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历史，明心见性。在财经的历史与现实之间，有许多似曾相识的故事，也有许多穿越时空的细节，把这些旧闻与新闻揉成一道小点心，不只求趣味，亦求回味，是为檀财史。—— 四海夕阳
文/四海夕阳
房荒，是件挺让人上火的事情。买家咬牙切齿：“我把钱砸在这，你这房卖不卖？”售楼小姐嫣然一笑：“对不起，这个真没有。明年或许有，要不您先登个记？”买不上房的亲们，恨恨地说：也就是赶上了这年月，才让这帮有房子的这么牛。换成兵荒马乱的年月，送房子给人家，也未必看得上呢。
——呵呵，客官，不要太自信，乱世里大家不光惦记馒头，也在抢房子呢。乱世闹起房荒，不光有钱买不到房，租也租不到。而这个房荒乱世，离现在不过几十年，公元1940年代。
北京房荒：从岁月静好到慌不择房
我们在之前的文章里说过：本来在民国时期的大城市里，北京（北平）的住房供应是最不成问题的。房子的租售价格不仅远不如上海、天津这些一线城市，甚至比不上当时的“新工业基地”沈阳、长春、郑州。当时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当科长的鲁迅,三个月工资就能买一个四合院。有学者做过统计，1921到1926年，北京成套住宅平均售价是4067元，1931-1937年，成套住宅平均售价是7744元，年均涨幅不到5%，而租金就更喜人了，不光不涨，还下降了一点，1921到1926年，北京成套住宅月租51.5元，到了1931-1937年，套房平均租金一个月只有49.9元。根据1936 年的《北平晨报》记载，北平城区的房租每间在一元五角左右，冷僻地点的房屋，月租价至多不过一元；繁华地段如西单一带，每月租额三元左右。而且房屋间数越多越便宜，若是在大杂院租一间住房，只需要三十枚铜板。
民国北京四合院
不过，这种岁月静好的日子有一个期限，那就是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1937年北京沦陷后，房价开始飙升。据统计，到了1944 年，每间和单套平均售价分别比 1931-1937年上涨了37倍和25倍，而到1945年，每间和单套平均售价分别比 1931-1937年上涨了515倍和345倍。等到抗战胜利之后，北京的房荒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而且从买房荒扩展到了租房荒，荒到什么程度，三天两头涨价都是小意思了，房东是给钱也不租，甚至到了跟房客玩命的程度。下面就说几件真事：
第一件是为涨房租，房东拆房子赶房客。1946年8月，商人李士荣租了北京西四北报子胡同的一间房屋，当时月租 1万5千元，到了1948年，月租增至10万元。至1948年3月，房东觉得涨钱跟不上通胀，直接要求给实物房租，“每月所要面粉半袋”。李士荣认为自己小本经营，难以担负，还是想加点钞票租金，但房东死活不同意。结果，一番争执之后，房东带一伙人直接把山墙给拆了，让房客在屋子里仰望星空。李士荣只好向北平市警察局申请调解。调解的结果是免交面粉，但是房租从10万增至 50 万元，租价涨了 4 倍。——拆房子赶房客，这房东也是拼了。
民国北京拆迁照片
第二件是房东要涨价，警察也扛不住。当时北平有个叫周恩寿的警察，在内五区的大新开路租住，房子是 1941 年就开始租的。1947 年，房主打算将房子卖掉，周恩寿怕遇上房荒租不到房子，本来想自己买下，因为钱款不足，于是恳请房东宽限两日，以便筹款。不料半道上杀出一个隔壁老王，乘此时机先下手买去。周恩寿不得不请求老王承认旧有租约，允许其继续租住。虽周警官百般哀求，奈何老王软硬不吃，非要他搬家，眼看年关将至，市场上“租金陡涨，并以面粉计租”，老王率领众人“来家拼命，并施种种威胁，如不移出，将有厉害对待”，可怜周警官“老幼十二口有家不能回，”实在无处可搬，就是搭个窝棚也没有空地。警察尚且没有立锥之地，其他平民的住房紧张可想而知。
第三件是一言不合，房东朝房客开枪。1947年3月，崇文门外天和大院小兴隆街有一位拉黄包车的二房东杨某，在大院里宣布：本院房客请注意，房租马上要涨了啊。房客王先生不答应，拒绝接受涨租。二房东杨某一怒之下，竟然由屋里掏出一把五轮手枪，向王先生开枪射击，幸好子弹卡壳未响，才没有酿出人命。杨、王二人随即扭打一团，后双双被警方带走。
兰州房荒：找房子比找工作、找老婆还难
闹房荒不光是北京，还有别的城市，上海这种从晚清就常年闹房荒的城市自不必说，也不用说陪都重庆，还有你想不到的地方：大西北的兰州。跟北上广这些老牌城市不同，兰州市是1941年7月1日新成立的城市，是当时西北地区的第二个市。对于这个城市，40年代的兰州市民有句口头禅： “在兰州市找女人（老婆）比找事（工作）容易，找事比找房子容易，三件大事，房子最难。”（见1947年《甘肃民国日报》）
找房子难到什么程度，请看当时一个公务员的自述：“胜利前我所住的共有两间，押金是四万，每月每间是一千五百元，胜利之后，我们的房东却说：‘我从下月后不要押金了，每月每间房子是五千元，请预缴二年的房金’，天哪，这是一种什么办法，这简直是想要我们的几条薄命，你算算，每月房租是一万，二年一共是二十四万，这样大的数目，如何让我们干小公务员的担负的起，并且房东天天来催我们，气焰万丈，不可一世的样子，幸亏我们有三万元的押金，勉强支持了三个月，到这月份满期了，我们托亲找友，费尽方法都找不到新房子搬，我们一家大小焦灼不安，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我们到底怎样办呢，准备向房东理论吗，我们实在没有心思，也没有那份力量，想找新房子搬吗，又找不到，还是离开兰州返回老家去吗，我们又没有一笔大的路费。”
另一个公务员的租房经历更有代表性：他每月工资是三百万法币，只够付房租和一家四口人粮食。然而房东却要涨房租，将原先的两间房算作三间，房租也不收现金，改收小麦，每间房租一斗半麦子。他和房东讨价还价，房东却说，不住就走人，你丫再敢还价，房租就涨到两斗小麦一间。
反映兰州房荒的漫画：不得其门而入
连体制内的公务员都觉得房租贵，住不下去，一般市民阶层的住房状况可想而知。据史料记载，当时兰州房荒严重，流离失所之人到处都是。有些贫民实在租不起房，就自己动手，在黄土坡上挖窑洞，“依山傍岩，自掘窑洞而栖身矣”！当时兰州北塔山、皋兰山、中山林的窑洞，都住满了人。经常有居民为争住窑洞而大打出手。加之窑洞的安全性不高，窑洞倒塌压死人的事情时有发生，有些穷人连窑洞都挤不进去，最后只能露宿街头。
乱世为何有房荒：人口流入与供应不足
一般印象里，战乱年月大家都忙着逃难跑路，顾不上房子，为什么从北京（北平）到兰州，都出现了房荒呢，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人口持续流入，另一方面是住房供应严重不足。
就拿北京来说，人多了房子却没增加。1920年代北京人口基本平稳甚至逐步流出，但到了九一八事变后，大量东北难民开始涌入，1937年北京沦陷之后，周边华北地区的贫民到北京讨生活，还有很多日本和朝鲜侨民过来占地盘。抗战胜利之后，日本人走了，又要接纳大批从后方过来的军政公教人员。据统计，1912年，北京人口是14万户，不到73万人，到了1946年，增加到32万户，168 万多人。而在住房供应方面，1928年以后，民国政府迁都南京，北京失去了城市发展的最大动力，由于房地产业投资大，周期长，即便是在和平时期，以当时北京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民间资本不愿多投资，更何况是在日伪占据的动荡时期。基本上1937年之后，就没有大规模的新建房屋活动。到了40年代末，全北京城一直维持在120万间房水平，已经很难容纳不断膨胀的人口了。
兰州的供求矛盾就更紧张了。随着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沿海各省相继沦陷，西北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兰州成为西北交通运输中心，大量工厂迁往兰州，大批人口也随即涌入。有篇文章叫做《兰州市的诞生》，这样写道：“卢沟桥的炮火一响，这古老的都市，立刻又恢复了它昔日的重要。有多少换取外汇的物资，是从这里输出，有多少军事必须的武器，是从这里运入，一批一批英勇的壮士，从这里开上前方，开上火线，现在兰州，不但是国际交通要冲，而且为支持抗战的据点。”
民国兰州全景
然而，在人口持续增加的同时，兰州并没有建造能容纳这么多外来人口的房屋。曾经一度，兰州市政府为整理市容，增加住房供应，要求市中心“中正路南段，临街房屋间一律建修楼房”，可老百姓根本没钱修楼，结果搞了好些假楼房，外表看着像两层楼，实际只有一层，二楼只有前墙窗户没有屋顶。
更严重的是，战争期间，房子还在不断减少。修筑工事、拓宽马路需要拆迁房屋，日本飞机持续轰炸兰州，有1万2千间房屋被炸。很多房屋被炸后，房主无力修复。到了1943 年，全兰州的仅有5万8千多间房子，除去机关和商铺，仅剩下3万7千多间住房，而全市光是成年男女就有9万多人，按照成年人口两人一间房的最低标准，也还缺好几千间。因此许多外出来兰州的公务员及商人等根本无法租到空房，只能花费高价住旅社。
应对房荒：政府也很努力，然鹅。。。。。。
要说国民政府对房荒无动于衷，也不太公平。当时政府还是了采取不少调控措施的，其中既有法律手段，也有行政手段，既有需求侧管理，也有供给侧管理。
比如在法律手段上，有储备房制度。当时《土地法》规定：城市“应以所有房屋总数的2%为储备房屋，随时可供租赁之房屋。”当储备房不足的时候，可以实施限制房屋租金、减免新建房屋税款、新建市民住宅这些措施，以避免房荒。
在行政手段方面，强制房屋出租，并且限制房租。1943 年12月，国民政府出台了《战时房屋租赁条例》，规定抗战期间，凡是有空房的人家都要限期出租，现在居住的房屋，禁止房主改作他用。抗战结束后，1947 年颁布了类似的《房屋租赁条例》。兰州市政府还针对实际情况，明令禁止租金以黄金或粮食计算,否则视为房东勒索。
1948 年8 月《和平日报》：《理想中的兰州市民住宅》，只是梦想啦
在需求侧方面，规定每户居住房屋上限。1948年，《北平市房屋租赁补充办法草案》明确限制住户住房间数，不管什么用途有不管有几口人，每家最多只能保留10间住房，多余的房间必须出租。
在供给侧方面，开始筹划兴建平民廉租住宅。计划由政府投资或私人兴建平民住宅，并以较低价格租赁给无房贫民居住。1947年的《北平市都市计划》，将与北京天桥和相邻的外四区地块划为平民居住区，进行重点建设，“以改善天桥一带之贫民窟”；并在“外城东南部手工业区迤北地带建设平民住宅”，在“城区内各处平民集居地点建设新式平民住宅”。
1940年代的北京都市计划图
想法很美好，然而，并没有什么用。抗战胜利之后，各地房荒反而越来越严重。原因很简单，通货膨胀太厉害了。我们都在教科书里学过这个著名的例子，100 元法币在 1938 年可以买两头牛，1939年可买一头牛，1940年可买一头小牛，1941年可买一头猪，1942年可买一只鸡，1943年可买一只小鸡，1944年可买一斗米，1945年可买一条鱼，1946年可买一个鸡蛋，1947年只能买 1/3 盒火柴。
在通胀的洪水面前，房主卖房子只能换来废纸，连租房子也不能签长约，只有不断地加租金，到了1948年，已经有很多房主拒收法币，将租金改为金银和大米白面这些硬通货。而房客们的日子更难过，根本无力承担增加房租或缴纳实物租金，甚至干脆拖欠房租。于是一个不断地要中途违约、赶人加价，一个是死活不搬，矛盾自然是越来越尖锐。而政府为平抑房租搞强制出租和限价，既管不了权贵房东，也限制了普通房东修缮房屋的积极性，这个经济规律，不是靠“建丰同志”打击几个奸商就能扭转的。
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治理通胀，无功而返
就像一位兰州房东对房租管制的申诉“衣食住行四者并行，今粮价、布价、车价，每项增长辄数十倍，房主亦要吃饭，亦要穿衣，亦要行路。物价尽量高涨，房租独受限制，善视房客，仇视房主，是否合法，是否合理？”
——钱，咱有的是，快给哥弄个住的的地方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