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是我，我们这个年龄层次的人总还是有种家国情怀，总还是想为国家做点事情!”
张友明告诉澎湃新闻，他研发的有关生物医药技术在国外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可是在国内用的还很少，所以就想带回国内，也是做一点贡献。
张友明是国家海外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994年获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是德国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EMBL) 首创者之一，随后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和德累斯顿技术大学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
2013年7月，张友明回国到山东大学任教，距离他1990年去德国已经整整23年。
张友明不单自己回国，还把他研究团队里的六七个中国人也带回了中国，甚至成功说服了一名优秀的德国学者到山东大学任教。
现在，他正在努力做一件事：重新加入中国国籍、放弃德国国籍。目前，像张友明这样已经加入欧美国籍却主动放弃的人并不多。他想明白了：既然已经归国效力了，就不要两头牵挂，将来是要叶落归根的。
归国时不仅带回技术，还带回团队
“我本身是做技术的，我们发明的这个技术在国外用的很多，但是在国内用的很少，我想，这个技术在生物医药的产品产业链中能够起一些作用，所以还是应该在国内有所发展。”问及回国的原因，张友明对澎湃新闻如是说。
“倒不是为了收入，在外面收入要高很多，就是想在国内能做点事。”
不仅自己回国发展，而且张友明将他在德国时团队里的中国人，基本都带回他在山东大学所在的团队。
因为把团队主力都带回国了，所以张友明回来后，很快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回国第一年，他就在《自然杂志》的子刊物《自然纳米材料》在上面发表了文章，影响因子超过34。
“因为这个技术在我手上，他们知道回国后发展应该不错。”张友明表示，这不是唯一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他手下研究团队的人，和他一样都有家国情怀，“想要回国做点事”。
同时，张友明和他的团队也很感激他们回国后的发展平台，“山东大学微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大家也都能发挥自己作用。”
张友明说，他还特别感谢他的团队，回国之后帮他承担了很多科研工作。
以身说法，为山大引进一位德国学者
“有一个说法叫做一流人才引进一流人才。”张友明说他回国后，看到比较欣赏的科研人员，就会劝他们回国，“我就是以身说法，告诉他们我在国内的现状，我很高兴能为国家引进人才做一点贡献。”
不仅如此，张友明还为山东大学引进了一名很出色的德国学者，张友明说这个德国人以前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的所长，他是法国派过来的德国专家，四年任期满了之后，经过张友明劝说和引荐，他最终选择了到山东大学工作。
“他的老家就是我在德国回国前的那个城市，经过我劝说，然后选择了到中国工作。”
带一个团队回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张友明说，在山东大学，虽然海归的中国学者有很多，但是能够真正把团队也带回国的专家并不是很多，张友明直言，这需要把团队建设得非常好。
“中国发展很快，快得出于意料，很多西方人不知道中国发展得那么快，中国科研的体系，已经不比西方的差了，这是一个因素。”
“家国情怀还是有的，如果没有家国情怀的人是没必要回来，因为他在国外可能过得很舒服。”张友明说，他在德国上班每天朝九晚五，回到中国后，每天从早上八点开始工作，可能一直要做到晚上十二点，“没有点情怀的人，可能真的不容易做到这一点。”
正加快办理恢复国籍的手续
张友明去德国的时候26岁，这么多年，他认同的一直是中国文化，从没有变过。
现在他正在努力做一件事：重新加入中国国籍、放弃德国国籍。张友明说，一开始是他夫人的建议，“既然已经决定回国发展，落叶归根了，那么拥有德国国籍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归国后，作为一个拥有外国国籍的中国人，在中国生活也遇到过一些现实上的麻烦。张友明举例：买火车票不能网购，必须到售票窗口买;在中国的银行只能办借记卡，不能办信用卡;出差很多宾馆没法住，只能住涉外宾馆。
还有一个原因，张友明想在学术上有进一步成就后，准备去申请中国科学院院士，而申报中科院院士必须拥有中国国籍。
谈起当年加入德国籍的初衷，张友明说并没有复杂的原因，“当时在一个德国公司，因为业务的原因要到处跑(出差)，拿着中国护照去其他国家很不方便。”
“现在既然已经回到中国发展了，我也就没有再想着回德国去养老。”
张友明说，山东大学也有一些拿到了国外的国籍或者永久居住权、现在回国任教的学者。“要放弃外国籍想要恢复中国籍的，(目前)还就是我一个。”
“加入中国籍其实不容易。” 张友明说，因为他是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人才，有些有利条件，现在恢复国籍的手续正加快办理。
目前，国内有关部门已经批准了他恢复中国国籍的申请，但是还需要德国方面出具一个文件，证明他放弃德国国籍，“德国那边有点卡我，我不止是学者，而且在德国做出了一定的成果。不过估计在一两年之内可以办的下来。”
女儿们曾独自在德国上学
张友明与夫人回国后，最担忧的是尚留在德国读书的两个女儿。
2013年张友明回国。一年之后，他的夫人也回国了，与张友明一起承担科研工作。张友明的夫人和张友明在厦门大学的时候就是同班同学，后来成了张友明的学妹，也取得了海德堡大学的博士学位。
当时他的小女儿只有16岁，在德国上中学，大女儿也在当地上大学。
“大的带着小的，就这么坚持了一两年。” 因为不放心，张友明每个季度都回去德国看看她们，两个女儿的生活、学习都是比较艰苦的。
他非常感谢家人，尤其是孩子们的支持，“如果孩子们没有足够强的独立能力的话，我也没法集中精力在国内发展。”
2016年，张友明小女儿高中毕业后和姐姐一起申请了间隔年，到中国陪父母，现在在山东大学里学中文。
“她们的第一语言是德语，中文我一直逼着她们学，现在，她们的中文也很好，听不出是在外国长大的孩子。”
张友明说，他和他的家人从来没有为回国的选择后悔过。谈及未来，在中国高速发展的当下，他相信即便在国内大学，他一样能够取得重要的成就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