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平均年龄33岁 上海第三批55名组团式援藏教师奔赴雪域
“妈妈，爸爸要去哪儿？”“你抬头，往天上看，爸爸去4000米高的地方教那里的孩子们，那个地方名叫‘日喀则’。”……上海市新大桥中学援藏教师彭春晖的女儿今年2岁，或许她还不懂“爸爸要去一个很高、很远的地方教书”是什么意思。但对彭春晖来说，已是第二次支教。
今天（8月5日），上海市第三批组团式教育援藏工作队55位援藏教师将启程奔赴高原，其中包括15名参与“万名教师支教计划”的职业技术援藏教师。这支平均年龄33岁的援藏教师团队，满怀激情，肩负使命，抱着迎战困难的决心和再创上海教育援藏精彩的信心，奔赴珠峰脚下的日喀则市。
支教的种子早已埋在心中
2012年，上海市新大桥中学彭春晖曾赴新疆喀什泽普支教。一年间，他通过数次公开展示课、讲座、教研活动，将自己的教学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当地教师。令他感动的是，直至多年后，泽普当地学生和教师还会对上海援疆教师当时的一句话、一次作业批改、一节课念念不忘，感恩在心。彭春晖不禁感慨：“支教就像是埋下一颗种子，有一天，它会长成参天大树。”当他看到援藏的动员通知时，又怦然心动——再去为藏区的孩子做点什么吧，我才明白支教这颗种子不仅埋在了当地师生的心中，也早已埋在了我的心中，变成了一种信念、一种坚持。
松江二中化学教师徐幸，也是松江区的化学首席教师，他今年刚结束了高三毕业班班主任工作，就加入了上海市第三批组团式援藏教师队伍。出发前，他趁暑期着手准备高中化学教学教研资料，希望能将上海的经验有效对接到西藏教学中，更快更有效地开展工作。就在赴藏前，他递交了入党申请，希望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女儿还小，妻子的担子便重了，心里只有感激，也有点遗憾——9月女儿将上小学，不能送她上学了。”徐幸说。
在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安师实验中学历史教师蔡钧看来，援藏支教是一次人生挑战。“虽然家中外婆年迈需要照顾，父亲又经常加班不在家，作为独子的我本应承担更多责任，但教育援藏的豪情，让我义无反顾。”
家人手术延迟至出发第二天
援藏，不仅是援藏教师个人的事，还离不开援藏教师家庭的支持。杨浦区青少年科技站陈宇新收到单位发出的援藏通知时，他把通知截图发给妻子。妻子回复了6个字：不舍得，你去吧。“尽管只有短短6个字，但妻子的支持让我无比愧疚，由此也坚定了援藏的信心。”
35岁的陈宇新是一名知青子女，对高原有着常人无法感触的深情，因为他人生轨迹中有一半岁月在高原上度过。2012年，他曾跟随上海市科委赴滇进行科普宣讲；2016年1月，他来到贵州遵义道真县玉溪中学，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支教。“单位在人手紧缺的情况下，全力支持我的支教愿望；家庭的理解，成了我坚强的后盾。对山区的教育，我始终有着一种情怀，希望把这种情怀化成此行的动力，圆满完成援藏任务。”
一年前，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教师束寅吉的父亲查出肝癌，过段时间就要住院治疗，孩子即将升入幼儿园大班，正是顽皮吵闹的年龄。但家人却说：“放心去援藏吧，我们会挺住。”铜川学校张斌琦老师家中一位老人查出疑似甲状腺癌，为了让他安心出发，特地将手术日期定在出发第二天8月6日。普陀区援藏教师胡晓光的妻子工作繁忙，只能把1岁半的儿子送到江苏徐州老家，由父母照看。
复旦实验中学85后教师蒋海清的父亲7月正好退休，原本希望退休后儿子能陪伴在身边，但老人非常支持儿子援藏。“援藏值得去，应该去，要去磨练，逼着自己成长，回来后一定会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恋爱、结婚都可以暂时放下。”老人说。
援藏情怀激励新一批队员
今天将启程的55名上海第三批组团式教育援藏工作队教师中，最小年龄者为1994年出生，很多人“一岗双任”。而“万名教师支教计划”今年是第一年，上海派出15名教师支援日喀则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工作。
上海市组团式教育援藏始于2016年6月，管理干部为三年期，教师为一年期，此次是第三批一年期队员进藏。前两批教育援藏队员共74名，以受援单位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为教育扶贫主阵地，在雪域高原创造了诸多令人称赞的援藏成果。第一批、第二批援藏教师的家国情怀和援藏成绩，也不断鼓励着新一批队员。
上海市第八批援藏干部、上海市组团式教育援藏工作队领队傅欣说，踏上日喀则这片教育热土，一定会牢记使命，克服困难，精诚团结，把日喀则作为自己的家乡，出色圆满地完成教育援藏任务，让社会各方为上海教育援藏工作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