華人勤勞、迎合市場需求能力是一個方面，這與當地的政策和社會經濟的需求是分不開。
默里克強調，普拉托華人經濟在當地社會經濟中所佔有的比重，根據華人經濟的發展趨勢將會越來越大。 從目前看，華人幾乎操控了普拉托的服裝紡織品市場的60%以上份額，其發揮的作用和影響絕不可低估。 正像托斯卡納大區主席羅西假想的那樣，假如現在普拉托的華人全部離開，普拉托經濟將會受到極大影響，城市將有變為「鬼城」之險。
義大利「晚郵報」記者喬治·貝爾納迪尼在採訪普拉托的過程中，廣泛接觸了普拉托華僑華人第一、第二代移民。
貝爾納迪尼認為，華人移民對社會的整體貢獻是不容置疑的，我不否認華人移民和當地居民存在著隔閡與矛盾。 這是兩種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在意識形態中所產生的某種碰撞。 應該相信，普拉托是一個包容的社會，特別是第二代、第三代華人移民，他們已經把自己視為普拉托的一分子，他們在這裡出生、成長，與當地民眾有著深厚的感情，他們把普拉托視為就是自己的家。
貝爾納迪尼在文章中說，普拉托第一代華人移民永遠都會把他們生活的這塊土地視為自己的第二故鄉，在他們的心目中抹不掉的是哪種葉落歸根的想法，他們靈魂深處的故鄉就是遙遠的東方——中國。
貝爾納迪尼表示，我雖然不是社會和心理學工作者。 但我深信，出現在第一代華人移民身上的問題，在第二代、第三代華人移民身上會大有改觀。 因為第二代、第三代華人移民他們的處事風格和思維意識與他們父輩截然不同，他們和當地人有著與生俱來的默契，完全可以主動融入義大利社會。
貝爾納迪尼文章最後強調，意中兩國是傳統友好國家，經濟上有著很強的互��性。 儘管移民經濟在義大利國民經濟中佔有的比例微乎其微。 但華人移民為推動兩國民間交流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相信第二代、第三代移民的成長，將會徹底改觀華人移民的現狀，對義大利的社會進步、乃至經濟的發展都會產生積極的作用。
現在我們在看法國《費加羅報》記者所說，官方數字顯示，普拉托有25000中國人，如果加上沒有合法身份的黑工，華人數量應該是官方數位的一倍，相當於當地居民總數的五分之一。 普拉托有5600家華人紡織企業，這些華人企業創造的價值相當於當地國民生產總值的21%。 而他們的繁榮主要來自低廉的勞動成本和普遍逃稅。
《費加羅報》記者還寫道，在70年代，普拉托曾經是歐洲工業園區的典型，曾象徵著義大利發展模式的成功。 如今，普拉托近郊百余公頃的工業園區，基本上被書寫著中意文名稱的公司全部佔據。 華人用積攢的現金去購買土地、倉庫、豪華汽車甚至高價房。 普拉托工業園區完完全全的辦成了華人工業區。
毋庸置疑，多少年來，對於普拉托華人社會現象無論是民眾、還是媒體始終褒貶不一，華人的貢獻從沒有被全盤否認；華人的不足、華人社會存在的問題，卻成為了民眾和媒體指責華人的軟肋。
面對媒體的指責、民眾的不滿，華人不應一味的說人家完全是雞蛋裡挑骨頭，華人社會需正視自身的不足，應該發揮獨有的特殊優勢，在發展自身經濟的同時，積極回饋社會，充分展示華人社會陽光的一面。 任何人都無法否認，在歐債危機的大環境下，義大利經濟整體萎靡不振的時刻，普拉托的經濟卻逆勢增長，這些成績離不開華人的貢獻，是任何人也無法摸掉的事實。 (博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