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天下
10月，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推选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领导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则第三次赢得大选胜利，这意味在今后四至五年里，中日两国将同时会有比较稳定和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为中日关系的系统性“重设”提供了战略机遇期。
11月11日，中日首脑在越南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再次会晤。但中日关系基础仍然十分脆弱，这需要双方国内都重新构建认知共识。认知是相互的，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谈谈中国对日认知中的两个突出问题。
第一：
日本还是不是一个大国？
过去，中国对日认知共识是日本是一个经济大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重要影响。现在是有人开始认为日本人口减少，老龄化严重，经济增长率低，政治上受到美国控制，日本不再是一个大国，而是一个衰落国家，甚至对中国在战略上无足轻重。
有的认为，日本充其量不过是同加拿大、澳大利亚那样的中等国家，还有的认为，日本是中美战略大棋盘中夹在“中间地带”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大家又不断地担心日本右倾化严重，政治大国化甚至军国主义复活。上述对比反映了中国对日认知存在内在纠结的一面。
首先，在经济和社会实力方面，日本今后几十年都能够保持主要大国地位。日本目前人口1.26亿，在世界发达经济体中仅次于美国，相当于英法两国人口总和，即使按照一些估算到2050年人口将降至8000万，仍然基本可以维持国内市场的规模。
从经济总量GDP指标来说，日本肯定相对衰落了，但日本也在努力做经济转型，成功的话有可能在精密、尖端领域近一步迈进，同时在养老、医疗、机器人等方面引领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经济再次崛起也不是没有可能。从软实力角度来看，各种国际民调显示日本在世界上的国际好感度并不低，日本社会秩序稳定在2011年大地震就得到充分展示。
第二，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大方向上来说，日本可以说已经明显迈向大国，但至于如何演进以及结果如何，则取决于日本自身调整和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战后，日本在国际事务和安全领域中的低姿态，主要源于其自我约束的结果（当然也有美国因素），从日本经济实力来说，如果有意愿的话是可能发挥更大作用的。
冷战结束后，日本开始逐步意识到自身也是具有影响国际关系的大国，而世界也有这样的期待。近年来在西方世界里蔓延的民粹主义在日本并没有发生，日本相对贫富差距较小的社会结构，也让日本人认识到自身的优势和自信，日本有必要展示一定的国际领导力，这已经成为共识。如何引导日本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大国，可能比担心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思维转变更为必要。
第三，对于中国外交来说，日本的重要性在于其既是大国外交又是周边外交的重叠国家。如果把日本看成是一个类似于澳洲这样同美国结盟的中等国家的话，那意味日本的政策选择对于中国不会产生什么具有战略意义上的结果。但如前分析，一方面日本自身的实力仍然不弱，如果选择同美国一起对抗中，形成二对一的格局，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就会增加，即使日本单独选择全面对抗，也会给中国添乱不少；另一方面日本在本地区的影响力不可低估，中国的周边国家也常常把中日关系看成是中国与他们关系的一个风向标。
笔者认为，日本仍然是一个大国应该成为中国对日认知共识，事实上中国官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定位还是清晰的。例如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回忆录中，将战略对话的对象国定义为主要大国中就包括了日本。
但在言论界，近年来轻视日本的倾向比较明显，认为日本不行了，在彻底衰落前试图挣扎阻止中国发展，而目前中日关系不好的原因是因为中国还不够强大，只要中国强大了，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绝对性地有利于中国的情况下，那时候美国人不会帮助日本，日本自己的力量对抗不了中国，日本就服了，中日关系就会自动稳定。中日关系上的“唯实力论”的看法是片面的和具有误导性的，中国的战略思维也不可能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
第二：
如何看待日本右倾化问题？
中日关系一出现紧张，不少分析往往就很自然地将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日本整体右倾化或军国主义复活，这些直接挂钩的分析并非没有道理，但问题在于没有仔细辨析日本的右倾化，究竟是政治右倾化还是整个社会右倾化，是不是朝着极端右翼方向在右倾，日本的右倾化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右倾化有什么异同，日本右倾化是否还有制约因素。
在这些讨论都没有深入的情况下，简单默认右倾化是日本特有现象，而且已经蔓延全社会，在学理上不严谨，在舆论上易引发误认知，在政策上可能限制创造性思维。
首先，日本政治在冷战后逐步的确走向右倾化，但不是走向极右。从小泉纯一郎到安倍晋三，我们看到中间经历了民主党短暂的执政之外，从对外政策上来看，如果将左翼定义为反对日本军事力量提升和自卫队作用扩大，日本自民党内的主流的确在整体右倾，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整体右倾，并没有证据证明在走向极右。
例如极右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在2012年挑起“购岛”风波后，试图借势通过成立新党最后一次问鼎首相宝座，然而结果完全相反，他的极右政党并没有获得选民的回报，其本人也在大选失利后退出政坛。
另一位极右代表人物，航空自卫队元幕僚长田母神俊雄发表极端言论否认侵略历史，高调参选2014年的东京都知事，以落选告终，次年因为经济丑闻被起诉。这说明在日本依靠极右思想，很难获得持续性支持，也没有获得政治回报，这本身就是对政治家走向极右的内在约束。
第二，日本社会更多呈现出“后现代化”，后现代社会有什么特点呢？一是对于经济高速增长已经不那么关心，日本社会不少人认为，日本已经度过了需要高速发展的时期，那是新兴经济体的事情，日本需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精致度，可持续程度以及知识创造创新方向努力，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不少人认为日本对于中国发展的嫉妒是其对华认知出问题的主要原因的看法可能并不准确。二是对政治不那么关心。由于日本政坛在安倍执政之前几乎年年换首相，但日本社会仍然非常稳定，这在很多国家不可想象。日本社会自律性高也是对政治不关心的重要原因。
第三是当政治开始限制社会自由，侵犯后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价值观的时候，社会则通过选举等方式对政治家进行规范。例如尽管日本在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方面，日本民众与政治精英没有本质上的分歧，但对于推进的速度和方式上则有不同，当安倍通过集体自卫权法案以及秘密保护法案上采取了一定的强推的做法，引发了社会的不满。
而安倍晋三在家计学园问题上的政商丑闻更是进一步导致其支持率大跌。国防部长稻田朋美对于日本派往苏丹维和部队每日活动记录的隐瞒做法，遭到广泛批评，最终辞职。
第三，右倾化不是日本特有的现象，而要放在全球发达经济体集团中比较来看，才能有更加平衡和准确的认识。日本作为西方世界的后进生，不仅在经济文化上学习西方，在政治体制和思潮上同样受西方影响很大。日本政治右倾化难道完全是本土生成的吗？如果我们看看美国在世纪之初横行一时的“新保守主义”，这是典型的美国式右倾化走向极端化的表现。现在的特朗普现象，以及去年的英国脱离欧盟等等，难道没有政治右倾化的影子吗？右倾化的研究要作为一个国际现象进行比较研究，而不应该把它看成是日本专利，那样思维创新就会很难。
由于地理相近，文化相通，地缘政治和历史问题等因素的影响，如何准确定位日本并非一件易事，特别是在中国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对日本的认知更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没有比对日外交更加可能让人觉得沮丧和失望的，花了很多精力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效果似乎不明显，中国的国力不断上升与中日关系不稳定的同步演进，也给中国对日认知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流动性，但对日基本认知共识如果不明确，那么对日关系就比较容易受到一时一事的影响，当然同样日本对中国的国内认知共识，也同样面临这个挑战。
值此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纪念之际，双方坦诚沟通相互认知努力建立最基本共识同样重要，在这方面知识界的历史和现实责任都很大。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泻大学副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
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近年来在西方世界里蔓延的民粹主义在日本并没有发生，日本相对贫富差距较小的社会结构，也让日本人认识到自身的优势和自信，日本有必要展示一定的国际领导力，这已经成为共识。如何引导日本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大国，可能比担心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思维转变更为必要。
原标题：张云：中国对日认知共识重建的战略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