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公民携“抗癌药”入境印度被捕？细思极恐的反操作
据印度媒体报道，今年6月20日，一名中国男子在印度首都德里的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因携带大量的抗癌药入境被捕。虽然在南亚涉及各国的海关案件时有发生，但本次案情最蹊跷之处在于，印度是全世界闻名的廉价抗癌靶向药生产基地，被称为“世界药房“。既然如此，为何会有人从中国携带如此海量的抗癌药进入印度，进行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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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还是部分真实？
“刚看完，足足哭了一个小时，患者还是不要看了，我们这些经历过的人，去看很难控制情绪。”病友群里因为某部电影炸开了锅。有人劝慰：“躲过了以前慢粒致命的结局，还有什么不能看开的？”病友们看法不一，有人认为让大众关注这个群体是好事情，有望让药价进一步降低；有人担心如果大家过度关注会导致关闭了这个通道；有人则认为电影只是反映了生活中的部分事实。
乐乐（化名）在病友群中的发言：我觉得还是不要去看了，看了以后很难过，心里闷得慌，一晚上没睡好，吕受益的结局是注定的，也是现实的，很多人避免不了。相比他们，我们是幸运的，这个抗争的过程已经有人做了，但是目前经济负担依然是很多病人痛苦的根源，尤其是农村患者，每年一两万的药费可能是他们全家的收入；张院士这样的人肯定依然存在；药品实际成本与市场需求的矛盾有改善但还是有待提高，现实并不是电影最后说的“假药”根本没人买了，因为已经进医保。很大部分人进医保还是吃不起，电影把这个病群呈现在大家面前，更多的是反映了之前的生存状态。
印度代购真的这么简单吗？
印度代购肿瘤药的情况，主要集中在2005年-2010年，当时需要服用进口基因靶向药物的患者中，大约六七成服用印度仿制药。但现在，随着药价的下降和抗癌药纳入医保，印度代购仿制药的情况已经大大减少。不过，现在仍然存在着海外代购抗癌药的情况，因为一些新的抗癌药价格还是非常昂贵。在这些职业代购中，存在着不少欺诈行为，用真正的“假药”欺骗患者。
有一事件值得注意，据印度媒体报道，今年6月20日，一名中国男子在印度首都德里的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因携带大量的抗癌药入境被捕。印度海关官员在声明中称，该嫌疑人是从中国抵达印度后在安检时被截获的。这名中国公民的随身物品及行李中约有市场价值1190万印度卢比（约合119万人民币）的抗癌靶向药品，明显不是自用已涉嫌走私，因此，被印度警方拘捕。
虽然在南亚涉及各国的海关案件时有发生，但本次案情最蹊跷之处在于——印度药品因为按当地法律无需缴纳高额的专利费，是全世界闻名的廉价抗癌靶向药生产基地，被称为“世界药方”。印度同类抗癌药的价格与国内相比，往往只有几十分甚至上百分之一。每年，都有大量的中国患者前往印度治疗或购药。那为何会有人从中国携带如此海量的抗癌药进入印度呢？
我们从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长期旅居印度的人士处获悉：“大概在去年年中，有患者曾向我咨询，声称在中国有生产抗癌药的厂家与他联系，这些仿制‘印度抗癌药’价格只有印度本土生产药品的十分之一不到，拥有相同外包装，号称在中国有大型生产线和仓库，对外宣传使用相同原料生产，疗效也‘完全一致’。据说这些所谓‘原厂药’在国内销售火热，主要购买渠道为社交软件和搜索引擎上的网页。由于在国内此类药品生产准入门槛很高，人工、物流和原料成本亦远高于印度，我不认为有正规厂商会冒着法律风险来生产销售，当时以为只是误传没有多想。如今细思恐极，人命关天呀。”
一位从事打击假药的知情人士透露，之前一直没有案件去证明。从今年的3月份，在广东打了一个地下窝点，所有的境外药品全部是在中国这边生产、包装，然后生产完以后发往印度、孟加拉，再从印度、孟加拉那边卖给中国患者。
其实像电影里说的有一个是真实的，作为印度当地的海关也好，他们的公安系统也好，他们的药品也只允许在印度当地卖，包括他们的产量也是跟他们的销售有关，比如说他有一百家药店，一百家药店拿货，一个月拿十盒，那就是一千盒的量。我这个药厂只能生产一千盒药，没有太多余的量去卖给其他国家的人。
所以这种药品，会产生供不应求，很多人就会动脑筋，做假，从中国当地做。因为即使在印度当地做假药也是要判重刑，他们就从中国这边做好加药，发到印度，再从印度卖给患者，对于患者来说没法区分。
另外，该人士还指出，这些人甚至可以渗透到印度当地的药店，也就是行话说的“洗白”。其实是药房也存有这种“主观意识”，他们从假药渠道进货，便宜，真假药混卖，并没有太大的风险。
作为患者来说，他没有能力去区分这个药是真还是假，他最多看，这个药全是英文，是进口药，没法区分这是正品进口药还是假冒进口药。
和代购衣服鞋子包包不一样，代购药的试错成本其实非常之高，因为病人能够得到有效救治的机会只有一次。电影中男主卖药谋生还挺有底线，只卖确认有效的仿制药给认识的人，卖家和买家在相互信任的小范围活动来保证安全，不出人命。现实里病人私下购买来的仿制药，质量也容易参差不齐的，仿制药里有效成分不够也会延误病情，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管理。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柳光宇教授发表评论：说到药，事实上，救命药的研发是当前最高端科技之一，需要比药品成本价高出千倍的投入。这些天量投入应该让谁来埋单？新药生产工艺的知识产权保护期究竟要不要？如果每一种新药都无偿向第三世界国家公布，那么西方发达国家还有谁会去投入新药研发？应该由谁来控制价格，以免让药厂无利可图而放弃或迟滞这类药物的生产？廉价的仿制药品应该如何管理?
如此等等，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无论如何都不会被普罗大众所完全理解。所以，身为医务人员的柳光宇教授，更担心的是看完以后，芸芸众生只看到医生的见死不救，警察执法的无情和制药企业代表的唯利是图，而对上述这些个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困局视而不见，虽然，影片很多地方都已经有了说明。
那么在有限的资源下，我们是否还有其他的思路？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副所长章滨云指出，肿瘤防治的国家战略，靠精准医疗和靶向药，一定是大错误。花了大钱，办了最后延长3到18个月生存期的低效率事。肿瘤防治国家战略，一定是要把肿瘤病因预防策、早发早诊早治工作做好，而不是把大量的钱投入到最后的3到18个月。
医疗服务既是民生，又是产业。“保”下来，不是“包”下来。为低收入者提供底线保障，是我们的医疗民生低线。为所有人包下来，势必能赢得选票，但国家财政和企业社保的沉重负担，没有一个地方能可持续承受。简单逼着原研药和专利药厂家，在专利保护期到之前降到跳楼价也是不现实的，厂家没有经济动力甚至成为沉重亏损负担，也是很难有创新。
早癌防治或许是另外一条思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消化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上海）主任李兆申院士指出，他算过一个账，如果我们在筛查上投入1块钱，与患者确诊为癌症以后比较，1块钱可以节约15块钱，比如说一个早期胃癌，被检查出来只要15000元，但一个晚期胃癌化疗至少20-30万。
药企该不该被扔臭鸭蛋？
在电影中，似乎所有人都有其两面性，你是千万人心中的救世主，但可能以前打老婆；你可能身患重病，但也可以因为要逃跑把路人从自行车上踢下来抢走他的车。生活一旦把人逼入墙角，抉择是艰难的。
有人曾说：按照导演的逻辑，我们看这部电影都应该去看盗版，这才是对这部电影的尊重。而立刻有人反唇相讥：如果你不看就会死，而且又看不起正版，那当然应该去看盗版。
而其中只有一个角色是完完全全的坏人——跨国药企，但他们真的应该被扔臭鸭蛋吗？
引用一位血液科专家袁医生的观点：该片还未公映就已大火，作为对所涉及疾病及治疗药物最为熟悉的血液科医生，有几点感触：
听说片中写尽各方无奈，唯有原研药厂作为反面人物出现，若果真如此，颇为不平。在每一个爆款新药背后，是科研人员十数年的心血，从药物结构分析，筛选，前期实验室研究，到动物实验成功，到成功通过药物临床试验1-3期，才能最终上市，在这过程中，大多数药物会折戟沉沙，成功者寥寥无几，药企投入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可达十数亿至数十亿美元，每一个能够成功上市的药物都背负着自己的成本，以及倒在各阶段的其他药物的成本，因此不能仅以生产成本来看待它的定价是否合理。如无法保护研发新药的企业足够的利润空间，那将无新药问世，长远来看，是人类的损失，所以必须保护知识产权。在将格列卫引入中国市场后，诺华创新性采用了慈善计划模式，买3送9的形式实际上使得中国患者以远低于欧美市场的价格用到了这个药（虽然仍比印度产盗版药贵），后续的很多靶向药物进入中国后都沿用了诺华的慈善计划模式，使得很多中国患者能够得到国际先进医疗服务，哪怕诺华初衷许是为了扩大中国市场销量，我还是认为诺华是有功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救人的是正版药的配方，这个论点并没有错。袁医生表示，格列卫的出现是划时代的，肿瘤治疗从此进入靶向药物时代，慢粒几乎已成为chemo-free的疾病，不再需要化疗，患者就像高血压病人一样，可以如常人安享天年。正是诺华公司研制成功了格列卫，慢粒白血病患者10年生存率从不到50%提高到90%，已经取代骨髓移植成为首先治疗方案，格列卫对胃肠道间质肿瘤的有效率也高达67%。
格列卫的诞生也是一个传奇。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血液科陈勤奋医生指出，格列卫的研发故事，是转化医学的成功典范，也开启了靶向治疗癌症的新篇章。但即使我们见证了奇迹的发生，我们也不要忘记，从费城染色体的发现到格列卫的批准上市，中间是41年的艰难探索。
开发药物是一项风险极大的投资，由于人体的特殊性，使得研发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花费巨资研发的药物好不容易通过了早期临床实验，却倒在最后一关的比比皆是。仅以艾滋病疫苗为例，几十年来，多少大型制药企业投入了无数的金山银山，到目前为止依然无一例成功。而这些失败药物的研发成本，最终必然要通过那概率不比中彩票高多少的成功的药物补偿回来。
以诺华为例，1997-2011年，诺华公司投入药物研发的费用高达836亿美元，而同期诺华开发成功了多少药物呢？答案是21种。算下来，平均每种药物的研发费用高达40亿美金。
而诺华的单药平均研发费用还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是阿斯利康。1997-2011年，阿斯利康共计投入研发费用590亿美金，而研发成功的药物仅有5种，平均每种药物花费118亿美金。
当然，抗癌药价高昂，一人患病可能拖垮整个家庭也确实是现实问题。从2015年开始，中国政府从不同角度入手，综合性地降低抗癌药价格，过去3年中已经明显降低了患者经济负担。2016年以来，有关部门组织开展了国家药品价格谈判试点和国家医保目录谈判，39个谈判品种平均降价50%以上，其中包括17个抗癌药品。例如，治疗乳腺癌的曲妥珠单抗（赫赛汀）从每瓶（440毫克）20000多元降至7600元。肺癌药物特罗凯从十年多年前16000元一盒降到2000元一盒，医保报销后，患者自付部分只剩下几百元。今年，李克强总理也在多个场合要求制药企业降低抗癌药价格，通过进口抗癌药零关税等措施促成降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