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领先的液体和粉末涂料供应商——艾仕得涂料系统宣布在上海的亚太研发中心正式启用，为其全球四大研发中心之一；有着111年历史的贸易、物流、分销及零售领域的跨国企业冯氏集团，将首个全球智能供应链系统展示服务平台——利程坊落户上海；强生公司则于去年12月宣布，将北美以外第一个“JLabs”全球生物医药孵化器落户张江。
截至2017年底，上海外资研发中心累计已经达到426家，其中，40家为全球研发中心，17家为亚太区研发中心；20家外资研发中心的投资超过1000万美元；吸收中方研发人员总数超过4万人，硕士以上学历占52%。
在上海的外资研发中心以占内地总数四分之一的规模，居全国首位。
创新新常态：蜂群合作
研发环节作为产业链的最高端，“神秘高深”是它的代名词。但是，记者在调研中听到了外资研发中心一些负责人对“研发”二字的新领悟。
“联合利华是快消行业，但这两年我们才真正感受到快消品的‘快’。竞争不再是同老对手打，那些层出不穷的电商品牌、网红、爆款，倒逼新产品研发周期不断缩短，从过去一两年，缩到最短只有3个月。”联合利华上海研发中心开放创新总监王红强说道。
快消品要快，其他产品的研发也要快。陶氏化学亚太区首席技术官姚维广说：“化工行业的巨变是过去上百年都没有的。资本市场对技术型公司趋之若鹜，迫使传统行业必须加快新品的迭代速度。”
GE中国研发中心董事长戴鹰也说道：“如今医疗产品也变成了‘快消品’，市场上超导型核磁共振共有十几个品牌，短到一个月就会出一款新型号……”
新品迭代速度加快，创新周期缩短，这些因素推动着研发正在步入“新常态”——
“从全球趋势来看，创新的模式已经从‘孤岛式’创新进入融合创新，创新的边界逐渐模糊，企业与下游客户、上游供应商在创新过程中相互融合、互相‘嵌入’正在成为新常态。”姚维广说道。
“不断对市场作出预判，才能缩短研发周期，因此，我们现在越来越依赖大数据、人工智能方面的数字化工具。这需要我们能整合外部资源，形成创新联盟，跨行业、跨领域开展协同创新。”王红强说。
戴鹰则说道：“过去搞研发，盯着高精尖，甚至盯着诺贝尔奖，而不是首先盯着市场需要。如今，搞研发的人要有产品经理的头脑，能否快速实现产业化，能否解决社会需求，是必须清醒回答的问题。”
儒竞艾默生副总裁刘伟光更是把目前的创新新常态形象地比喻为“蜂群合作”，研发团队项目化，像一支支“特种部队”，直接嵌入客户的市场部门。
贴近市场，正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外资研发中心由发达国家加速向中国转移的背后原因。曾几何时，中国是“世界工厂”的代名词，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正在发生着“世界工厂”向“世界消费大国”的角色转换。要想占据主动，跨国公司就必须改变自成一体的“孤岛式创新”，将研发中心与市场“零距离接触”。今天，市场越发瞬息万变，竞争越发主体多元，融合、开放、嵌入的创新新常态，正是市场的巨大力量使然。
创新新模式：开放平台
正因为有对创新新常态的敏锐把握，强生、英特尔、联合利华、罗氏、微软等跨国公司纷纷在上海设立了开放式创新平台。
外资与本土的创新元素借此加速融合，中外共生共享创新成果已成为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
微软加速器·上海是微软全球第8个加速器，2017年1月成立，一期共为14家初创企业成功加速。10家企业在加速期间获得总额4.2亿元人民币的新一轮融资，企业总估值超过66亿元人民币，是加速前的三倍以上，1家企业在新三板上市；强生公司与初创企业、科研机构以及优秀人才合作，提供资金和技术，共同将创新雏形转化为医学临床应用成果。即将投入运营的JLabs，是北美以外的第一个，能容纳近50家生命科学与医疗健康领域创新实体；罗氏制药与协和医院、华山医院合作，联合培养了9位博士后；GE中国研发中心与上海交大合作成立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基地和联合实验室；巴斯夫投入1亿元成立中德研究发展基金，与上海高校和企业共同建立国际化合作研发网络。
面向全社会创新主体的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也活跃着外资研发中心的身影。
飞利浦、霍尼韦尔、诺基亚贝尔、药明康德等35家外资研发中心加盟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通过研发平台对外共享的30万元以上大型科学仪器共149台/套，仪器原值总额近2亿元人民币。
新年伊始，外资研发中心加快融入上海的创新体系更是好戏连台：全球医疗器械行业巨头美敦力大中华区高级总监彭扬透露，他们将与上海临港集团在临港浦江高科技园内共同建设孵化器“MLab”，由美敦力的科技创新基金与临港方面共同投资。“这一合作模式是美敦力在全球其它地方所没有的。”
安永大中华区业务拓展主管蔡家赞则透露，今年第二季度，他们将在上海建立国内第一个安永科创中心“Wave Space”，提供一个进行机器人、人工智能和网络数据处理等科技研发的智能平台。“它聚焦于数字技术对企业管理的流程再造，在此，中国与全球各地的数字创新技术进行交互，从而给全球的客户提供最好的解决方案。”
“这个时代的创新就意味着全面跨界，甚至跨境。安创空间为上海的智联网行业打造了多层次的联合创新平台，它不仅是苗圃，还是加速器。目前我们的生态圈已经集结了近100家成长型企业，涵盖底层技术、算法、开发平台、传感设备、应用场景解决方案……智联网产业链能想到的领域都有。”安创加速器的合伙人庞稼说道。
创新新期待：融入上海
创新新常态呼唤政策制度新供给。为加快外资研发中心融入上海的创新体系，去年10月，市政府出台《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参与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简称“16条”），“支持跨国公司设立开放式创新平台”，以及“鼓励外资研发中心参与重大项目研发”“鼓励外资研发中心的研发成果在本地转移转化”“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参与本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吸收外资研发中心的科技人员参加政府计划项目专家库”等都被明确写入。
“16条”颁布以来，本市相关部门动作频频。市人社局抓紧制定出台《关于本市外资研发中心聘用外籍人才来沪工作办理工作许可相关事宜的通知》，明确本市外资研发中心聘用外籍人才享受的工作许可方面的便利措施；海关、检验检疫部门针对外资研发中心的实际需求，创新监管模式，进一步提升研发用样品等跨境流动的便利性；在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参与重大项目研发方面，市发改委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对“新一代高端微创医疗器材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予以了支持；市经信委2017年支持外资企业技术中心，一共立项18个企业技术中心能力建设专项，并在2017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拟支持两个外资项目……“外资研发中心正迎来加快发展的黄金期。”姚维广透露，不久前包括陶氏化学在内的7家外资研发中心自发开会讨论“16条”，现场气氛热烈，本月底，“民间会议”范围将扩大到35家，且报名的企业还在增加中。
“外资研发中心带来了资金、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通过‘知识溢出’效应，推动了全社会的创新转型。反过来，全社会的创新转型氛围能为外资研发中心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把每一个创新主体的能力激发到最大，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就能加快建成。”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士说道。
据透露，市商务委正在会同市财政局加快修订《上海市鼓励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发展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办法》，以落实对全球研发中心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研发中心的财政资助；市知识产权局正会同市财政局对《上海市专利资助办法》进行修订，将“16条”中有关对外资研发中心知识产权落地的财政支持政策纳入；此外，各区纷纷出台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发展的政策，徐汇区启动实施“光启计划”为外资研发中心提供人才公寓等住房保障和服务；松江区鼓励外资研发中心参与G60科技走廊建设；普陀区加紧编制《普陀区支持科技创新实施意见》；杨浦区与西门子合作共建西门子数字化体验中心过程工业展厅……“通过政策制度的供给，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为在沪外资研发中心参与全球竞争提供有力支撑。”这位人士说道，今年上海的外资研发中心要力争新增15家，同时推动一批外资研发中心能级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