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市场经济的“不可描述”，大概起源于布鲁金斯学者海西格和欧（Ralph Hassig and Kongdan Oh）2009年出版的一本书，《朝鲜的隐形人：隐士王国的日常生活》。他们以“隐士王国”来形容朝鲜，平壤大街上的市民们表面上都包围在没有差别的蓝蚂蚁外衣下，但是仔细分辨，会发现其中一些在使用蓝牙耳机，一些人脖子上挂着金项链，女性手上的挎包也能依稀分辨出欧美的名牌。这些静悄悄的变化几乎每天都在增加，以至于，朝鲜人自己都已经把平壤、罗津等地出现的新富称为“金主”阶层，代表着朝鲜社会生活中一个新兴的中产阶级。
平壤女孩
这个社会现象的背后，是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的市场化进程。只是，这一“市场”经济长期以来都以黑色或者地下经济的不合法形态存在，直到最近几年规模日大变成庞大的影子经济或者灰色经济，按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的Byung-Yeon Kim教授等人的测算，约占GDP的70%，几乎完全取代了传统的公共分配体系，占据朝鲜国民收入的大半。到最近几年，这一市场卷入程度提高到78%，在一些特区城市和边境城市，参与率甚至接近90%，只有传统特权城市平壤居民的市场参与率最低，约55%。
而市场经济的主体——市场组织中，综合市场的存在，堪称朝鲜市场经济发展的缩影，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自发集市演变到2002年，朝鲜官方发布七一措施，有限接受了市场的存在。有趣的是，次年朝鲜进口运输用卡车的份额（1250万美元）终于超过了对小轿车的进口额（869万美元）。2003年3月，朝鲜首次以官方的名义将农民市场改编为综合市场，允许以市场价格进行交易，默认双重价格制。
平壤的金日成铜像旁，一个女孩在卖花
女性是朝鲜市场经济最早的参与者，也是朝鲜市场参与的主力军。如果以女性经济来形容朝鲜的市场经济景观，恐怕一点不过分。90年代“苦难行军”时期，官方并不允许市场公开交易。朝鲜女人将货物藏在裙子下或者躲在巷子里秘密交易。这些交易者被传言成蚂蚱部队或者蝴蝶部队。而且，她们对今天朝鲜GDP的贡献份额已经大大超过男性特别是军人所代表的体制经济。在90年代中期公共分配体制崩溃后，被逼到市场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朝鲜人，又被逼着想方设法找东西到市场卖，赚取外快。当地商人告诉记者：“丈夫在大学教书，老婆则去市场摆地摊，这对他们来说很正常。朝鲜全民皆兵，但也全民皆商。”
在20年前的朝鲜社会结构中，出身以及与劳动党、军队的关系是决定社会地位的基本条件。经过多年变革，朝鲜社会已经发生改变。《朝鲜新的阶级构成》一文中曾引用脱北者的话：“朝鲜人看待家庭出身重要，但赚钱的能力已经比社会背景更重要。”
平壤街边的冰淇淋摊
朝鲜的新兴商人阶层尽管在各方面均无法与党政军精英相比拟，但他们独有一项最重要的特权：穿越鸭绿江，到中国去。同时，新兴阶层也蕴藏着推动朝鲜经济在计划体制之外成长的力量。“朝鲜的市场经济意识比我们改革初期要强，”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金强一说，“如果朝鲜改革开放，会比我们改革初期转变要快。”例如，以房价而论，虽然大多数人仍然住在国家分配的住房里，但是各种形式的私人公寓楼早已雨后春笋般涌现。尽管这些私人公寓仍然处于半合法、半非法状态，但是2010年平壤的公寓价格已经达到每平方米3000元人民币。到2016年，一些消息显示平壤房价涨到了每平方米5000元，与鸭绿江对岸的中国丹东房价相近。
平壤万寿台纪念碑广场周边的高层住宅
外贸的中心市场在新义州和罗津。国内的中心商贸批发市场在顺川。顺川在平壤以北大约50公里的地方，是朝鲜的老工业中心。2010年，记者在丹东采访时就已听说，朝鲜的商业市场实际上已经成熟。从中国进口一箱集装箱的自行车。一个月内可以卖到朝鲜的东海岸。特别对小额贸易来说，遍布全国的长途汽车网事实上承担了物流的主要功能。这些公共汽车在底舱和车顶装载着各种商品，虽然经常抛锚、缺少燃料，却是朝鲜目前最可靠的物流网络。今年4月，当记者再次在延吉遇到金教授，他有了新的观察：朝鲜今天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超过中国上世纪的80年代。
仅仅从规模看，表面封闭且处于国际有限禁运的朝鲜经济，虽然体量不大，只和中国的一个二线城市相当，却已经具备了惊人的开放度，而且对此严重依赖，特别是对华贸易严重依赖。而朝鲜市场经济的起源，是这个国家生态灾难后的社会自救。
上世纪70年代朝鲜推行“千里马计划”，大量使用化肥，化肥是通过共产阵营内部经互会的易货贸易和近乎无偿援助获得。虽然化肥的过度使用短时间内提高了粮食产量，但是造成土地板结和退化，其负面后果要待十几年后甚至更久才出现。稍晚，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金日成又发动了两次“自然改造”计划，朝鲜山岭上80%的树木遭到砍伐。
朝鲜的农田
这些所谓“计划”，往往是“70天”突击式的大规模行动，学生和士兵都被动员起来加入农民或工人的行列，快速完成一个个宏伟的基础建设项目。以至于这些快速上马的项目往往质量低劣，却无人负责。“自然改造”计划的恶果同样如此。一点降水就可能造成山洪暴发，80年代后期这些问题开始显露，但是没有得到重视。当“冷战”结束，朝鲜再也得不到来自苏东国家的援助和易货贸易后，生态危机终于爆发。
朝鲜经济的自身造血机制也很快出现连锁反应：没有足够的石油，电力能源和原材料无法保证供应，工厂开工不足，农业生产没有化肥，农产品供应不足。1994年以来的连续洪水造成全国范围的灾荒，更让朝鲜雪上加霜，加之土地退化，90年代中期朝鲜的粮食产量下降到70年代的一半，大面积饥荒出现了，直到1997年。这一阶段，金日成逝世加上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也被朝鲜政府称之为“苦难行军”。粮食配给的公共分配体制开始崩塌。
即使是国际社会最保守的数字估计，这场饥荒的死亡人数也在50万以上。韩国银行的数据记录下朝鲜从1990至1998年连续9年GDP负增长，而此后朝鲜GDP增长率也长期徘徊在3%以下。
黑市商品的价格于是更高了，朝鲜人靠工资根本无法承受黑市商品的价格，因为工资与近乎福利的国家配给物品价格挂钩。在90年代，黑市上1公斤大米要卖到25元朝币，而在国家供销社大米的价格仅为1毛钱。朝鲜长期以来“偷偷摸摸”做生意的个体户随即多了起来。只要得到政府许可，朝鲜人可以开小商店、餐馆。在大桥下摆地摊一般也不会被轰走。在朝鲜，一个人可以腋下夹着只鸡站在路边卖，也可能是在面前摆一箱24瓶的啤酒。高达75%的朝鲜人口不再依靠国有经济体系养活，而是去黑市上寻找食物和一切生活用品。
平壤一个住宅小区中的商店
在金正日任内，官方几乎限制了绝大多数市场的活动，只有国营的商店可以出售食物、日用品和进口产品。直到2008年11月，朝鲜《劳动新闻》的社论还称改革开放是“帝国主义的圈套”。
不过，1994年，朝鲜经济陷入困难的开始，也是朝鲜的核计划得到世界注意的开端。朝鲜通过加强核武器研发争取国际注意力，然后换得能源与粮食。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大量粮食进入朝鲜，但是随即溢出公共分配部门，流入并支撑起最初的黑市交易。朝鲜政府和国有企业也乐于依赖这些新的国际援助，逐渐丧失了基本的自我更新能力，其影响更为深远。
似乎可以简单地以70%的大数，来衡量今天朝鲜的市场化比率。如朝鲜占土地3%的自留地提供了市场上可流通农产品的70%，70%多的朝鲜劳动力在为市场经济工作，等等。当然，至此，朝鲜的市场化也不再是不可描述的了。在去年5月朝鲜劳动党的七大会议上，一个要求优先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先民政治”正式提出，开始代替金正日时期的“先军政治”。不仅越来越多的朝鲜外贸公司开始改投门面，不再挂靠军队，而是党务部门，而且，连金正恩出席的核子计划现场，也再难看见军装了。随着今年4月15日核危机中“黎明大街”的落成，朝鲜的政治重心，也在悄然转移。唯一的解释是，支持这一变化唯一可观的社会力量，大概就是市场经济的继续扩大。市场经济正在成为朝鲜的新常态。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19期封面文章《“市场第一”：旁观朝鲜经济新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