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改革开放初期，国门打开，饱受“文革”动乱之苦的社会又面临着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冲击。大量回城的知青成了待业青年，游手好闲，又处于躁动的年龄，社会治安一年比一年差。在“文革”打砸抢烧的无政府主义遗毒的影响下，影响恶劣的重大刑事案件高发，中央终于下决心进行“严打”。
严打旧照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陶盈，原题：1983年“严打”：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节选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十年“文革”浩劫终于尘埃落定，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开始步入正轨。经过两三年的短暂调整，刑法登上新中国历史舞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彭真的主持下起草，经37次修改，1979年7月6日，新中国成立30年后的第一部刑法法典正式颁布并实施。改革开放初期，国门打开，饱受“文革”动乱之苦的社会又面临着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冲击。大量回城的知青成了待业青年，游手好闲，又处于躁动的年龄，社会治安一年比一年差。在“文革”打砸抢烧的无政府主义遗毒的影响下，影响恶劣的重大刑事案件高发，中央终于下决心进行“严打”。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诞生，标志我国立法工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刑法典中，第一次将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加以统一规范。其中规定可判处死刑的罪名共27种，分为两大类，属于反革命罪的有14种，包括背叛祖国罪、持械聚众叛乱罪、组织越狱罪、间谍罪等；另外的13种罪行，包括抢劫罪、贪污罪、放火罪、破坏交通工具罪等，属于普通刑事犯罪一类。
新诞生的1979年刑法中，对死刑的态度非常谨慎，分则中将死刑的罪种数目控制在较小的数字内，总则中再次对死刑的适用范围严格界定。在犯罪情节上，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针对犯罪主体，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在复核程序上，规定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死刑，必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关于执行制度，法典指出，被判死刑的罪犯，“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两年执行”。总之，此时的方针为“严肃与谨慎相结合”。
“十年动乱”过去了，刑法诞生了，整个国家向着“依法治国”与“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前进，胜利的曙光依稀可见。公民对新刑法的最初认知暂时还停留在广播和报纸的宣传上，至于感性认识和深刻体会，是在刑法出台后的第4年，那一年就是至今让人记忆犹新的1983年“严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