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四海夕阳
从编鸡笼的少年到南洋首富
100多年前，广东梅州大埔县乡下一个客家人的私塾里，教书先生给儿子讲《史记》故事。讲到《货殖列传》的时候，听讲的少年坐不住了，“阿爸，太史公都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现在咱家这么穷，还不如辍学打工算了”。
老爹虽然不乐意儿子弃学，但想想自己做私塾先生兼做中医，却还是难以养活一大家子，不如由儿子去闯荡吧。于是少年到作坊跟人学竹编手艺，几年之后，他有了一手好手艺，最擅长编鸡笼，眼见得个不错的匠人。然而天不遂人愿，这年广东遇上大灾，夏季水灾，冬天虫灾，人都吃不上饭，哪里有余粮喂鸡，鸡笼生意自然惨淡。当时很多广东的穷人开始流行到南洋打工，这些劳动力被洋人称为猪仔，在殖民地干苦力，虽然很多人客死他乡，但也有人发家致富。
少年想搏一把：“大丈夫纵然不能中状元做大官，光宗耀祖，也至少应当乘风破浪，到海外打拼一番，为海外中国人生色增光，怎么能蜗居老死在乡下小地方？”
于是16岁的少年，坐上一艘运“猪仔”的鸡眼帆船，到荷兰殖民地东印度的巴达维亚（简称巴城，今印尼首都雅加达）。船票记下了少年的大名，他叫张振勋，字弼士，后来都叫他张弼士。
荷兰殖民地巴达维亚
在巴城，张弼士先是在一家华侨的纸行当杂工。他工作勤勉，又聪明好学，很快成为老板的得力助手，后来又成了老板的女婿。岳父去世后，张弼士继承其产业，并从卖纸扩大到卖酒和茶园、橡胶园、锡矿等实业。为解决货物运输和资金融通问题，他又和别人合伙搞起了航运公司和银行。就这样，30年间，他风生水起，成为东南亚华人首富，顶峰时期，全部资产达到7000万两白银以上，跟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差不多，真算得上“富可敌国了”。
有一次，清廷驻英国的钦差龚缓星奉命考察欧美列强的富国之道，途经新加坡时，曾特地走访张弼士，询问英国和荷兰殖民政府开发南洋群岛的内幕，顺便打听张弼士本人的致富窍门。
钦差问：“您成为亿万富翁有什么诀窍？”张答：“我在荷兰殖民地，效法战国时的政治家李克,辛勤开垦，利用地力；我在英国殖民地，效法战国时的大商人白圭，静观市场变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高抛低吸，出奇制胜。做生意就像打仗，一方面自己要勤奋，身体力行，另一方面，要善于用人，能发能收，要像姜子牙那样谋划，孙武吴起那样用兵，商鞅那样执行规矩，如果没有灵活应变的头脑，没有果断决策的魄力，终究不是做生意的材料。这些都是《史记》上讲的道理，我非常佩服，并且认真贯彻执行，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并非有什么致富新方法。”看来，当年父亲讲的《史记》真的没有白听，以史为鉴，也可以发家致富。
马来槟城张弼士故居，俗称蓝屋
回国投资，一败再败
在大清朝，商人总是要谋一个红顶子，才能感觉到自己的成功。从晋商、徽商到后来的胡雪岩等人，莫不如此，张弼士也不例外。既然已经实现了乘风破浪，扬名立业的心愿，下一步自然是争取功名爵位，光宗耀祖。但是跟普通商人不同的是，张弼士还有一层意思，希望借红顶商人的地位帮助祖国富强，用他自己的话说“吾华人当为祖国效力。”
红顶商人张弼士
那个向张弼士请教致富窍门的钦差龚缓星向朝廷推荐了他，张弼士被任命为中国驻槟榔屿首任领事，后来又接替黄遵宪，担任驻新加坡总领事。1893年应召回国，出任粤汉铁路帮办。后来还多次获得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召见。回国之后，张弼士向朝廷建议，要振兴国家必须兴办实业，没有钱怎么办？张弼士建议朝廷向海外华侨招商引资，他的招商引资计划有三个要点：
一是瞄准方向，由于“外埠华商，籍隶闽、粤者，十人而九，其拥厚资善经营者，指不胜屈”，所以招商引资，首先要从福建、广东这些侨乡入手。
二是讲求方法，商部派官员出去招商引资的时候，不要先忙着谈项目谈收益，要先谈情怀，用“祖宗庐墓之思”的乡愁，“衣锦还乡之乐”去吸引游子。
三是循序渐进，先在招商示范地区“筑路一段，开矿一区”，等到这些示范项目有成效之后，“再劝华商出其资财，承办各项公司，极力经营”，并“由南至北，逐步扩充”。
100多年前的招商引资就这样的见识，不可谓不高。
不过张弼士那些南洋的老伙伴对他的宣传不以为然，老张，你还是图样图森破，咱大清的情况谁还不知道啊？说的再好听也没用，官员只顾捞钱不管办事，商人赚了钱就是他们的提款机，出了事情就拿商人当替罪羊。华侨回去捐点钱修庙建祠堂没问题，办实业，呵呵。张弼士不服气，你们不投实业，我自己投给你们看。
从1894年，张弼士在国内自主投资了十几个实业项目（不包括银行、保险等金融投资），可惜的是，正如老朋友们担心的那样，他的实业投资史简直就是一部失败案例教科书：
1896年，他在广西贵县投资50万两开采银矿，两年后，因地方骚乱，亏损甚巨，失败。
1905年，他投资80万两计划修建广州到厦门铁路，由于美国竞争对手和地方官员作梗，项目未能开工，失败。
1905年，投资60万两，设立广州振兴公司，生产水泥及砖瓦，失败。
1906年，计划投资福建闽厦铁路，因为地方豪绅反对，失败。
1906年，投资50万两在广东惠阳成立惠州实业公司，从事开垦种植，失败。
1907年，投资100万两在广州湾设立普生农牧公司，从事农牧垦植，失败。
1908年，在佛山设立裕益灰砂砖有限公司，失败。
1909年，在广州设立亚通机织厂，失败。
1909年，在广东平海设立福惠玻璃公司，失败。
同期，在广东成立雷州机械火犁犁垦牧公司，从事机械化农垦，失败。
在广东平海成立福裕盐田公司，从事盐业，失败。
1911年，计划投资1000万两，成立中美轮船公司，项目已经获准立案，因辛亥革命中止。
最令张弼士愤怒的投资项目是粤汉（广州—汉口）铁路，1904年湖南、湖北、广东三省士绅、商人、士子要求废除清政府与美国公司签订的出卖粤汉铁路的合同，主张收回集股自办。
在这次收回路权的斗争中，张弼士作为广东代表，与湘鄂两省取得联络，极力抗争。朝廷迫于舆论压力，只好将粤汉铁路收回，允由民间集资自办。
在粤汉铁路收回自办以后，朝廷曾命张弼士负责向海外华侨招商募股。张弼士“广招侨商”，募集和自投了大量华侨股本，使粤汉铁路得以继续修建。谁知到了1911年春天，清政府为了日本和英、美、德、法四国银团举借外债，宣布“铁路国有”，把民营铁路转卖给外国人。张弼士和海外华侨原先投的股本，一下子全部作废，只返还六成本金，张弼士不仅蒙受自己重大经济利益，关键是怎么向那些集资入股的华侨交代，你当初口口声声说大家要报效祖国，现在祖国拿什么回报你？张弼士气得大骂“铁道，铁道!什么铁道？简直是窃盗!"
光绪32年商办粤汉铁路第一期股权证
在南洋商界纵横无敌的张弼士在国内投资实业二十年，却一事无成？也不尽然，他还是干成了一件事，是他最先投资的一个项目，也是见效最慢的项目：酿一瓶酒。
葡萄一杯酒，深藏二十年
这个项目说来也巧，1892年，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请张弼士到山东烟台商议修铁路和开矿的事。在谈话中，张弼士突然想起一桩旧事：20年前他曾与一位法国外交官同桌吃饭，这位法国人说到，中国天津、烟台一带适宜葡萄生长，可以酿出优质葡萄酒。经营过酒行的张弼士便把这话记在了心里。如今到了烟台，便想实地考察一下。正巧盛宣怀也认为烟台盛产葡萄，早有建葡萄酒厂的想法。结果发现这里葡萄又多又便宜，一百斤才卖三块大洋，是个酿酒的好地方。
1894年，张弼士筹办的烟台张裕酿酒公司正式获批，牌照由李鸿章亲笔签发，招牌由帝师翁同龢题写，并获得了在直隶（京津河北）、奉天（辽宁）、山东三省的15年专利和3年免税的优惠政策。这是张弼士在内地的第一个实业投资项目，也是中国第一家工业化酿酒企业。
张弼士酿酒不光是看中烟台的葡萄资源，也是出于报效国家的动机。当时中国门户打开之后，西式餐饮日渐盛行，光是进口洋葡萄酒，每年都耗费数百万两银子。张弼士认为，自己要回国创业，不是要跟同胞争利，而是要能替代洋货，为国人开一条致富新路，“创中国历年以来未有之利举，收回中国经年外溢之权利。”
不过这条致富新路怎么创，他也没底。张弼士做过酒行生意，精通卖酒，他在南洋有垦殖公司，对于葡萄种植园如何管理也是心中有数，但是怎么酿造葡萄酒，就完全不懂了。他最早想从唐诗里“葡萄美酒夜光杯”的句子入手，学古人的葡萄酿酒法，结果发现那些古法早就失传，而且古代的手工酿酒跟近代的工业化酿酒完全不是一回事。张弼士只能重金聘请外国酿酒师。结果好事多磨，第一次请的酿酒师没到任就去世了，第二次请的酿酒师是个大忽悠，技术根本不行，第三次才请到了靠谱的酿酒师。这个酿酒师告诉张弼士，烟台的本地葡萄虽然便宜，但是适合酿酒的品种不多，需要到欧洲引进新品种改良。
于是张弼士从欧洲买了60多万棵葡萄苗子，跨越重洋运到中国，一路上风吹日晒，只活了1/3，而且生长不旺。后来发现，在本地葡萄上嫁接外国苗才能长得好，又拔掉病树，重新买苗嫁接。再后来，又发现，有些国外优质品种并不适合烟台本地风土，质量下降，于是张裕公司自己搞品种培育，“其栽种葡萄之法，中西并用，不拘苗种，不泥成法，惟随其性之所宜”。前后引进和培育了120多个葡萄品种。
1896 年，张裕公司的第一批白兰地酿成了，但是张弼士没有把它们推向市场，而是将这批酒在酒窖中放起来，一年一年的放着，越放越多，放不下怎么办？再建一个大酒窖。1905年，张裕公司花了11年时间，建成了亚洲最大的酒窖，但还没有卖酒。此时公司已经投入300多万两银子，还没有见着收益，张弼士却不着急。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裕公司大酒窖
一直到1914 年，也就是张裕公司获批经营20年之后，公司申请注册“双麒麟”商标，产品正式投放市场。这20年间，张弼士已经在内地投资了10多个实业项目，而且已经全部失败。而这个最早投资的项目，现在才刚上路。
张弼士有20年酿一瓶酒的耐心，也有卖酒的手段。产品刚推出来的时候，张弼士亲自当地推。他当时在北洋政府当议员和参政院参政，时不时带着两个随从，大张旗鼓的到高档酒楼里，一进门就问服务生“有没有张裕酿酒公司的白兰地和葡萄酒？”服务生替他送了来，斟满一杯，他还不让人家走，非要缠着服务生间：“你喝过这酒吗？我走遍天下，从没喝过这样的好酒，好酒啊！尝尝看！”硬要服务生喝一杯，才让他离去。张裕公司也不忘走高层路线，1912年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参观酒厂，为公司题写“品重醴泉”四字；1914年，大总统袁世凯题写匾额：“瀛洲玉醴”，副总统黎元洪每逢大宴，必以张裕葡萄酒待客，称之曰“国货上乘”。同时，公司利用当时社会崇尚养生的风气，组织人员考证古今，印了“本公司葡萄制酒补益之引证”之类的小册子，极力宣传“葡萄制酒为补血养生之神品”。
孙中山的题词“品重醴泉”
就这样，张裕的名声推满全国。不过，张弼士知道，光是“知名国货”算不上真正的一流，为让张裕葡萄酒真正成为世界一流品牌，张弼士积极把产品推向国际博览会，在竞争中求声誉。1915 年，适逢美国召开“庆祝巴拿马运河开航万国博览会”（世博会）。张弼士率团将张裕的葡萄酒送去参加比赛，结果中国酒类获甲等大奖章5个，其中张裕公司生产的白兰地获得甲等大奖章，红玫瑰葡萄酒、琼瑶浆和雷司令白葡萄酒也获得奖章和奖状。中国的葡萄酒第一次得到世界的公认。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期间，中国政府组织中国商业报聘团赴美，张弼士任团长，黄炎培任秘书。前排右起第四人为张弼士
在颁奖和发还样品的典礼上，张弼士抱着红绸裹着的酒瓶，像接过婴儿一样，频频亲吻，两眼闪着泪花。他在美国华侨招待他的宴会上说了这么一段话：“在这盛大的酒宴中，有三件东西令人自豪：一件是中国大菜，一件是中国瓷器，还有一件便是新近获得国际金牌的中国葡萄酒。中国人是了不起的，只要发愤图强，我们的产品都要成为世界名牌！”
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奖章，张裕和汾酒等获得甲等奖章
1916年9月，张弼士在印尼巴达维亚病逝，遗体运回家乡安葬。荷兰及英国殖民当局下半旗致哀，沿途百姓点香路祭。
张弼士去世后，时局变幻，他的庞大产业很快烟消云散，只有张裕葡萄酒公司经营延续。
1956年，张裕公司向毛泽东主席呈送《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生产情况报告》，毛泽东后来指示：要大力发展葡萄和葡萄酒生产，让人民多喝一点葡萄酒。
20世纪的最后一年，北京中华世纪坛建成一条用铭文记录历史的青铜甬道。在“1892 年（清德宗光绪十八年壬辰）”的位置，记录了当年中国的4 件大事，其中之一是：“华侨张弼士在山东烟台创办张裕葡萄酿酒公司。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中山大学张弼士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