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冷战结束为标志，世界两极政治对立的格局迄今消失已快30年了，但人类社会并没迎来“天下太平”。
遭遇“9·11”恐怖袭击后，美国把反恐摆在战略日程首位，但结果却是越反越恐，陷入封闭怪圈。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和新干涉主义的冒险等，过去这些年来世界政治生态让人感到“混乱而失序”。在西方世界内部，经济危机造成贫富对立，社会矛盾加剧，排外主义、民粹主义和保守思潮蔓延。在国际领域，西方大国拉帮结伙、恃强凌弱，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或垄断国际事务现象时有发生。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
对此，西方世界无疑需要进行反思，而这其中最应反思的又恰恰是凡事强调“优先”“第一”的美国。中华文化主张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在中国人眼里，世界是展示人类不同文明的“大舞台”。而在美国社会精英眼里，世界却是你争我斗的“大擂台”。
执着于寻找敌人和对手，是美国在二战后长期斗争思维模式的产物。回顾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与世界政治发展历程，我们更应看到，美国非但没能充分运用好自身权力和影响造福国际社会，反而循着称霸与对抗的行为逻辑越走越远，挥霍了苏联瓦解后在经济和政治层面留下的“冷战红利”。美国的学界和政治精英们鼓吹文明冲突，发动反恐战争，大肆对外输出民主，挑动“颜色革命”，最终使美国成为世界政治的乱源和“麻烦制造者”。
美国等西方国家犯下的错误以及世界政治的混乱现实，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美式思维”的负面效应甚至危害。作为新崛起中的大国，中国一直在避免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陷入“缠斗”，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促进自身与世界的共同发展上。
怎奈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等少数西方大国从未放弃以大国对抗的旧有逻辑对待中国的发展。在新近提出“锐实力”之前，针对中国的各种软实力攻势从来就不罕见。在对华“唱衰论”近年来日渐失去市场的情况下，形形色色的“陷阱论”“责任论”层出不穷。无论预言国强必霸、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还是强调中国应承担更大责任的“金德尔伯格陷阱”，最终目的无外乎都是在减轻美国自身压力的同时，尽可能迫使中国承担与自身能力不符的国际责任，最大限度迟滞中国的崛起进程。
对此，中国在扮演好全球发展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维护者角色的同时，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在超越大国对抗逻辑的基础上确保自身正当权益。过去几十年来，本着“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原则，中国放眼全球，尤其注意与渴求发展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打成一片，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与国际社会分享中国改革和发展经验。
一个极为鲜明的对比是，在中东、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地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输出所谓民主，但结果却事与愿违，不仅没能带来民主与繁荣，反而导致不少国家和地区政局动荡、治理失败、战乱不断。而中国给这些地区带来的，一直是以促进和平、发展与繁荣为目的的真诚付出。
无论从较长的历史周期还是未来国际力量发展对比看，当代中国的崛起与复兴，都应该也能够超越近代以来传统大国的对抗逻辑。
一方面，当代中国的复兴不是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为参照物，而是沿着自身既有的历史和现实逻辑展开。中国的“和”文化传统和近代以来深受列强欺凌的惨痛经历，都使中国对和平发展环境备加珍视，摒弃国强必霸的西式对抗思维势所必然。
另一方面，在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国际力量对比已发生革命性变化。美国的霸权地位虽然仍将维持一段时间，但毕竟已今非昔比，不再具有轻易左右世界格局的能力。出于惯性，现今的美国政府依然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动辄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横加指责甚至无礼干涉，但在维护世界平衡与和平的力量日益增强的现实之下，美国施展这种霸权的空间正在不断被压缩。
随着一个美国难以再随意任性的世界逐渐形成，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也都应准备好迎接一个没有霸权存在的世界。就此而言，超越大国对抗的旧有逻辑，还意味着以更加宽广的视野和格局拥抱一个崭新世界。
当然，超越大国对抗逻辑绝非一味回避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更不是不讲斗争、甘受欺辱甚至坐以待毙。过去和当前阶段，国与国尤其各个大国仍是国际舞台上彼此竞争的主角，在激烈的竞争面前，我们只能敢于斗争，才能在国际强权面前维护自身的利益。只是在这种竞争中，我们要清醒认识到，国际格局与力量对比的革命性变化，确实为崛起中的中国提供了超越一些旧有逻辑的机会和环境。20世纪已经过去，西方二元对立、零和博弈的旧有思维、行事方式和世界观都在随之没落。我们则有足够自信和能力，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各国人民一道去迎接和拥抱一个没有霸权主导、全球化、多元化的崭新世界。(作者分别是中国社科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欧洲研究所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