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磊
入选2017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让行唐故郡遗址受到了全国瞩目，得知这个消息，参与此次考古的成员都十分欣喜。行唐故郡遗址发掘负责人张春长说：“通过此次入选，能引起全国文物界专家以及社会各界对故郡遗址的关注，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深感荣幸。”他们已经向国家文物局申报2018年工作规划，科学、有序地进行故郡遗址的考古挖掘工作。这对它来说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
入围2017年
考古十大新发现
今年3月份，由国家文物局主导的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在北京举行。行唐故郡遗址成为26个入围项目之一。
自1990年开始的一年一度的“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是考古界的一项盛事。进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的每项考古发掘都是履行了报批手续、取得国家文物局批准的，在发掘过程中，也是依照了国家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保证了考古发掘的科学质量，其所揭示出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更是不断提供着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的钥匙，丰富着我们对于历史的认知，同时也一直提升着中国考古学的层次。考古遗址属不可再生资源，每一项发现都是独到且不可替代的。今年入围“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的26项考古发现各有各的精彩，代表着中国考古的不同侧面。
评委会认为，遗址所在地区在先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其早期历史文化不清晰。故郡遗址内涵丰富,城址、居址、墓葬并存,与周围其他六处遗址点构成庞大的遗址群,填补了鲜虞和早期中山国历史与考古研究的空白。积石墓、头蹄葬、殉牲坑、车马坑陪葬制度、器物特征既有鲜明的北方族群特色，又深受晋、燕、齐等华夏系统文化的影响。二号车马坑规模宏大、装饰精美、彩绘贴金、极具特色,在同期中原各国中极为罕见。殉牲坑分三层埋葬牛马羊头蹄,系首次发现。海贝、黄金、髹漆等发现提示了一个横贯欧亚的古老文化交流线路和条贯中原的贸易网。故郡遗址是北方戎狄民族华夏化进程的具体反映,对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4月10日，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评选会在北京落幕。尽管行唐故郡遗址并没能入选，但它庞大的遗址群和丰富的文化信息依然给评委会和诸多专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进一步丰富了戎狄文化内涵
今年1月16日，在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的现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给出了权威的点评。本次故郡考古新发现，特别是东周墓葬的发现，有诸多新颖和奇特之处。
比如，大型墓葬除附有车马坑之外，还有与之配套的殉牲坑，三者呈直线布列，这是此前所未见的。再如殉牲坑中数以百计的马、牛、羊头蹄，其中马头上的辔头与镳衔不予卸下，表示与车相配，此亦为首次所见。又如车马坑与殉牲坑之间以窄沟槽相通的形式也很独特。至于保存完好的精美马具（缀贝颈饰、包金铜泡与辔头）和系驾遗存（牵引皮具）等，在以往发掘的车马中亦极少见，为复原当时的车马结构提供了新的依据。还有，大墓的器物箱、殉人和腰坑等，在北方地区东周墓中也不多见。
这些特殊之处，尤其是动物头、蹄牲体的现象，与已知的周临同时期列国文化，如燕、赵，乃至中山文化都不相同，而与同时期北方系考古学文化相类似。依历史文献记载，周代在北方太行山东西两麓有不少戎狄邦国存在，金文材料也有这方面的内容，但得到考古证实的极少，比如著名的北京延庆山戎墓地，不少墓葬就有马、牛、羊头蹄；又如2009年发掘的河南省淇县宋庄墓地，大墓有殉人、腰坑和器物箱，箱内还有大量动物骨骼。这两地分处太行山南、北两端，行唐恰好位居其间，以此推论，沿太行山一线确有不少类似者存在，表明文献记载是有根据的。
2013年在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发现的徐阳东周墓地，于两座车马坑中都放有较多马、牛、羊头蹄，学界普遍认为属陆浑戎遗存。行唐故郡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戎狄文化内涵，再次刷新了我们的认知。
除特殊性之外，其整体面貌也有时代共性。如随葬的青铜礼乐器都是当时燕赵之地流行的器物。墓地材料作为北方戎狄族群华夏化的具体反映，使华夏文化显得更加丰富多彩。
发掘中
科技手段不断介入
在故郡遗址的发掘整理中，当代的科学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
故郡遗址出土文物种类繁多，历史信息交错纵横，古DNA研究、人骨研究、植物遗存研究、碳氮稳定同位素以及冶金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和科技手段不断介入，故郡遗址的发掘得到了时代的助力。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齐瑞普最感慨的也是科技力量在故郡考古中发挥的作用。一直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科技经费投入的问题，河北尚未建设自己的科技考古队伍。很多情况下，对于文物以及墓葬遗迹的认知只能凭借传统田野考古的方法，比如说，根据陶片判断历史年代，但对于某个具体遗址，如古环境的复原、人骨的鉴定、古人生计模式等方面都没有相关知识积累。这造成的一个问题是，许多文物被发掘之后，不敢轻易触碰。“原来都不知道具体该找谁做，现在起码知道该去找谁。”
从2017年开始，社科院考古所科技中心负责整个发掘的科技考古工作。考古所副研究员王辉通过对土壤的取样和分析发现，行唐故郡的遗址形成前，位于大沙河的泛滥区，受河流影响巨大，后来可能由于河流改道，这块地区逐渐形成台地，上面才慢慢有了居住的可能性。“环境可以帮助我们提供一个角度来理解当时人类做出选择的一种，但并不能建立起一个非常明确的因果关系，具体的决定还是要看当时的人怎么考虑。”
发掘面积
今年将达7000平方米
行唐故郡遗址发掘负责人张春长说，目前发现的墓群里，身份最高贵的是2号墓，有3.4米长，2.3米宽，鹅卵石堆砌很多，堆得也很深，初步推测至少是士大夫墓，但因为埋得过深，受地下水的影响，尸骨腐蚀很快，几乎没有了，“但是这里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有鼎、豆、甗、匏壶、舟、勺等7件，还有玛瑙、水晶环、玉佩、珠子等十几件（组），这些都显示了墓主人的身份。”
“不过，这些都只是截至目前的发现和初步推测，目前发掘各类遗迹190多处，但只占墓地内遗存的一小部分，主墓很可能还没有发掘出来。接下来，我们将联合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北京大学等单位多学科协同联合对墓地进行发掘。”张春长说，发掘可能要持续5年到10年，近期规划预计到2020年，预计今年发掘面积将达到7000平方米，主墓还有待进一步发掘。
而对未来的考古工作，专家们较为一致的意见认为，可从聚落考古的视角考虑下一步的考古工作规划，对墓地的布局与不同时代的遗存应细化分析，增强科技手段的介入，以多学科协同联合发掘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获取资料与信息，对重要遗存应及时开展实验室考古发掘与保护。同时，未来考虑对遗址和墓群采取就地保护，在当地建博物馆。
目前，故郡遗址正在制定考古发掘和长期保护的规划方案，同时还将和地方政府进一步论证协作，推动故郡考古遗址博物馆建立。“考古发掘、遗址保护、文物展示，河流景观、农林产品……”张春长等考古工作者希望故郡遗址的未来，成为一幅美丽的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