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毅选集第一卷《中国复兴大战略》，九州出版社，2015。第49-50页。
中国应尽快放开16个50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的户口限制
（中国城镇化大战略之二）
李 毅
目前错误的户口制度，仍然是当今中国城镇化正常进行的主要障碍，仍然是当今中国城镇化远远落后于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主要原因。怎样改革当今中国户口制度？《国家规划》第六章全文如下：
第六章 推进符合条件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
逐步使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不仅要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也要放宽大中城市落户条件。
第一节 健全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制度
各类城镇要健全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等制度，根据综合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以就业年限、居住年限、城镇社会保险参保年限等为基准条件，因地制宜制定具体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标准，并向全社会公布，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的预期和选择。
第二节 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
以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等为前置条件，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城区人口50--100万人口的城市落户限制，合理放开城区人口100万--300万的大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城区人口300万--500万大城市的落户条件，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大中城市可设置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的要求，但最高年限不得超过5年。特大城市可采取积分制等方式设置阶梯式落户通道调控落户规模和节奏”。（《国家规划》第21—22页）
上述政策，在2020年前，是正确的。但是，我以为，“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在2020年之后，是完全错误的。正如《世行报告》第七页的数据所述，中国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积聚程度，还远远不够，美国十大城市占全国GDP 38%，中国只有19%。可见，中国的大城市，就集聚程度而言，不是太大了，而是太小了。城市越大越好。城市的效用来自对人力、物力、财力的集聚，城市越大，集聚效用就越大。目前，在全世界，还没有数据表明，一个城市，大到什么程度，就不好了。而且，现在，城市的集聚效应，已经不是来自工业的集聚，而是来自服务业和商业的集聚。用中国的说法，就是退二进三。《世行报告》第二章的标题是“高效”，第10页的数据论及，因为中国没有放开户口，中国今天GDP减少了25%，也就是四分之一。这与我多年来在著作和文章中估算的三分之一略有出入。我的计算，认为如果从1985年就开放户口，只此一项，今天中国GDP会比现在高出三分之一。
《世行报告》第3章的标题是“包容”。第16页认为，由于没有放开户口，1978年之后三十多年来，中国城乡差别没有缩小，2012年，中国10%的家庭拥有全国85%的财产和57%的收入，而现行户口制度是造成诸多巨大不公平的首要原因。《世行报告》第16页到第17页认为，美国全国自由流动、实现城镇化、消灭城乡差别，在全国范围内极大缩小了社会不公平。而中国从1990年到2010年这二十年城乡矛盾在加剧，主要因为没有改革户口制度。谢宇主持的研究发现：中国顶端1%以上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低端25%的家庭拥有财产总量只有1%左右，财富不平等及其相关的经济不平等，是许多社会矛盾的根源，而且财富不平等具有自我强化的作用，即可能出现“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恶性循环[1]。我以为，对已经形成的贫富差距，为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现在不能劫富济贫，只能继续尊重中国《物权法》，保护私有财产，鼓励中国资产阶级努力创建中国品牌，产品升级换代。当然，如果巨富要夺权，那就另当别论了，就像普京对付要夺权的寡头那样。下面要讨论，对应已经形成的贫富悬殊，只能通过开放城镇户口、最低失业救济、最低养老金、低保、最低医疗保障、中小学免费教育、高校三大奖学金，对穷人兜底，并给穷人的后代有一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普及高中教育、实施三大奖学金，不仅是教育公平的问题，更是保证穷人后代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防止仇富、防止社会大动乱、保障社会长治久安的救命措施。
《世行报告》第18页认为，中国迟迟不敢改革户口制度，是担心两件事情。一是担心农民进城，降低城里人享有的福利，城里人不满引发社会动荡。二是担心农民进城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进城享受城里人的高福利。我以为，对户口制度的改革，恰恰要对这两点着力，要坚决把目前城市不合理的高福利降下来，特别是要坚决把16个500万人以上大城市的不合理的高福利尽快降下来，以便大大降低大城市高福利的不合理的吸引力，大大提高大城市对想进城拼命工作的人的吸引力。主要是，要把大城市，特别是16个500万人以上大城市，不合理的极大的教育福利、不合理的过高的养老福利、不合理的过高的低保福利、不合理的过高的最低工资、不合理的过高的失业救济金，全部降下来，尽快降下来。只要把这些不合理的高福利全部降下来了，就不再需要人为限制16个500万以上人口城市的户口了，就可以开放这16个城市的户口了。这些问题，下面陆续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