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改革开放四十年回顾特稿系列之六 | 李义奇：权力结构、国民性格及经济增长
导 言
历史上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如果权力结构是均衡的，权力的运行是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就会呈现积极性的一面，国民性格应付展现出光明的一面。否则，社会及国民性格就会展现出消极、阴暗的一面。而维持一个尊重市场、实事求是、保持开放的均衡的权力结构，才是中国能否走上繁荣盛世的关键，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李义奇博士的《权力结构、国民性格及经济增长》从中外历史经验回顾梳理了权利结构、国民性格及经济增长三者的制衡关系，值得阅读。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历过这个过程，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感念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中华民族近八百年来，第一次成功的自强运动。相信在将来的史书上，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我等生逢其时，有机会参与见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想想就令人激情澎湃。
在业界前辈的鞭策和友人的撺掇下，近期写了几篇回顾性的小文章。如银行的基因、聊聊当年的不良贷款、地方政府的债、国企改革四十年等（可点击链接）。写作是最好的思考过程，写着写着，不自觉地就有一种感觉，感觉犹如红孩儿头上的金箍咒，有一个什么东西套在中国经济头上，使中国的经济、社会不能焕发出应有的活力，国民生活、综合国力，不能达到应有的水平。
我们中国人勤劳、吃苦，可以精神抖擞地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这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很难看到。以中国庞大的市场潜力，中国的经济总量，应该是美国的两倍以上，才是正常水平。美国人罗伯特·福格尔教授预测，到204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五分之二。只要我们自己不折腾，不去自废武功，这个目标应该能够达到。
有些大佬可能瞧不上经济增长。他们认为，在中国历来就是上层建筑决定、指挥经济基础，而非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讲，经济增长就是社会活力的体现，是国民生活、民生的体现。一个不把社会民生放在首位的政府，是没有生命力和竞争力的政府。因为他们再宏大的叙事，也因缺乏道德和民意脊柱，而无法站立起来。对统治者或社会治理者而言，经济增长是社会长治久安的牛鼻子，经济增长会带来就业、带来国民生活的改善、社会矛盾的缓解等，经济增长带来财政收入增长和国家综合实力的上升，也将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对任一个政府来讲，它需要养活庞大的行政人员系统，需要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没有钱，一切都是白扯。中外历史上，经济增长、财政约束才是对政府的硬约束。在西欧，正是财政约束推动了英国的光荣革命，进而开启了世界现代化之路。所以，经济增长和财政是政府的硬约束。
权利结构
前几天，在微信上看到一篇纪念杨小凯先生的文章，即《纪念杨小凯：先知和他的世纪追问 | 先知书店》，文中有一段话，摘录如下：杨小凯在台湾、美国等地考察大量晚清企业史档案后，得出结论：在不改革制度的前提下，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只会助长政府的机会主义；政府和官办企业利用特权，与民争利，损害社会利益。最后，非但私人企业无法发展、政府和官办企业贪污腐败横行，国家的整体活力也必然被蚕食！在这种制度下，官办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发展。
我将这篇文章转发到个人公众号上。由此想起十五年前，读过杨小凯的《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赶紧找来（电子版）重读了两遍。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名词，即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引起好奇心，琢磨琢磨，似有豁然开朗之感。
杨小凯谈论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时，是在经济学的范式下讨论问题。他只是提出了这个问题，没有解释清楚来源，或者准确地说，他将国家机会主义的来源归结为法制或政治问题。在中国，历史上的中国和现实中的中国，西方话语形态下的一些现代学术概念，一般是与中国的实践对不上号的。比如，讨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府是政府，市场是市场，双方边界清晰可辨。但是，在中国，政府里面有市场，市场里面有政府，纠缠在一起难以分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套用西方话语体系讨论中国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时甚至连真问题都不易发现，更不用说有切中肯綮的认识了。
传说中，释迦牟尼修道时，突然有段时间心意烦乱，不知缘由，难以平复。他就回到出家修行时那棵菩提树下，端坐七天七夜，终于成为觉悟者。分析和认识问题时，如果觉得概念受到了现实的污染，实事求是的做法，就是回到问题的原点，从最简单、最朴素但同时又是最根本的出发点上，寻找问题的答案。笨办法虽简陋，但不会误入歧途，相信功夫不会白费。
经济增长与国民性格
民国十年，一个日本作家来中国旅行。他发现，他面前的中国并非诗文中的中国，而是小说中的中国。诗文中的中国，中国人个个品格清澈、光明伟岸，像李白、杜甫、苏轼那样。而小说中的中国，中国人猥亵、贪婪、残酷，像西门庆、高俅那样。普通老百姓冷漠、麻木、逆来顺受。
为什么唐宋灿烂文化诗文中的中国，到后来蜕化至明清世俗小说中的中国？
经济增长和国民性格，这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若以历史的眼光来看，竟是一条树根上长出的两个枝丫。中国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是一个纵向的社会结构，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能从社会的上层，甚至顶层，找到根源。就像康熙皇帝在电视剧中所说的那样，（所有问题的）根子就在乾清宫。
《中式市场经济之路--科斯等〈变革中国〉读书笔记》一文总结道，在中国，盛世也好，乱世也罢，时势之外，就是权力在决定一切。权力才是决定力量，政府也好，市场也好，最终要听权力的。所以说，维持一个尊重市场、实事求是、保持开放的均衡的权力结构，才是中国能否走上繁荣盛世的关键，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
本文可以说是那篇笔记的延续。历史上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如果权力结构是均衡的，权力的运行是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就会呈现积极性的一面，国民性格应付展现出光明的一面。否则，社会及国民性格就会展现出消极、阴暗的一面。唐宋与明清的对比，结论就是这样。
罗马帝国衰亡史
先举一个外国历史上的例子。
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说到，如果让人找一段人类历史上最幸福和最繁荣的时期，那么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是从涅尔瓦继承王位开始到马克·奥勒留逝世这段时间（大约八十多年）。他们保持统一的统治，也许是历史上仅有的把谋求人民幸福作为惟一目标的政府。建立在罗马民主政治崩溃基础之上的君主制，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在这段罗马人深感荣幸的光辉年代，君主传承采取的是收养制度。皇位不传给皇帝的子孙，而是挑选能力出众的人，把他变成皇帝的养子，然后将其培养成才，并逐渐移交权力。这有些类似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的禅让制。直到哲学家皇帝马克·奥勒留打破规矩，将皇位传给儿子之后，丑陋的世袭制，随即就带来了愚昧、奢侈、裙带关系，不负责任和奢靡之风，结果是大混乱。
君主政体下的专制社会，权力结构是否稳定、是否有制约，是决定一切的根本因素。因为权力的诱惑，会毫不犹豫地淹没人性中的那些光辉之处。明君、清官，仅靠个人品行的，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权力制衡，才能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而失衡的权力，没有制约的权力，带来的只能是罪恶。
民主并非是理想的，但是民主找到了权力制衡的办法，所以它比很多专制社会的长期表现要好。如果一个国家想在短期内（假设三、五十年）的腾飞，一个能够做到权力制衡的专制社会，应当比民主社会具有更高的效率。这是历史的经验。
历史上的中国经验
我们再来看看，历史上的中国经验。
中国与世界上其它地方不同，是因为历史上长期的大一统的专制社会。
地理是历史的子宫。中原地带，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片宜农区域，旱作农业的特性，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合作，需要统一的王权提供治水等公共产品。同时，先进的农耕文明过早成熟，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较早达到了产生王权和养活王权秩序的财政门槛，强大的经济基础能够支撑着一个规模巨大的统一的王权。
虽然没有文献记载，但早期文明涤荡、交融，还是有迹可循的。夏起源于中原河洛文化，商起源于泰山附近东夷文化，周起源于陕甘一带姬姓部族。商取代夏，东部文化进驻中原；周取代商，西边文化进驻中原；文明多次融合。到西周时，周武王说“宅兹中国”，以贵族政治为核心的中央王权确立。后经春秋战国陶冶铸炼，贵族渐消，平民日起，到汉武帝时，强大的、稳定的中央集权政治确立。
与西方社会的贵族集团是社会的中坚且一直传承到现代不同的是，早在古老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平民集团就已经崛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先进的农耕文明，以家庭为单位的精耕细作，平民在经济上较易获得独立。中华文明的早期，社会上的两大集团，贵族集团与平民集团，在王权把控下的长期博弈，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而这个过程中，贵族或平民集团对王权的均势，或约束能力的变化，决定了中国人的生存空间，以及国民性格。
早期的王权制度与贵族政治
早期的王权制度与贵族政治是相互制约的。比如周厉王时期的“国人暴动”，由掌有实权而地位崇高的贵族来摄行王权，就是贵族反制王权的极端化表现。诸侯王受制贵族的例子更多，也有诸侯一不小心被贵族篡位或瓜分的情况，比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为了对付贵族的威胁，公元前594年，鲁国率先实行按亩征税的田赋制度，动摇了井田制这一贵族制度的经济基础，诸侯、卿大夫失去了用于祭祀的经济基础，开启了王权制度通向平民秩序的通道。随后，各诸侯国纷纷开启变法，变法的实质是削弱贵族集团对诸侯王权的限制与制约。约200年后，商鞅变法完成了社会的平民化。大家都靠生产粮食的本领或打仗的本领挣生活。
贵族虽对王权有制约，贵族同时也是王权借以治理国家、保卫国家的依赖。贵族势力削弱的同时，君王需要治国帮手。于是，春秋战国时期，贵族渐消，平民渐起之际，一个由知识分子、各种奇能异士组成的集团，文官集团开始崛起，成为王权治理国家的帮手。
当时读书人与君王的关系类似雇佣制，合则来，不合则去，文官集团对王权还是有一定的制约。汉朝时，朝廷培养文官有一套缜密的系统，文官集团对皇权的约束有制度化的保障，汉朝皇帝发布命令，必须宰相联署才能算数，文官与皇帝相互制衡。汉朝皇帝还时不时地强调一下，自己与两千石（郡太守）共天下。
还有一个重要的差别是，贵族政治时期，君王是不需要养活贵族的，因为贵族自己的封地、有奴仆、有军队。而文官却是一无所有，君王需要养活文官集团。君王的财政压力就增大了。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贵族集团与文官集团类似于君王的两条腿。君王的选择，要么是放任贵族指手划脚，要么是有实力养活一个相对温顺且治理能力相对较强的文官集团。毫无疑问，君王侧重于选择对他威胁小且办事效率更高的文官集团。历史上，国家实力较强时期，君王有选择的能力时，都是文官当道、中央集权时期。国家实力较弱时期，贵族势力崛起，君王听任诸侯割据。一切取决于君王的财政能力。事实上，财政约束对政权来讲，从来就是硬约束，因为你首先要能养活起为你干事的人。你没有能力养活为你干事的人，大家只好做鸟兽散了。财政能力取决于什么？就是经济增长。所以说，有作为的君王都知道与民休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坊间流传说哪个国家的首领看不上财政经济这类小问题，这是虚伪至极的话，千万不能相信。
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服务君王、制约君王，受到制约的权力，会自动寻求均衡。中国历史上可以称为盛世的两个时期，西汉和唐朝，当时文官集团的构成比例，是惊人的相似。根据许倬云先生的统计，刺史郡守以上的官，大约三分之一来自军功和权贵集团，大约三分之二来自社会底层普通读书人。相信这是一个均衡权力结构的经验数据。此时，大家都有自由活动、自由选择的空间，可以任性而为，国民性格爽直、开朗，文化发展，经济繁荣。
三国、两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时期，平民为躲避苛捐杂税、为了安全，主动依附豪族，豪族也重视培养自己的子孙读书传承文化，社会历史发展中物质能力与精神能力开始自发结合，豪族与儒释合流，产生的士族、门阀、士家大族，这些贵族秩序，在这四、五百年内，主导着中国政治和历史的走向。三国时曹魏没有真正统一天下，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有门弟之见的豪族大户不配合，最后由世家大族司马氏统一中国。到武则天时期，王权秩序与贵族秩序仍旧在角力。武则天长期在洛阳办公，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想避开集聚在长安的贵族集团。
隋唐大兴科举，底层读书人不断被选拔补充到文官系统中去。文官势力壮大后，逐渐取代贵族势力，成为王权的帮手和制约力量。文官一方面帮助君王打理国家事务，一方面用礼教、民意、舆情规制君王。唐德宗时，皇帝想换太子，说是自己的家事，不让群臣干预。但李泌却说，天子以四海为家，宰相于四海之内的事都可以管。最后，太子居然保住了。
文官系统与皇权达成最好的均衡时期，应当是唐宋时期。从当时社会繁荣、人们安居乐业可以看出来，从当时的诗文灿烂也可以看出来。陈寅恪讲过，宋代是中华文明的巅峰。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是幸福的中国人，国民性格，也是最令人景仰的。例子可以举出一大堆。如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等。就是皇帝，也从中获益，唐宗宋祖，赫赫威名，并不是因为他们个人比别人多长了三头六臂，就个人能力而论，李世民很能说能够达到隋炀帝杨广的水平。他们是沾了其治下国家强盛、国民幸福的光。
没有制约的权利是靠不住的
一位法国哲学家曾经说过，我不知道一个流氓的内心可能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一个诚实的人内心深处是什么，它很可怕。没有制约的权力是靠不住的。在历史面前，任何一个个人，都是靠不住的。将国家的希望、民众的幸福寄托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因为如果没有制约，失去了权力结构的制衡，最糟糕的情况，必然会出现，毫无例外。
历史上，贵族或者文官，为了革命事业或者幸福生活，有积极性和动力去千方百计地制约王权。但王权也不是吃素的。有时皇帝会厌恶贵族和官僚势力的约束，他们会启用外戚和宦官集团，来反制官僚和贵族，进行所谓的斗争。结果是社会动荡、世风日下、民不聊生。东汉走向灭亡，是这个原因。后来明朝政治社会的黑暗扭曲，也是这个原因。高高在上的皇权，不愿受到文官集团政治力量的约束，自甘堕落，自做死，让社会和民众跟着受苦受难。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起初王权为了应对贵族集团的制约和威胁，培育启用文官集团。文官集团为了自身利益，服务于王权又制约着王权。人都是向往自由的，皇帝更是向往无拘无束。当贵族式微，官僚兴起后，皇帝不满官僚集团的压力，启用外戚和宦官（一个政权堕落的象征）。这里面的规律是，权力能够有效制衡，政权稳定，经济增长。权力失衡，政局混乱，百业萧条，民不聊生。不过，社会压力，国民求稳求治求生存求发展的压力（极端现象是农民起义），迫使皇帝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调适着与文官集团达成一个均衡。不受约束的权力是邪恶的，就像洪水，一旦冲破堤坝，就似脱缰野马，非下大功夫不能收拢，使其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中华文明的演进与变迁
中华文明的演进与变迁，早期以水平流动为主，即“东-中-西”的冲击与交融，过程中虽有来自草原部落和南方蛮族的冲击，但没有动摇、没有改变、没有替代传统华夏文明的核心。时间进入13世纪以后，来自北部草原帝国的强大冲击，打破了中华文明固有的制度和逻辑。刀剑之下，文官集团虽然继续存在，已经成为王权豢养的奴才，对王权的制约作用彻底丧失。
元朝是个转折。成吉思汗的子孙将草原贵族政治带入中原，汉人和南人（曾经南宋治下的汉人）被划为当时最低等的人种。依职业论，读书人，儒被划入第九等，位列乞丐之上娼妓之下。在此情况下，寄希望做官的读书人能够约束君王，是痴心妄想。记得有个西方人说过，鞑靼统治中国，不仅压迫了为其牺牲的人民，并且凌辱而且消磨了他们的灵魂。
明朝接下元帝国的烂摊子，巩固统治的需要，有明一代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扭曲的汉人政权，东厂西厂，特务统治，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明朝有个“大礼议”的故事，众大臣哭声震天，“声震阙庭”，也挡不住嘉靖皇帝追封他自己的老爹。这与唐宋时期，已是天壤之别。《水浒传》等当时流行小说中人物的卑劣、暴戾，就是当时国民性格的写照。
满清三百年，就是汉族不断被外族奴化的三百年。乾隆曾有言论，他说，奸臣、名臣都不是国家之幸，国家只需要唯命是从办事敏捷的奴才。
若论伤害，元帝国擅长身体灭绝，清帝国擅长精神征服。从元至清末大约近七百年，王权失去了制约因素，社会政治长期处于失衡状态，中国已经被糟蹋的不成样子。元朝征服者的残暴，是世界闻名的。明朝朱元璋更是将集权专制发挥到极致，动不动就满门抄斩，赶尽杀绝。清朝入关后的扬州十日屠城，嘉定三屠，杀光了有血性的中华男儿。
元明清七百年下来，中国已经不是历史上的那个中国，国民经济长期低水平徘徊、停滞。权力奴役之下，为求生存，国民性格日趋不堪。十八世纪末，来中国造访的英国人马噶尔尼注意到，在菲律宾群岛、雅加达、槟榔屿等地见到的中国人，活泼自然，聪明有创造力。而进入中国本土以后，见到的中国人，胆小、冷漠、麻木、残酷。在明清小说中，侠客们主动攀附权力，儒生们选择动物式生存。社会各阶层，整体性堕落。谁知富丽堂皇皇宫下面的基座，竟是泥泞沼泽之地。这样的国家，再大也是虚弱的。
中华文明八百年衰萎史
再看看经济。晚清时分，西方列强的冲击，激起中国人“师夷之长以制夷”的决心。由洋务运动开始，原始资本主义开始在古老中国萌芽。种种官办产业、官督商办产业以及私人产业的发展状况，不再叙述。在失衡的权力结构下，或者是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权力肯定会机会主义行事，插手产业经营以牟取暴利。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总结清末原始资本主义的特点，就是政府利用其政治垄断权追求私利，不惜损害社会利益，与民争利，官商勾结，造成无效率的收入分配不公，市场空间狭小，分工不能深化，生产力受到束缚。这种情况进一步演化，就是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政府一边经营垄断产业，一边又在制定市场规则，同时又是仲裁者。在经济活动中，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政府，必然利用其裁判员的权力，追求其作为运动员的利益。结果是政府通过官办产业的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压制私人企业的市场空间。这种情况下，贿赂公行就是避免不了的。私人要成功，首要条件就是与官府搞好关系，分得资源，得到保护。如此发展下去，社会上的富人与官家勾结形成特权阶层，向穷人吸取垄断租金。这样下来，资本主义和市场还没能伸展开来，其种种罪恶就已暴露，成为全民意识上的公敌。
皇权统治结束以后，民国建立，各种政治势力重新洗牌。七百年失衡的权力结构，有望得到纠正，中华民族迎来了复兴机会。但是，民国政治人物的表现，无论派别，都是尽机会主义之能事，令人失望。比如孙中山，在形势对他有利、有机会执政时，就鼓吹总统制；在形势对他不利，没机会掌权时，就倡导内阁制。在护法战争后自己方面军力强时，就主张中央集权和武装统一；在1915年国会复会自己方面实力较弱时，就支持联省自治。在野时反对专制，上台后就讲军政训政...难怪当时有人看不起他。又如袁世凯，比孙中山手段更多、更为圆滑。夺权时反对君主立宪，逼清帝退位；独掌大权后就要君主立宪...为了牢牢掌控权力，袁世凯上下其手，左右逢源，挟寇自重，各种权术、诈术，玩的不亦乐乎。以至于后来史家（李剑农）评论，袁世凯最大的罪恶，倒不是他称帝复辟，而是他亲力亲为，养成中国使贪使诈之风。再如蒋介石...他们对社会风气、道德观念，造成了极大的毒害。有段时间大家竟有社会风气向往民国风物，着实不理解。
在一个赤裸裸的世俗社会，一个类似于“霍布斯森林”社会里，各种政治力量是很难形成均势的。所有在位的和有机会上位的人，有志于做老大的人，都会不假思索、不择手段地选择独裁，是因为历史的经验，最起码是元明清七百年的历史经验告诉他们，权力才是一切。失去了权力，他自己做人的权利，就有可能被有权人随意剥夺。这种预期一旦形成，就会形成恶性循环，没有人会真正让步，反正争也是死，不争也是死，直至不剩下一兵一卒。主导着社会发展的，是坐江山的观念，统治与被统治、压榨与被压榨的逻辑。在民国初期，军阀混战时期，城头变幻大王旗，老百姓不堪忍受。当时有一种思潮，老百姓期望，有一个皇帝能够出来坐镇江山。至少政治上有个稳定性，大家能够过个太平生活。鲁迅说过，中国人的历史，就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想想还真有道理。
可以说，自南宋末年始，以权力失去制衡为主因，中华文明经历了近八百年的衰萎史。
改革开放初期的复兴之路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其重要意义，就是开辟了一条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古老中国开始向现代国家迈进，威权结构开始松动，权力制衡结构开始形成，国民性格积极向上，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经历近八百年漫漫长夜，中华文明第一次真正看到复兴的曙光。
改革开放初期，英明的领导人做出了重要而深远的贡献。邓小平著名的“猫论”、“不争论”让共产党重返实践，鼓励人们开始大胆的实验。胡耀邦大力推进思想解放。陈云既是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同时也是重要的制衡力量，保证了经济在“笼子”中运行，没有发生大的乱子。华国锋也是个开明的领导，在把国家从阶段斗争扭转到经济建设轨道上。领导人集体顺应时代，将民间的自愿协议合法化，并转化为社会制度（联产承包、个体私营经济等），适应了社会变化的需要，缩短了制度变迁的时间，减少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磨擦，成就了辉煌的业绩。
开明的老一辈领导人，是改革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基本上由邓小平和陈云掌控，二人共同致力于将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二人风格有很大差异，他们没有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分歧主要存在于发展的方式方法层面。与邓小平倡导“思想更解放一些，胆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不同，陈云担心过快的发展会引发经济自身难以承受的问题。与毛泽东时代一人说了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人的意见不一致有助于维持当时宽松稳定的政治气氛，推动中国政治走向成熟。尽管他们想法有异，但仔细观察，二人在方法论层面，又是高度一致的，如陈云讲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与邓小平提倡的实用主义改革精神，实际上是一致的。是炽热的家国情怀，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邓小平和陈云才会走到一起，以实用主义的精神和试验的手段改革中国。这两个人同时出现在改革开放的政治舞台，是中国人民的幸运。
可以观察到，整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更为理性化。一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政治讨论中去。与解放后反右运动将中国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社会生产中最珍贵的人力资源扫除殆尽不同，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后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实是国家民族之幸。学者参与政治讨论、出谋划策，不同的观点辩论和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政治斗争。二是强调法治，法律体系的重建。学者参政与法制建设，成功地维持了政治的稳定，过去曾经将中国政治体制推向崩溃边缘的，分别来自政治权力结构最上层（领导人的鲁莽决定），和来自底层（毛泽东的“大民主”，即政治运动）的两大威胁，可以说，已经不复存在。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市场化转型的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领导作用，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复杂体系中重要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不仅是外人，连生于斯长于斯的国人，能理解的又有几个？
改革初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令人怀念的年代。虽然不富裕，但每个人、整个社会都充满希望，朝气蓬勃。大家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人从整体上从来没有这样觉醒、这样干劲十足。毫无疑问，这是开明的政治，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成果。就国民性格而言，我们没有必要悲观。因为奴化性格养成很难，但要解放，是很快、瞬间的事。毕竟人的天性，是向往自由的。
改革开放四十年，是值得大书特书，中华文明重放光彩的时代。
深化改革
改革还在深入。当前，中国整体的经济水平，已经稳居世界第二。这是人类历史上了不起的成就。大国正在崛起，这是事实。近八百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接近中华文明的高峰时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接近一个繁荣盛世，一个现代化的繁荣盛世。
但是，我们似乎也面临着需要解决的“诺斯悖论”。尽可能地壮大政府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扶持之手”，抑制政府干扰经济秩序、与民争利的“掠夺之手”（也就是国家机会主义），是深化改革的重心所在。高房价、高杠杆、贸易纠纷等问题，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经济结构扭曲。长期经济结构扭曲的背后，可能就是利益格局的僵化和权力结构的失衡。调整经济结构的牛鼻子，在抑制效率低下思维固化的老旧势力的同时，积极推动对内开放，培育社会上的新兴力量。构建稳定的权力制衡机制，将炽热高涨的国民现代化意识，引导转化为国家建设发展的推动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