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丹东见证鸭绿江两岸潮落潮起
无论提到陆上边防还是万里海疆，丹东都是起始点。这座原名“安东”的城市，自设立之初就饱含“东方平安”的希冀。百年间，怀着对稳定和繁荣的无限向往，丹东在经济发展上尝试了多次起跳，却一次次被战争的阴云或历史的洪流裹挟。作为中国最大边境城市和中朝最重要的陆上枢纽，丹东对和平与稳定的感悟，对振兴与发展的祈盼，最为深刻，也最为热切。
▲中朝友谊桥中方一侧桥头（丁鹏 摄）
丹东的第一次“起跳”在100多年前。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后，这个不到2000人的小镇“由中国自行开埠通商”。带着窘迫与迷茫，蛰伏了千百年的军事要塞自此初破荒土。
那时，鸭绿江上还没有后来的一座座水库与大坝，宽阔的江面漂过成队的木排，东三省崇山峻岭间那些粗大的原木顺着江水，一路浩浩荡荡直通东港出海口。东北肥沃黑土上的大豆、柞蚕与中草药汇集到此。向西，从安奉铁路达奉天（沈阳）再销往内陆各地；向南，经黄渤海直运天津、泉州乃至东南亚各国。一时间，安东商号林立、船帆云集，以国际商贸都市的姿态出现在黄海之滨。
然而，“热闹是他们的”，在沙俄与日本的反复争夺下，安东乃至整个辽东不过是强权刀俎下的鱼肉。不久之后，安东即进入了漫长的日占时期，“出海口”成为“出血口”。在日本满铁株式会社的一份资料上，仅1918年一年，就有50万吨木材、4万吨豆油经安东输向日本。后来，随着日本将经贸重心移往大连，安东发展进入长期的停滞。
经过半个世纪的抗争，这片土地终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人民政权接管安东仅3个月，安东的私营工商业就增长了500多家。人们把无限的期待赋予即将到来的好日子。安东，开始了第二次“起跳”。
谁知，还没有等到收获的季节，战火就又一次逼近国门。
▲鸭绿江风光（视觉中国）
94岁的程源泉老人至今记得1950年的那个夏夜。在飞机的呼啸和爆炸的轰鸣中，鸭绿江对岸的新义州瞬间成为火海。江对岸成群的百姓哭喊着、推搡着，没命地向江桥跑来。燃烧弹与航炮弹一路追赶，伤者挤在桥上，有的甚至跳下江向对岸游来。
和平的希冀就此打破。安东迅速从生产建设城市变成了国防前线城市。一个半月内，全市48家公营企业中有32家疏散搬迁到省外各地。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程源泉领着文艺演出队在安东火车站连跳8个月“邀请舞”，将一批批志愿军官兵迎进国门。“大喇叭一响，全车站都在跳，大家开心啊，跳到半夜不觉得累。”程源泉回忆，欢天喜地的歌舞迎接的是最可爱的战斗英雄，也是祈盼多年、来之不易的和平日子。
1965年，“安东市”改称“丹东市”。这座“红色东方之城”舒展怀抱，迎接新升的朝阳。改革开放后，丹东轻工业获得长足发展，涌现出一大批明星品牌：菊花牌电视机、黄海大客车、东方齐洛瓦冰箱……136种产品产量居全国同类第一，丹东经济总量一度跃升至辽宁省第二位。1991年，丹东与满洲里、绥芬河、珲春一道，成为中央决定开放的四个北部口岸，共同构成东北开放带“以边贸为先导、以内地为依托”的沿边开放新格局。
这一上涨势头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拐点，随着经济转型不断深化，众多国营企业由盛转衰，再加上东北亚局势的不断变幻，动荡与波折中，丹东经济总量退至辽宁省第十位左右。
一次次艰难起跳，一次次黯然而退。身处东北亚“风眼”，丹东与朝鲜半岛局势高度捆绑，潮起潮落，都与这片土地的阴与晴息息相关。
站在鸭绿江畔，人们会分外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一衣带水”。作为界河，鸭绿江为中朝两国共同所有，共同管理，共同使用，即“河水是大家的，河岸是各自的”。这种不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而以河岸为界的划界方式，为世界罕有。隔江而望，对岸田间的农舍与行人清晰可见。
“几十年了，对岸变化不大。”62岁的丹东市民林庆海说。江左岸的高楼如春笋般生长，夜晚灯火辉煌，而右岸的时间仿佛停滞了。
▲丹东鸭绿江断桥雕塑（视觉中国）
林庆海从6岁起就长年在鸭绿江中游泳。江水清澈舒缓，丹东市民的“鸭绿江游泳队”“鸭绿江冬泳节”成为城市一景，每月涨潮日能同时有五六百人下水。“江面不宽，十几分钟就能游到对岸。”林庆海说，游泳者们都相互提醒，自觉地不越过江中心线。
十几年间，丹东启动了多个国际经济合作开发项目：国门湾新区、新鸭绿江大桥、中朝互市贸易区……都因国际局势变化而停滞。
“但无论环境怎样变化，丹东人从未放弃过对发展的追求和探索。”丹东市边防检查站副站长于海涛说。
鸭绿江之外，丹东人又把目光投向大海——很长一段时期内，丹东人给自己的定位是“沿边、沿江”，而现在，他们越来越多地提起，丹东是中国唯一沿边、沿江、沿海的“三沿城市”。
由大东港区、浪头港区和海洋红港区组成的丹东港，如今已成为集散杂货、集装箱、国际客运为一体的多功能国际贸易商港。东北东部地区13条铁路和密集的高速公路网，经丹东港与黄海、渤海经济圈相连，企望带动东北内陆省市共同享受大海的红利。重型卡车穿梭往来，起重机此起彼伏，集装箱远看如同一方方积木，被一只只“大手”调拨排列。目前，丹东港年综合吞吐能力达2亿吨以上。
“去年，丹东港进出船舶1300艘次，而在往年高峰能达到3600艘次。”丹东港边检站一位负责人说，港口经济同样无法回避半岛局势的影响。
这仿佛成了丹东绕不过去“宿命”。作为东北亚商道的桥头堡，丹东在起落不定的大局势中最先享受红利，也最先承接风雨。
▲边防官兵在鸭绿江畔巡逻执勤。
2018年3月的春风消融了东北亚大地的冰雪。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于3月25日至28日对我国进行非正式访问。习近平主席与金正恩举行历史性会晤，达成重要共识。
舆论普遍认为，这次会晤为半岛无核化进程营造了良好氛围，为地区的和平稳定释放了积极信号。
而丹东正是最先沐浴春风。已徘徊四年不动的丹东房价立即上涨。不仅楼市火热，“人气”也兴旺起来，众多投资商将目光再次投向丹东，“要把丹东建成北方的深圳”的呼声不时传出。旅游经济也在今年夏季迎来小高峰，一向安静的丹东城区居然时常出现堵车现象。
在鸭绿江上的中朝友谊桥，这座原本的铁路桥在战争中撤去一条铁轨，10米宽的桥面如今一半为铁路、一半为公路。由于路宽有限，桥上只能分时段单向通行。双方有着娴熟的默契，无论火车还是汽车，都会等待信号，在对方一侧的车辆通过后，才会驶向对岸。70%的中朝贸易经由丹东中转，而其中的绝大多数是通过这座“高龄”的铁桥输往新义州。
“世界各国人员要进入朝鲜腹地，丹东是最便捷的陆地枢纽。”于海涛说，丹东口岸每年要承接过境人员50万人次以上，车辆15万辆（列）次以上。高峰时，每天有近3000人次乘坐火车或汽车出入境。丹东边检站天天有勤务，就连除夕夜也要“先执行完任务再吃饺子”。
在半岛局势紧张期间，丹东边检的“工作量”曾经明显地减少过，但如今又在明显回升。
“我们现在越发感到人手不够了，正积极从地方大学征召人才。”于海涛说。
“还是得开放，还是要发展啊，”作为一名下岗工人，林庆海的生活充满了起伏，但他仍然觉得，如今的日子比几十年前“强得多”，“咱老百姓没太多想法，出力、流汗都不怕，就是想太太平平、踏踏实实地生活。”
在著名的虎山长城景区“一步跨”——几乎所有游客到此都要留影一张，把身后的朝鲜风光收进取景框——景区旁的商店里售卖着“朝鲜邮票”“朝鲜纪念币”“朝鲜胸徽”，引得众多游客好奇地驻足。“都是仿品，”店主直率地说，“客人感兴趣，我们又没有渠道进货，只好进些仿货。将来对面如果真的开放了，我们能去进些真货来，肯定抢手。”
“又要排队等位了，”在丹东市区的一家拌饭馆，正排队的一位青年半是开玩笑地抱怨着，“春天以后，特别明显，丹东的旅游又火起来了，到处都得排队。”
“说明大家对和平的势头还是看好的。”于海涛说。
和平才能发展，稳定才能繁荣。对此，丹东人现身说法，刻骨铭心。
丹东，原名“安东”，源于唐代设置的安东督护府，自古就是我国东北的军事要塞，拥有明长城的东端起点——虎山长城、近代中日甲午海战古战场等众多历史遗迹，曾因抗美援朝战争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赢得“英雄城市”的赞誉。1965年，“安东市”改称“丹东市”。它依山、临江、面海，风景优美，气候宜人，人称“北国江南”，是东北地区最温暖湿润的区域。
丹东位于东北亚经济圈与环渤海、环黄海经济圈的交汇处，是一座以工业、商贸、港口、物流、旅游为主的沿江沿海沿边城市，被称为“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它海、陆、空交通发达，铁路距平壤220公里，距首尔420公里。公路距沈阳222公里，距大连252公里。丹东港是东北东部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已与国内外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个港口通航。丹东机场已开通到北京、上海、深圳、青岛、烟台等多条国内航线。目前，丹东已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经贸往来，对朝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全国对朝进出口总额的近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