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逐渐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央，这是中国的力量增长和利益扩展共同推动的。它也是一个一言难尽、无法用简单成败观描述的过程，不是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中国会一路高歌猛进，痛快淋漓。在很多时候，中国都要在重要利益和次重要利益之间进行抉择。我们会陷入一系列复杂的博弈，争取最好，避免最坏。
中国已然是世界性大国，但我们的力量不是都能转化成权力的，当与比我们弱很多的力量发生摩擦时，有时我们会发现推动对方做出让步并不容易。要想做到“把把全赢”几乎不可能，我们会经历一系列“输赢说不太清楚”或者“赢得不那么明显”的过招，赢没赢很多时候只能间接验证。
我们还会有不可避免遭受挫折的时候，看看其他大国的情况，就清楚了。美国是当今世界第一强国，但它迄今没能阻止朝鲜研制洲际弹道导弹，朝鲜正接近拥有对美国本土实施核打击的能力。美国希望中俄按照它的要求帮忙解决问题，为它两肋插刀，对朝鲜实施全面禁运。但是它在安理会上与中俄相互做了妥协。
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公开要求巴沙尔下台，但是后者在俄罗斯的全力支持下稳住了阵脚。特朗普上台后，虽然一度导弹袭击了巴沙尔政权的基地，但他实际接受了美国不愿看到的现实。
大国必须坚持原则，否则它的意志就不会在世界秩序中留下烙印。大国同时又需要是灵活和有弹性的，否则由于它的利益涉及面广，就会四处遭遇危机，一般摩擦很容易上升为对抗。无原则的大国无以立威，无弹性的大国会失去围绕战略目标的有条不紊，十个手指头按着十个跳蚤，把自己拖疲拖垮。
其实做大国挺不容易的，全球化时代的大国利益边界经常交叉，反而让一些中小国家的平衡外交如鱼得水有了更大空间。世界的权力在分散，任何大国的力量和权威都在信息化和碎片化时代被削弱了，这是大国遭遇的共同现实。
这产生了一个问题：要求对外示强几乎是全世界舆论的一致面目。对大国来说，保持绝对强硬似乎最有资本，也最合人们通常想象的逻辑，但很多时候大国实际做不到这一点。这就需要大国舆论以及民意能与国家外交协调配合。
在老牌大国里，这样的配合相对娴熟些，社会形成了层层累加的适应性。比如美国、俄罗斯等，追求最好避免最坏是凝结在舆论表层之下更厚实的公众态度，这为国家外交获得较多张力提供了隐蔽的授权。
中国的全球外交经验还很少，民众对国家力量与国际权力之间关系的认识还很模糊，舆论与实际民意的异同广受争议，公众意见对政府决策的牵制力比在西方大还是要小一些，一时也挺难说的。这一切显然需要逐渐厘清。
总之，中国社会确实不能有时时事事“中或最赢”的期待，对何为输赢也决不能短视，不能过于聚焦事情本身，而应真正崇尚“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国要做“笑到最后”的那一个。
大国的自信体现在，进则不需要红地毯和凯旋门，克制则不需要铺台阶，需要弹性时可以轻松完成转弯。大国不仅力量大，而且回旋余地大。大国不仅要有“外交无小事”的认真，更应该有“外交无大事”的气度。
中国越强大，越可能遭遇更多批评和指责，面对奇奇怪怪的外部要求和情绪。我们必须能够同时应对多个麻烦，做到举重若轻，而不是有变就惊，满眼都是危机。做大国是一种“生活方式”，既然中国的宿命就是做大国，我们就不必怨天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