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毅哲、赫布尔：中国对印尼的陌生，与大举进军东南亚的日韩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需要更重视这块新兴市场。
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常常被中国人忽视，直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雅加达后才有所改变。2013年10月上任一年多的习近平对印尼进行国事访问，并在印尼国会演讲中首次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一时间出现了“东南亚风”和“印尼热”。 2015年10月中国与印方签署从雅加达到万隆的高铁承建协议，标志着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走出国门。紧接着， 中国国有和民营企业在印尼也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走出去”实验。据报道，去年腾讯和京东向印尼的出行和结算平台Go-Jek投资了数亿美元，而马云的阿里巴巴也持11亿美元入股印尼最大的电商Tokopedia。在实体制造业方面，去年7月五菱汽车也正式开始在印尼投产。
但是，中国人对印尼这个国家似乎仍然既熟悉又陌生。这种熟悉又陌生来自于数百年的两国交流史。熟悉是因为历史教科书中的“郑和七下西洋”每次都要在印尼停留，下南洋谋生的华人劳工对中国辛亥革命的慷慨解囊，还因为那里是世界海外华人最多的国家（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印尼有2832万华人）。
熟悉更是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印尼对中国的战略支持和友好。1949年10月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被西方国际社会孤立，同样有着被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者压迫历史的印尼与中国亲如手足，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个月便率先与华建立外交关系（是除苏联等共产主义阵营外的第一批国家）。周恩来总理也于1955年远赴印尼参加对新中国外交具有深远影响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史称万隆会议）。
但中印友好很快被1965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苏哈托总统给打断。亲美反共的军事强人苏哈托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以印尼建国五原则“潘查希拉”（Panchasila）中的一条“信仰神道”（Belief in the One and only God）的名义进行了“反共大清扫”，很多华人和无辜的百姓遭到严重迫害。1967年中国撤回大使，切断与印尼的外交往来，直到1990年“冷战”结束后才恢复外交关系。
复交后的中印关系并非一帆风顺。 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席卷印尼，物价飞涨，大批人失业，外资撤回，印尼卢比从2436卢比对一美元跌到了14800。不满的学生和群众走上街头将矛头指向执政31年的苏哈托总统，要求其下台。政治混乱中，有军队背景的机会主义者趁机想浑水摸鱼，造成了震惊中外的1998年印尼排华事件（又称“黑色五月暴动”）。 中印关系直到苏哈托总统下台，民主化后才开始健康发展。经济层面，2002年中国通过“ASEAN＋1”模式与东盟签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2010年自贸协定生效后，中印两国贸易、投资和人员往来飞速发展。政治层面，2005年中印两国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3年又将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虽然两国关系不断发展，中国也刮起来了“再下南洋热”， 但中国人对印尼的了解似乎仍然比较局限和陌生。大多中国人对印尼的印象仍然是落后的待发展国家，或者是美丽的巴厘岛和热带沙滩、椰子树、热带雨林，或者是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反华”和对中国公民免签入境。
这种印象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后欧美企业撤资的背景下，大举进军东南亚的日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或许是最看好东亚的国家，将东盟视为“下一个中国”。而印尼是拿着东盟（东盟总部坐落在印尼首都雅加达）钥匙的国家，更被日本视为重中之重。日本的布局涵盖方方面面，除了汽车、摩托车和电子产品等日本的传统强项以外，还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工业园区建设等方面大局领先。笔者有位日本朋友在11年前投资号称“印尼版阿里巴巴”的Tokopedia，当时公司位于雅加达郊区的一个小小的房间，只有15个员工，而如今已经拥有1500个员工，并在在雅加达市中心CBD有个高47层的办公大楼——Tokopedia Tower，估值20亿美元。这无不让人联想到早期日本软银孙正义对阿里巴巴和马云的投资。
日本的投资不仅仅停留在硬件方面。日本还通过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apa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等海外援助机构，对印尼进行很多的援建项目。在学术方面，日本的经济产业省也花巨资在印尼成立了一个国际机构“东南亚东亚经济研究所”（Economic Research of ASEAN and East Asia），资助对东南亚的经济研究，为东盟国家和日本政府献言进策的同时，建立了一个知日的本地智囊网络。 并将在印尼东盟秘书处总部大楼里设置了东南亚东亚经济研究所和日本东盟统合基金（Japan ASEAN Integration Fund）的分支机构。
无怪乎，去过雅加达的朋友都觉得这里是日本的后院（Backyard of Japan）。街上跑的汽车（除货车以外）近95%是日本车，摩托车近九成也被日本的品牌本田和雅马哈（以及高档些的川崎）所垄断，就连最有名的书店也是日本的“纪伊国屋书店”。 高档购物中心的产品许多也是日本品牌，餐厅也是日本的寿司、拉面、饺子和牛肉盖饭。
笔者认为，中国需要更加重视印尼这块有待开发的新兴市场。虽然印尼确实有政策易变、基础设施差、法律不够完善等风险，但这些风险广泛存在于大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创出一片天下，不仅仅是“土豪”般地扫荡式收购欧美发达企业，力求一步登天，也应该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辛勤耕耘尚未开发的新兴经济体。华为和Vivo就是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最好的典范，在印尼这两个中国品牌的手机和广告随处可见。
经济总量：规模就是优势
印尼是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GDP已超过1万亿美元（IMF预测），是东盟第二大经济体泰国的2.3倍，经济总量已要居世界第16位（如果剔除价格差异，印尼已经是世界第八大经济体），并加入了领导世界的二十国集团（G20）。 普华永道（PWC）和经济学人智库（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预测2050年印尼或成为继中国、印度和美国之后的第四大经济体。笔者对此预测有所保留，但2016年印尼的人均GDP已达3，570美元，略超8年前北京2008奥运会时中国的平均水平（人均GDP为3,471美元）。 而人口千万的首都雅加达（2010年人口普查:960万）人均GDP则高于15，000美元，超过了厦门、成都、重庆等城市，达到中国经济龙头江苏省的平均水平。
人口优势：市场为王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成就了市场为王。对国际资金流动和新兴行业发展趋势的简单分析可以得知，资金和技术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只要有想法（idea），便可以通过风投和战略投资者获得。发达经济体和中国等中等收入国家日趋不可逆转的老龄化凸显了包括印度和印尼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红利优势。其他条件不变，只要人口增长，市场必然扩大，经济就自然增长。印尼有2.6亿人口（世界第四），性别比例均衡，超过一半的人口在30岁以下，并以年均0.89%的速度继续增加（2016年估算）。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 & Company）认为到2030年将有9000万的印尼人加入中产层或成为消费群体，是除中国和印度之外的世界最大新增消费市场。中国经济奇迹时的人口红利优势，我们都已有目共睹，印尼或许真的可能成为下一个中国（当然规模和中国差很远）。
战略位置：能源＋“一带一路”
拥有17506个岛屿的印尼战略位置显著，是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接口，也是中国能源进口和对欧洲、非洲和中东贸易的必经之路，也是新时代下打开筑梦空间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卡口。从经济层面上来讲，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印尼有中国所需的石油、天然气、铜、铝等矿产资源，中国有印尼所需的资金、技术和发展经验。从政治层面来讲，印尼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东盟的创始会员国，在东盟的日常运营方面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通过“东盟＋1”模式（ASEAN+1 model）进行东亚经济整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和处理中国南海争端的过程中，东盟和印尼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印尼是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的前哨，与巴基斯坦一样，这里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着中国今后的全球布局。
1998年排华事件和2016-17年围绕雅加达特区华人首长钟万学（Basuki Tjahaja Purnama）“亵渎”古兰经事件的选举风波，让国人大多觉得印尼是一个最起码对中国来说非常不安全的国家。这些印象通过媒体“好新闻不是新闻” （Good news is no news）的一边式报道，在华人心中更是加深，不少人对印尼敬而远之。但有意思的是，根据全球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新的调查（2014年），印尼是全球对中国最友好的前10个国家之一，66%的印尼人对中国持积极态度。此外，穆斯林占总人口87.2％的印尼，并没有像伊朗和巴基斯坦那样在国家名字中加上伊斯兰（Islamic）的字样，成为伊斯兰共和国，也没有像埃及、马来西亚和马尔代夫那样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
笔者访问印尼期间有幸与印尼的第一位华裔女部长冯慧兰（Mari Elka Pangestu）女士通过邮件和即时通讯工具进行了简短交流。笔者惊讶于，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允许一位基督徒、华人并是女性长期担任商务部部长和旅游与创意经济部部长等政府要职10年之久。出于好奇，笔者略作研究发现，据不完全统计，自1945年印尼独立以来，不管是独立初期的苏加诺时代、和印象中反华反共的苏哈托独裁时期，还是1998年后的后苏哈托时代，至少有近十名印尼内阁部长为华裔出身。现在的印尼商务部部长吕有恩（Enggartiasto Lukita）先生亦是华人。这些数据和事实与我们经常看到的媒体报道和对印尼的印象大相径庭，也恰恰说明这个国家仍然是一个相对开放的世俗国家（当然极端宗教主义抬头的风险不能被忽视）。
最后，笔者呼吁中国的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行业重新或者说继续关注印尼市场。印尼年轻人最想要的两件商品是手机和摩托车。中国的手机已经通过性价比的高的优势在印尼占有一席之地，为什么价格不到本田和雅马哈一半（甚至更低）的中国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特别是印尼政府越来越重视环境污染）不能打入印尼市场呢？无销售渠道、无知名度、无配件、融资和配套的二手市场等当然是很大的挑战，但或许并非不可能。
谢毅哲为印度尼西亚经济智库－印尼大学社会与经济研究所（LPEM UI）的访问学者和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ADB Institute）的助理研究员。同时，作者在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课攻读博士学位（主攻国际经济），亦曾在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学习和工作。
马蒂亚斯•赫布尔 （Matthias Helble）是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 （ADB Institute）的高级经济学家，研究部门的联席主管。
作者感谢原口纪念亚洲研究基金的资助。本文为个人观点，并不代表作者所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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