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曹远征：经济全球化VS经济冷战——世界经济走势探析
11月15日，由上海金融业联合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局（自贸区金融服务局）、上海自贸区陆家嘴管理局、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上海市基金同业公会、上海股权投资协会和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共同主办，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浦江养老金融夜话”第十三期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
11月15日，由上海金融业联合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局（自贸区金融服务局）、上海自贸区陆家嘴管理局、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上海市基金同业公会、上海股权投资协会和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共同主办，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浦江养老金融夜话”第十三期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
特邀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先生作题为“经济全球化VS经济冷战 世界经济走势探析”的主题演讲。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先生，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党委委员、副总裁张凤明先生、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先生出席本次活动。另外，还有来自政府和监管部门、金融界、企业界、商会、协会、高校、研究机构等近500位嘉宾出席活动。
嘉宾致辞：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党委委员、副总裁 张凤明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副总裁张凤明在致辞中表示，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是新华社和上海市政府的战略合作项目。我们经常举办各种讲座、研讨会、论坛和峰会，汇聚多方声音和观点，成为知识中心、信息中心和交流中心。中国金融信息中心还联合陆家嘴、浦东以及多家金融机构打造众多子平台，例如在太平养老保险公司的支持下所打造的“浦江养老金融夜话”等，已经成为上海金融界、产业界交流发声的平台。曹远征先生原先在国家体改委一直从事国家体制改革的宏观研究，在中国银行、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内外金融机构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于今天的主题，曹老师定会为大家带来一场思想盛宴。
张凤明认为，今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背景下，中国还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世界少不了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中国跟国际世界的接轨，中国不可能成为有3万亿外汇储备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以陆家嘴为例，以前是农村、小渔港，是落后的地方，现在高楼林立，金融机构集聚，发展成就令人鼓舞。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带来多大影响？有的人说没关系，有的人说很危险，怎么看？怎么办？中国的还是要坚定的做全球化的拥护者，在全球化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主旨演讲：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 曹远征
曹远征简介：
曹远征，经济学博士，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国家特殊津贴获得者。1986年—1987年，担任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科研处处长，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室副主任；1988年—1989年，担任国家体改委国外经济体制司比较经济体制处处长；1992年—1998年，担任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第一副院长。
九十年代后期加入中国银行，从事经济改革与金融发展的具体实践，曾担任中银国际董事、副执行总裁、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此外，曹远征还曾任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经济专家。同时也是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
现场实录：
当今世界确实处在百年未有之变局，最重要的是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它的冲突会殃及整个世界经济的结构。第二，它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不是某一个点，不仅仅是贸易，它是对整个未来发展方向和考虑带有冲击性的。
就拿中国来说，根据我们的研究，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的经济并不大，既使目前现有的水平上，影响中国GDP是0.5个百分点，对贸易额影响500亿美元左右，微不足道，但是它对预期的影响很大。当股市不断下跌，意味着股权在平仓，一平仓去杠杆就会加速进行，会导致一个螺旋式的下跌。其中看到民营企业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民营企业经营上的困难，是民营企业财务上去杠杆压力巨大，股权被质押的情况下，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来说，中美贸易的问题，它是全局性的。我们看到7月31日政治局会议中间讲了六个“稳”，最后一个稳就是稳预期。中美贸易战如果不能在一个时点上控制的话，那么预期的紊乱显然难以克服。所以社会各界期望在G20峰会上能否达成某种协议，双方可以接受的一种协议。
一、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变动
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变动，中美贸易战的内在逻辑与后果，警惕经济去全球化的金融风险，全面深化改革，捍卫经济全球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这是我们现在的处境。
经济全球化的含义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爆发了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背景是什么？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那什么叫经济全球化？它的含义是什么？从我们经济学家研究来看，经济全球化，是两个含义，第一个二战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各国无一例外的采取了市场经济体制。那么这个体制的一致性使制度的交易成本极大降低，然后可贸易程度大大提高。它表现为全球经济增长在加快，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又快于经济增长速度，而国际金融的发展速度又快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因为金融是毛，贸易是皮，毛浮在皮上，这样的话，经济全球化首先表现为金融的一体化。
第二，这个可贸易程度的提高，它不仅仅是商品贸易，最终是要素的贸易，是全球要素的流动加快，它表现为投资贸易自由化。过去我们一讲自由化，是贸易自由化，但更核心的WTO的框架，是投资贸易自由化。投资是生产要素的交易。这时候生产力的布局，因此变得全球性的布局，不再拘泥于一个国家，而是产业链条，分布在世界各国之中，一个国家可能只是一个环节，而整个产业链条分布在世界各国之间。这样一个新的产业布局，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其实我们经常讲，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很快，尤其沿海经济发展很快，实际上中国经济纳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中国以自己廉价的劳动力和全球资本相结合，构成了沿海发展。那么沿海发展是两头在外，市场在外，原料在外，加工环节在中国境内。一个产业链条仅仅是一个加工环节在中国境内，中国的贸易更多表现为加工贸易。中国尽管是世界的工厂，中国的世界工厂是全球投资的世界工厂，这是全球供应链。由于这样一个变化，也带来了很多在管理学意义上的变化，比如说有一个全球的供应链，就出现了全球的供应链管理，企业开始管理扁平化，开始有众多的外包形式。最早创造外包的就是戴尔，戴尔几乎不生产任何计算机零件，但它有品牌。中国是苹果最大的生产商，但中国仅仅是在代工。苹果总部在美国，它负责设计，但不提供生产。由于外包的出现，全球成了一个供应链，金融也相应发生变化，变成了供应链金融，现在的管理变成了全球供应链管理。在全球化的情况下，没有一家企业，没有一个国家是能独善其身和自给自足的。
经济全球化及其红利分享
由于这样的一个生产布局，形成了全球化，也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经济增长加快，于是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在2002年到2007年，这五年间，全球经济增长4.3%，高于过去33年平均3.3%的水平。高出的1个百分点，可以简单视为全球化的红利。而中国加入全球化，分享了这一红利。
这一红利是怎么分享的呢？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格局下，形成了三个相互依赖又相互区别的板块。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以低成本的制造业优势纳入全球化的过程，一方面成就了世界的工厂。廉价制造卖到整个世界，获得了巨额的贸易顺差，这是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另一方面，也为全球化作出了贡献。由于物美价廉商品行销整个世界，有力的拉低了世界的物价水平，未再出现通货膨胀的状态。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板块，像亚洲新兴经济体以中国为代表的，本身是没有原料的，那么原料要来自世界各国，由于它的制造业发达，带动了全球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也为石油输出国俄罗斯、巴西等等资源大国提供了增长的机会，他们的出口大增，而且出口价格在上升，也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他们对全球化的支持，就是在物质资源上支持了全球化。第三就是发达国家的板块，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是不行的，像美国制造业大概只有12%，但它的服务业是发达的，尤其金融服务业，像高盛、摩根史丹利把金融服务业覆盖整个世界，利用金融创新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从而也支持了美国消费的进一步扩大，大量资金流入美国，使美国的利率降低，支持了美国人负债消费的模式。美国对全球化最大的贡献，就是第一大消费国。他分享全球的红利，就是大量的廉价资金进入美国，压低了美国的利率。
经济全球化下国际分工新模式
经济的全球化造成了一个架构，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是一个消费的核心区。亚洲，特别是中国，是制造业的核心区。而石油输出国和其他资源出口国是资源的核心区。当资源向亚洲国家出口产生了盈余，产生了贸易顺差。而制造业向消费中心出口，也产生了盈余，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但是需要说明的，所有经常项下的盈余，最后都通过资本项下回流美国。然后就会看到都是回流到美国的市场，这形成了全球化的循环。
美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形成，美国也在发生变化，家庭消费逐渐在美国经济中间占据了主要地位。但是美国家庭消费的收入来源，不是靠它的工资，产业正在转移，工资是没有上升的。从九十年代开始，美国的工资是几乎不上升的，但美国的消费却在扩展，是因为美国的资产价格在上涨，因此支持了它的消费。举例来说，美国金融发达集中表现在房地产上，对个人家庭来说，可以做倒按揭安排，一套房子100万美元，涨到120万，就可以用涨价的20万质押给银行贷款，那个贷款可以用来吃喝。只要这个房价不断地涨下去，这个倒按揭可以不断地玩下去。这样就构成了美国的负债消费，美国家庭的消费，带有明显的财富效应，消费房价两者相关系数达到0.67，只要房价上升，67%的收入是支持消费的。形成了美国负债消费的模式，成就了美国在全球化中全球消费中心的地位。
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新常态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当年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增长速度非常之快，但2009年开始，现实的经济表现始终不及潜在的增长能力。每年都说可能经济会恢复，各大金融机构都在预测，但到年终都要调低预测，实际表现远远不及预期表现，而且累及全球十年。中国的产能是为全世界准备的，中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如果全球需求不足，中国的产能过剩就是绝对的了。这就构成了中国必须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局就是三去一降一补。中国的产品如果出不去，怎么把产能搞出去？于是“一带一路”最重要的是产能的国际合作，但事实是世界经济的增速是远远不及预期的。
第二，在过去的全球化的贸易中，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是快于GDP的增长速度一倍左右的，但金融危机以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不及GDP增长速度的一半。去年全球经济终于好转，国际贸易增速又重新开始与经济增长速度基本持平甚至略超一点。但是在中美贸易战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增速显然难以维持。如果经济增长不好，则国际贸易增长不好，金融是毛，是浮在这张皮上的，皮之不存，金融动荡是必然的，现在更值得担心的是金融动荡，会不会出现类似二十年前的亚洲的金融危机。所谓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由于资金大幅外流，导致本币外币价格大幅变动，引起宏观经济的整个困难。近年来阿根廷、土耳其、巴西、南非甚至印度，都面临着这样一种威胁，阿根廷的货币贬了50%，这种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人们突然发现跟他们过去理解的全球化的世界不是一个世界了，经济增长在变慢，贸易增长变得更慢，金融处于动荡之中。
世界经济由此进入新的长周期
与上一轮以经济全球化为代表的长周期相比，这一轮长周期的特点似乎是以去全球化开启的。国际金融危机后十年来的事实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只是防止了更大的衰退，而不能有效的提升经济增长，各国的短期宏观经济政策陷入两难之中，并开始转向以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中长期政策安排。与全球经济增长低迷相伴随的国际贸易摩擦，使保护主义抬头，民粹情绪上升，全球化进程面临停滞甚至退化收缩的危险。去全球化反映在各国经济政策安排上，是缺少协调，甚至以邻为壑，凸显了国际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如果这个局面继续存在的话，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的低增长、低通胀、低贸易、高杠杆将成为常态。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趋势加剧
自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分配日趋恶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把问题归结为经济全球化，认为产业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使发达国家损失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要求由公平贸易取代自由贸易。2016年，以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为代表，上述去经济全球化由思潮变成建制化安排，于是据WTO的统计报告，2017年上半年，全球范围内共发生309项贸易保护措施，其中仅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国就占256项，平均每天就有1.4项贸易保护措施产生，为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贸易保护实施主体逐渐从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争端逐渐由“美中摩擦”扩展到“美欧和美日摩擦”；基于战略利益考虑而引发的贸易摩擦增多;贸易保护手段不断翻新，环境因素、贸易规则、非关税壁垒成为贸易保护的新武器;摩擦从单纯的贸易领域扩展到综合的经济和社会领域。汇率、产业政策、劳工保障、人权等领域成为摩擦新领域，并与贸易问题相互叠加。
经济去全球化使全球产业价值链面临重构
随着世界经济出现长周期，全球价值链面临重构。一方面，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下降。另一方面，危机后发达国家由于制造业回归和再工业化战略的推行，部分海外生产环节和进口商品被国内生产替代。而中国已于2008年开始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核心，价值链网络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复杂，从国际贸易中获取了更多的收益。
世界经济何去何从？
目前，以美国优先的全球贸易战使G20的成果，尤其杭州峰会的成果有可能变为“立此存照”。而2018年初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会议传达出来了三种声音，预示着世界经济的三种走向：以欧盟为代表，坚持现行的自由贸易体制；以美国为代表，要求实行“公平”，首先对美“公平”贸易的体制；以中国为代表，倡议建立开放包容的世界贸易体制。当前世界经济的三种走向正在博弈，不仅影响着世界经济的短期表现，而且深刻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路径及格局。
中国人认为当前世界治理结构有问题的，应该要建立开放包容的世界贸易体制，中国愿意成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中国的“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但坦率地说这是一个理念，它的操作框架还在形成之中。这三种理念正在博弈，究竟哪个占上风？尚且不知，但它会影响整个世界未来的发展。从明年来看，似乎美国人正在与欧盟讨论现有WTO改革的问题，想把公平贸易的原则放进去。中国也希望跟欧盟进行合作，尽管是WTO的改革，但仍应坚持自由贸易原则。这个博弈正在进行之中，世界经济何去何从，这仍然是一个问题。
二、中美贸易战的内在逻辑与后果
经济全球化形成中美经济的新格局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美贸易额不断攀升。从2001年的804.85亿美元上升到2017年的5836.97亿美元，年均增长13.2%。其中中方呈现为顺差，但这一顺差大部又以金融投资的形式返回美国。这一新格局表明，中美国际收支呈镜像关系，中国经济内外的非均衡既是美国经济内外的非均衡结果，也是其原因。两国经济的非均衡构成了国际资金循环的均衡。两国经济互为前提，中美经济从未有现在这样的高度依赖性。这一新格局同时也表明，均衡是脆弱的，必须共同努力，加以维护和调整。
中美国际收支顺逆差的传统经济学理解
中美国际收支的顺逆差在客观上形成了互补局面，但缺乏制度局面上的正式安排。 在传统的经济学框架内，宏观经济政策是以国别为基础的。国际间的经济事务寄望于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机制，主要是汇率的调节机制。基于此，在过去，美国以为中国国际收支的巨大顺差是人民币汇率低估，人民币汇率升值应成为主要调节手段。这成为以往中美经贸摩擦的焦点。 从过去的历史看，第二大经济体的GDP 达到第一大经济体GDP 的2/3左右时，贸易摩擦就有可能升级为冲突，出现贸易战。其重要原因就是这时将互为贸易顺逆差发生国。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日本的GDP达到美国的71%。日美两国互为最大的贸易顺逆差发生国时，尽管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仍然爆发了贸易战。 目前中国的GDP 约占美国的64%。2017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约占中国贸易顺差的68%，而美国对华逆差约占其贸易逆差的66%。
中美贸易顺差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
中美贸易顺差主要是货物贸易顺差，而服务贸易则呈逆差并有持续扩大的趋势。以货物贸易来看，中美贸易顺差的59%是由加工贸易构成，而加工贸易中相当大部分是外商投资企业。表明中国是各国投资参与的“世界工厂”。
自1973年全球石油危机以后，全球产业开始出现向东亚转移的态势。中国的改革开放承接了这一转移，并在沿海地区形成“二头在外”的发展格局。外资、民资、国资共同参与其中。“二头在外”，即原材料和市场在外，而加工环节在内的格局，意味着中国的产业是全球供应链的一个环节，表现为中国原材料出口国，尤其东亚国家的贸易逆差。换言之，是这些国家原来对美的顺差转移到中国，呈现出中国对美顺差的扩大。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下，一国主权货币做为国际货币，该国必须对外保持国际收支逆差，以维持该货币的国际流动性。美元是国际货币，在资本项目不出现逆差的情况下，保持经常项目逆差是维护美元成为国际货币的国际流动性义务。贸易逆差因此是必然的。如果一国国际收支长期逆差，则该国货币具有长期贬值趋势，并使汇率具有不确定性。为了回避此风险，包括衍生工具在内的各种金融工具层出不穷。作为该货币的提供国——美国具有天然优势，不仅金融服务业发达，而且呈现为资本项目顺差。这要求美国必须持续扩大经常项目逆差。否则，将会出现“美元荒”。二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美元荒”的体现。此后，为了获取最后国际清偿力——美元，各国都具有了出口导向性的重商主义倾向——积累美元，迫使美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
中美贸易摩擦的六个回合
第一轮，美国使用232措施对钢铝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实施对等反制，对美国约3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双方均已执行。
第二轮，美国公布301措施产品清单，对约5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列出了同等规模反制产品清单，但双方尚未执行。
第三轮，特朗普宣称将额外对中国10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但尚未公布具体清单，中国回应一旦美方公布将予以对等反制。
第四轮，美国激活对中兴通讯出口禁令，中国回应将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第五轮，美国于6月15日，局部实施301措施对500中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宣布同等规模的反制。
第六轮，美国于9月24日宣布再对2000亿中国产品加征10%的报复性关税，并于2019年1月1日可能提高到25%税率，中国宣布对美国600亿美元产品加征5%或10%的关税。特朗普表示，不排除对剩余的2000多亿中国产品再加征关税。
中美贸易战的本质、后果与前景
中美贸易战是一个守成的大国和一个崛起大国之间的角逐。分歧在于对全球治理理念不同，从而应对方式不同。美国是既成国际秩序及治理机制的守成者。但冷战结束，尤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这一秩序和机制的系统性缺陷，美国无力维持，但又无心改革。遂出现满足民粹主义的“美国优先”的去全球化倾向。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预计在2030年前，中国GDP将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与此同时，2017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9000美元左右。再经过几年的努力，将会跨入高收入国家（人均10500美元以上）。在国际治理系统性缺陷面前，中国的主张是改革国际治理体系，以改革来捍卫全球化。由此决定，中美关系已经过了蜜月期，冲突将是长期的、全面的、深刻的。贸易战仅仅是开始。
从持久的角度观察，贸易战的最后赢者不取决于一时一地之得失，而取决于经济的韧性。中国的韧性在于其庞大的国内市场。2014年，中国的消费第一次超过投资，成为GDP的第一大贡献者。2017年，中国的消费已占GDP的58.8%，是投资（32%）的近两倍，如果中国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中国的消费将是支撑贸易持久战的基础，也是希望所在。
此外，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政策安排将重塑世界格局，并影响世界经济的走势。其中，崛起大国的长期政策安排至为关键，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把国内的事做好，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应对中美贸易战的根本举措。从未来看，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之争的后果是世界主要消费市场的转移，从而不具有零和博弈的必然性。如果妥善处理，全球治理将向G2的方向转变。
三、警惕经济去全球化中的金融风险
全球股市面临调整风险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全球GDP增速低于潜在水平，贸易与投资回暖，但尚未完全摆脱危机阴霾，各国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与结构性改革任务。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股票市场不再是“晴雨表”，开始背离实体经济，呈现繁荣景象，形成历史少见的超级牛市。股票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价值，席勒市盈率等指标达历史高位。
过去八年，全球股票市场表现过热，原因包括：第一，在经济回暖、政策预期催化下，企业利润及其预期增长。第二，移动互联网产业浪潮，信息技术板块拉动指数上涨。近年来，全球迎来新一波科技浪潮，智能手机、电子商务、社交网络、云计算、流媒体等纷纷崛起。第三，低利率致使定价扭曲，股票市场“供不应求”并不断自我强化。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极低利率环境致使定价扭曲，股票市场不断膨胀。
2018年全球股市回调压力增大，其中呈现了几个重要的转向。第一，全球增长预期转向。全球经济好转并非“新常态”，中期下行风险依然存在。第二，全球货币政策转向。2018年，全球货币政策由分化迈向基本同步，由极度宽松转向正常化，改变长期低利率环境。第三，全球资金流动转向。随着货币政策与市场利率变化，资金由股市流向债市。第四，投资与交易策略转向。在长期低利率、低波动的市场自满情绪中，做空VIX指数的交易所交易基金XIV成为单向操作，当股市下跌时，强制抛售为市场带来额外的下行压力，引发多米诺骨牌连锁效应。
新兴市场债务风险高企
其一，新兴市场债务规模持续扩大。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了超低利率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新兴市场不断加大举债力度，整体债务水平不断攀升。截至2017年三季度，全球债务水平已达到233万亿美元，较2016年底增加了16.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比重达到318%。其中，发达经济体债务水平达到171.8万亿美元，占GDP比重为381.8%；新兴市场债务水平为61.1万亿美元，占GDP比重为211.1%。在扩张速度上，新兴市场债务增长远快于发达经济体。2007年底新兴市场债务规模为21.3万亿美元，2017年三季度达到61.1万亿美元，增长了2.9倍；同期，发达经济体债务水平从147万亿美元增长至171.8万亿美元，增长了1.2倍。
其二，新兴市场债务结构不合理。在债务结构上，非金融企业债务是驱动新兴市场债务增长的主要力量。2007年底至2017年三季度，新兴市场家庭部门债务规模从3.3万亿美元增长至10.2万亿美元，其在整体债务中的占比从15.6%小幅增加至16.7%；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规模从8.5万亿美元增至28.1万亿美元，占比从39.7%增至46.0%，提高了6.2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债务规模从5.5万亿美元增长13.7万亿美元，占比从25.9%降至22.4%；金融部门债务规模从4.0万亿美元增长9.1万亿美元，占比从18.8%降至15.0%。
其三，新兴市场债务币种错配。在币种结构上，新兴市场债务以本币债为主，外币债以美元为主。截至2017年三季度，新兴市场绝大多数经济体的本币债务占比达到60%-80%左右，仅部分经济体（阿根廷、中国香港、新加坡、土耳其）这一占比在40%-50%之间。在外币债务中，除欧洲新兴经济体以欧元为主（如捷克、匈牙利、波兰、土耳其，占比在16%-19%之间）外，主要新兴经济体均以美元为主。
其四，新兴市场债务面临偿债高峰。在期限结构上，新兴市场债务即将面临偿还高峰期。根据IIF的统计，阿根廷、巴西、智利等26个新兴经济体在三年内将面临债务偿还的高峰期。其中，2018年、2019年和2020年到期的债务（债券和贷款）将分别达到30579亿美元、32289亿美元和30050亿美元，其中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分别达到8003亿美元、8318亿美元和8637亿美元，占比分别达到26.2%、25.8%和28.7%。在26个新兴经济体中，2018年面临债务偿还额较高的包括中国、韩国、印度等。
其五，新兴市场进入去杠杆周期。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稳步推进，欧洲经济的复苏促使其央行考虑逐步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的紧缩和基准利率的抬升可能加重新兴市场债务负担。新兴市场将告别过去低利率环境下的杠杆化进程，而进入一个漫长而痛苦的去杠杆化周期，由此带来的信贷紧缩可能对本国经济增长、国际收支、资产价格等形成一系列压力。当前新兴市场债务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球融资条件收紧加剧新兴市场债务负担。从全年走势来看，美债收益率将大概率走高，预示着全球实际利率中枢的上移和新兴市场融资条件的日益收紧，这将进一步加剧新兴市场偿债压力。二是特朗普贸易保护政策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美元升值和利率上升会增加新兴市场再融资和还债难度，特朗普政府实施贸易保护措施，新兴市场对美国出口减少，加上美国促使海外企业将利润返回美国、阻碍资本流入新兴市场，情况将更加恶化。2017年以来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如俄罗斯、巴西、南非等国）的公司或主权信用评级下降，正是债务风险上升的信号。
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捍卫经济全球化
中国为什么要捍卫经济全球化？
习近平同志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谈到，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同时，经济全球化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不仅推动了经济高速成长，而且也使中国经济深入融入世界。目前中国牵涉国计民生的许多大宗商品，如石油、大豆、饲料等 依赖进口，以投资贸易自由化为基础经济全球化因此成为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如何捍卫经济全球化？
中美贸易顺差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也是问题。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直面问题，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思路。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
如何捍卫全球化？就是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什么叫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共商共建共享，这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理念，但这个理念是被联合国接受的，是全球治理理念。去年联合国70届联大纳入决议。什么是共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智慧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之道。在尊重彼此利益关切的基础上，通过沟通、协商、谈判扩大利益交汇点，缩小并管控分歧点，形成合作的基础。共建，发展是硬道理。做大蛋糕虽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只有做大蛋糕才能为解决问题奠定基础。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成功经验。共享，通过合作来做大蛋糕并不是最终目的。蛋糕应为所有人共享，提升人们的福祉，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最终目的。通过多边、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安排，来落实中国的国际治理新理念，现在东北亚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尤其朝鲜半岛的局势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它有可能在东北亚形成一个新的合作热点，中日韩，甚至包括朝鲜、俄罗斯、蒙古在内的新的合作区域。通过这样一个新的区域化的合作，来逐渐把这个理念贯彻进去，很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治理架构。关键是要改革，要开放。
以共赢的理念应对中美贸易战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贸易战是双输。因此，中国认为应通过谈判对话，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争取共赢。这符合合作博弈演化的理论。以宽容善意出发，一报还一报，以战止战。避免经贸问题演变为政治军事问题。由于中美经济差异和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决定中美在内的全球经济高度融合互补，中美各自拥有一些战略性筹码，对双方构成制约平衡。从而也决定了双方行为只能沿着合作博弈演化的轨道进行。从前几轮中美谈判看，中方已善意出价，愿意以扩大进口方式缩小中美贸易顺差。在现有的框架下，首先扩大对美国农产品和能源的进口。市场预计，在未来的二年的，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会增长35-45%，而能源出口会增长到500亿美元左右。
如果中美贸易战不再升级，按照合作博弈演化理论，可以初步模拟演化过程。在初步合作阶段，中国自美进口的大豆、牛肉、原油和天然气显著增长，短期内将倾向于略微增加美国通胀而降低中国通胀；美国上述产品在中国市场份额或有所上升，其他国家市场份额或有所下降。但是，单纯依靠农产品和能源贸易不能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中国对两类产品的需求和美国供应均存在天花板效益，美国产品的相对竞争力也是重要制约因素。在飞机和汽车对华出口方面，也同样受制于中国需求和美国相对欧洲和日本的竞争力限制，增长空间有限。这意味着初步合作并不能解决问题，贸易摩擦的风险仍然存在，推动着合作博弈的高阶段演化。
此次贸易战的重点是高新科技产业，其中知识产权保护又是核心。目前，中国已开始推进包括《专利法》在内的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工作，并同意中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合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也有利于激励国内技术创新。2017年中国知识产权进口额已达286亿美元，预计将迎来快速增长期。目前，美国以集成电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品对话出口存在管制。但是，由于美国并非全产业链布局，相当一部分供应链分布在日韩等地，从而也存在着谈判的余地。关于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中国已开始落实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政府管理体制，并加快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尤其是服务业开放。这将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为进一步谈判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末，中国经济重化工转型之中，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国有企业全面困难，下岗工人曾经达到2300万人，经济下行，呈现出现通缩局面，是否进一步加大开放，并以此来推动改革成为一个历史的考验。它集中体现在中国是否要加入WTO上。当时，许多人认为WTO中国协定书中的不少条款是针对中国的歧视性安排。主要体现在第11条，第15掉，第16条等。一旦签订含有上述条款的议定书，中国的机电工业、农业和金融服务业将遭受毁灭性打击，有人甚至认为签定议定书就是卖国。尽管中国加入WTO有不可预测的风险，但是为了参与经济全球化，为了体制机制与国际接轨，为了提高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还是毅然决然的加入WTO。历史证明，中国加入WTO，不仅未使上述担忧成为现实，反而中国经济快速成长，机电行业成为中国出口的主力，而金融服务业外资在华的营业收入不增反降。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成为美国的担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天以后双方最高领导人的见面和谈判，是值得高度关注和期待的。
（未经本人审核）
主持人：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战略发展部总监助理 刘欣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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