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姜建清：金融危机十年后，新机遇与新的金融风险并存
姜建清认为，全球经济金融结构失衡、各国债务高企、银行业趋于集中、影子银行的监管不足等因素，或为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
【财新网】（记者 曾佳）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世福资本（中国—中东欧基金）董事长姜建清表示，当下全球经济金融结构失衡、各国债务高企、银行业集中度持续提高，且针对影子银行的监管不足等因素，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正构成显着挑战。
在11月18日上午举行的“第9届财新峰会：全球共探路”的“金融危机10周年，防范下一场危机”讨论会上，姜建清在金融危机过去十年全球经济金融行业演变历程的基础上，总结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及启示。
他首先指出，10年前金融危机的根源，来自于全球经济和金融结构的不平衡。危机的爆发，则是“通过极度破坏性的方式来惩罚和纠正这种失衡”。“然而我们看到，过去十年中，全球经济和金融结构不平衡依然没有改变，发展的模式依然没有调整，消费、储蓄、投资和贸易失衡现象依然广泛存在。”
姜建清认为，类似的失衡现象已开始再度威胁全球经济的稳定性。“政治经济走势的高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的高冲突风险、金融市场的高波动性，包括美国单边主义挑起的贸易冲突，已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也为下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埋下了的种子”。
其次，姜建清表示，全球各经济体的债务杠杆居高不下，也增加了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各大央行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广泛采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过度信用扩张。他具体指出，仅美国、欧盟、日本、英国等四大央行的资产规模，已经从金融危机前的低位，扩大至2017年的11万多亿美元。
至于全球范围的债务，据国际金融协会披露，已于2018年一季度攀升至247万亿美元的新高位，与全球GDP比重升至318%，远超150%的警戒线水平，其中非金融机构债务则已升至186万亿美元。在杠杆过高的背景下，姜建清表示，经济基本面与资产价格水平的差距正进一步拉大，这给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定时炸弹”。
针对中国政府执行的“去杠杆”政策，他指出，过去几年的努力已取得了初步效果，“但在保持稳健杠杆率的同时促进中国经济稳定增长，这一任务依然艰巨”。
金融危机带来的另一警示，则是应该要对大型银行规模的扩张进行合理监管。姜建清回顾道，十年前，雷曼投行的破产使得大家认识到了“大而不能倒”的风险。
“但如今，率先提出这一命题的欧美金融界却在‘逆势而行’”，他指出，全球主要经济体前五大银行的市场占比，已大幅提高至50%甚至90%以上，包括银行业集中度一贯较低的美国。银行业趋于集中的趋势，虽是源于为提高竞争效率而进行收购兼并，姜建清强调，“但规模的合理边界和负面效应亦不能忽略”。
他最后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给全球带来的另一启示，是监管影子银行的重要性。十年前，庞大的影子银行生态系统、不透明的投资工具加剧了系统性风险，但其后的金融监管施压并未明显地打击“影子”。
他援引数据指出，保守定义的全球影子银行部门，从2010年的28万亿已增至目前的45万亿美元，占全球金融资产的13%。其中最大的影子银行体系在美国，2016年的规模达到了14.1万亿美元。各国需警惕新型金融产品、高风险的借款者、降低的放贷标准、监管规则放松等风险积聚的信号。
他同时表示，影子银行问题同时也困扰中国，而且中国的影子银行规模正逐渐扩大。截至2016年底，中国以广义口径测算的影子银行已将近96万亿人民币，达GDP的1.28倍。不过中美两国的影子银行体系存在一定差异，美国的影子银行主要与金融衍生品相关，中国的影子银行则是更多地牵涉实体经济。
姜建清因此在会后讨论中提出，中国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应采取区分策略。对于“确实脱实向虚”的影子银行需要加强监管，而对其他的影子银行，则应纳入规范化的渠道，或者让它进入表内，使其能够继续发挥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
“失误的政策、失效的监管、失衡的社会和贪婪的人性，是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多种因素迭加则推波助澜了危机。”金融危机在十年前已为全球敲响警钟，但姜建清引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名言，“人类从历史上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上学到教训”。
“回顾全球金融危机十年来的变化，我感觉到，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忘记惊涛骇浪的时刻。追求短暂“繁荣”，往往会导致繁荣的终结。自以为“理性”和“善意”的行为，往往带来了相反的效果。”
姜建清认为，在人们尚未完全吸取上次金融危机教训之时，世界经济金融发展已再次来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且如今全球金融体系，与十年前已不复相同。“新的发展机遇与新的金融风险同样巨大，如果不幸地选择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世界可能陷入新的危机甚至萧条，一个分裂的世界将会放大危机的破坏力。今天的世界经济已经不可分割，世界需要紧密合作，无论是经贸发展还是危机处理。”
本文来源：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官方网站
延伸阅读一
姜建清：波澜壮阔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立10周年。十年来，CF40从零起步，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新型智库道路。今年，CF40发起“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活动，以组织系列讲座及出版书籍等形式，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讲座为金融公益项目，旨在回顾4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并探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路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姜建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等发表主题演讲。
与此同时，CF40面向学术顾问、成员等约稿，并出版《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一书。该书对40年来我国在金融体系改革、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货币与财政政策、金融科技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进行了深入思考与经验总结，是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一部力作。本书由CF40常务理事会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和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主编，将由中信出版社于今年10月正式出版。
姜建清
中国-中东欧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
前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
下文为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理事长、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世福资本（中国—中东欧基金）董事长姜建清为《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所撰写的文章。该文回顾了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历程。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从1979年开始，在邓小平“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要求的指引下，中国的金融体系，包括中国银行业，尤其是国有银行，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取得了巨大的变化和成就。
2017年7月，全球银行业权威杂志英国《银行家》公布了2017年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中国共有126家银行上榜，较2016年新增7家。按一级资本排名的前十大银行中，中国的银行和美国的银行各占四席。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以2812.62亿美元的“一级资本”连续第五年位居榜首，利润、市值和资产也居榜首。将时针拨回20世纪，谁又能想到中国的银行业从“技术上破产”，通过改革转型发展，成功跻身全球银行业的前列。40年来，尤其是股份制改革的近20年来，国有银行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实现了凤凰涅槃，这一巨变完全可以载入世界金融史册。
股改是我国国有银行改革的辉煌序章，
也是没有退路的“背水之战”和“一场输不起的改革”
中国国有银行的改革起步于1979年。波澜壮阔的中国经济改革是国有银行改革的大背景和大基础。4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我国金融改革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整个发展历程中，出现了三次重大的转折。
第一次转折是金融与财政的分离，改变了以往“大财政、小银行”的模式，国有银行开始成为国民经济改革发展融资的主渠道，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逐渐建立并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与金融改革的推进密不可分。改革开放前夕，我国经济十分困难，甚至处于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发展经济首先面对的难题是“钱从哪里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仿照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生产由国家计划决定，投资由财政拨款解决，形成了所谓“大财政、小银行”的体制。改革开放初期，放权让利、分灶吃饭使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压抑的创造力释放出来，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随着各种“放权”“让利”举措的实施，财政收入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迅速下滑，由1978年的31.1%减少到1980年的25.5%，1985年的22.2%，1990年的15.7%。随着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下降，居民分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上升。1978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比例为33.9%、11.1%和55.0%，1990年，三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变为21.5%、9.1%和69.4%。居民储蓄存款随之大幅度上升，城乡储蓄存款余额由1978年的201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7034亿元；城乡居民储蓄占国家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存款的比重，由1978年的18%上升到1990年的51%。财政资金供给能力的减少使原来依赖财政投资的模式不可持续，所留下来的空缺，就需要转向银行融资等途径。动员、引导储蓄向投资转化，建立有效的银行融资机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项。
由于财政的资金供应能力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资金的迫切要求，银行的作用凸显，逐渐替代了财政的地位。原来由财政负责安排的对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拨款，在1982年比1978年减少了64.5%，1979—1982年，工商企业增加了700多亿元流动资金，其中有82%是由银行贷款供应的，只有18%是财政拨款增加的。自1979年银行开办了第一笔技改贷款后，1979年银行正式确立了技改贷款的信贷计划与资金规模，此后逐步介入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和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从1981年起，国家重新调整了宏观的投融资体制和管理制度，实行了“拨改贷”改革。1983年，又改革了企业流动资金管理制度，把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由原来的财政、银行两家管理，改为由中国人民银行一家管理。银行改革成为金融改革的起点，农、中、建三大国家专业银行相继从计划经济下“大一统”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体系中破茧而出。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1984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单独成立，承担原来由中国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一个“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以国家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真正的银行”的组织体系在改革中逐渐形成。此后，国家专业银行迅速成长壮大，十几年间资产和营业网点十倍、百倍地增长，充分发挥了聚集、动员社会资金和撬动经济发展的杠杆作用，形成了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资本动员模式和社会资金融通渠道，成为社会固定资产融资和社会生产资金的主要提供者，担负起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重要职责，促进了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金融与财政的分离，使银行的筹融资等功能得以恢复和强化，保证了中国改革转轨时期社会资金链和资本链的延续，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血液”，成为中国改革发展奇迹得以实现的重要支撑。中国的GDP从1978年的3624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1.89万亿元，至2016年达到74.36万亿元，增长了204倍；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132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2937亿元，至2016年达到15.96万亿元，增长了139倍。银行存款从1978年的1155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1.39万亿元，至2016年达到150.59万亿元，增长了1302倍；各项贷款从1978年的1890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1.75万亿元，至2016年达到106.6万亿元，增长了563倍。可以说，没有金融的快速发展，没有银行信贷的快速发展，就没有改革开放的今天。但是，金融是“双刃剑”，在中国金融承担着经济发展重任的同时，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40年来，中国的金融也多次遇到重大风险，所幸通过艰难的改革，涉险过关。
第二次转折是市场化、法制化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不断进步。这是国有银行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破解国企和银行经营“软约束”、实现金融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社会主义银行业的发展规律是逐步认识和深化的，国家不断发挥银行的杠杆作用，扩大货币投放和信贷规模，推动经济增长：初期银行业也通过增设机构、放权让利、扩大业务范围和改革资金管理，来搞活金融、搞活经济。但是，“微观搞活”和“宏观稳定”往往是一对矛盾。在改革开放后的十几年（1978—1990年），信贷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0.38%，经济增长率达到14.6%。信贷的过度投放，虽然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但也导致市场流通的货币过多。通货膨胀根本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当然在中国还有结构失衡的原因。1992年国民经济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但由于经济体制中深层次的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过热现象又一次出现。国家力图通过国有银行控制信贷规模，但是，各种拆借市场和中心、信托公司、信用社和基金会的账外的违规经营，又成为最早的影子银行。国家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治理整顿金融秩序、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的过快增长，从1994年开始相继实施了财税、金融、外汇外贸、计划、投资、流通体制和国有企业等领域的大力改革；实行银行业与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房地产业分业经营，银行与各种自办经济实体脱钩；成立了三大政策性银行，初步分离了政策性金融业务和商业性金融业务，规范金融行为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相继出台。1996年，国民经济扭转了高通胀局面，物价涨幅回落到较低水平，顺利实现“软着陆”，且在此后保持了20多年通货膨胀较低水平的宏观金融环境。
从金融发挥融资主渠道、实施“拨改贷”和“银行统管流动资金”后，银行贷款替代财政资金，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国家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增强国有企业预算约束，通过还本付息强化企业算账意识，抑制投资冲动。但原来期冀的改变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拨款“软约束”并没有如愿实现，国有银行无力实现对国有企业的贷款“硬约束”，相反成了国家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双重软约束”。财政提供资金的压力最终变成商业银行的贷款数量压力和资产质量压力。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加速转型，外部经济环境急剧变化。虽然《商业银行法》颁布后，国有商业银行的企业性质第一次得到了法律上的确立，但是，在经济的实际运行中，国有银行仍然无法摆脱政府行政性配置资金的体制惯性。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深入，银行承接了大量转制成本，积淀、演变并最终体现为银行的不良贷款。加上商业银行内控管理和信用文化的严重缺陷，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包袱日益沉重。据统计，到1996年，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20.4%，其中，逾期贷款占11.4%，呆滞贷款占7.7%，呆账贷款占1.3%。五年间不良贷款增加了近4倍。当时还没有采用严格标准的国际会计准则，实际的不良贷款数额更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央更加重视金融风险。三年来治理、整顿金融秩序暴露出来的银行坏账堆积、财务亏损、经营财政化、风险不能自担等问题，使党中央和国务院对银行风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97年底中央召开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国家着手重点解决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随后主要采取了四大措施：一是财政发行2700亿元特种国债，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二是实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彻底搞清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底数；三是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1999年和2000年剥离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1.4万亿元（1999年中央财政收入仅1.14万亿元），走出化解国有银行风险的重大一步；四是成立金融党工委，建立国有银行系统党委，屏蔽地方政府对国有银行的不当干预。这为此后国有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革做了思想和基础准备。
第三次重大转折是以产权为核心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使中国大型银行涅槃重生，翻开了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新篇章。
1999年，第一次剥离国有银行不良资产1.4万亿元后，四家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存量仍然居高不下。2002年底，按照“一逾两呆”分类为1.7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1.4%；按照五级分类为2.07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6.12%（工行为26.01%、农行为36.65%、中行为25.56%、建行为15.28%）。资本金缺口巨大，四家国有银行资本金总额7494.38亿元，平均资本充足率为4.27%。同时银行内控管理依然不足、信贷结构失衡、风险控制薄弱，基层机构有章不循、违规操作现象依然突出，普遍没有建立和落实对分支机构内控制度的检查和评价制度。
2001年中国“入世”，市场开放后各界对国内金融机构竞争前景普遍担忧，银行体制改革滞后问题引起关注。中央在2002年召开了第二次金融工作会议，决心要在“入世”过渡期结束前，彻底解决国有银行的问题。这时，中央形成共识，要想让国有银行在剥离不良贷款的同时真正做到自担风险，必须从改变产权制度入手。正是在第二次金融工作会议上，国家确定了国有银行通过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实现市场化的路径。第二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后，金融体制改革提速。理顺产权关系、推动政企分开、强化管理改革被列为三大目标，国有银行股改上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降低不良资产被作为三大任务。同时决定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管委员会，将金融监管改革作为金融改革任务的重中之重。这次会议后，大型银行股份制方向确定，改革大幕拉开。
大型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攻坚战”
中国商业银行的改革路径选择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并没有现成的模式、案例可以仿效。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商业银行的渐进改革一直没有停步，如采取完善法律法规、剥离政策性银行业务、消除地方政府干预、理顺金融财政关系、新设银行引入竞争机制等外部改革措施，进行商业化改革、加强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完善财务约束、改革人事制度、剥离不良资产、注入资本等内部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国有银行逐步走上市场化、商业化道路。然而，银行“软约束”的经营体制尚未真正实现市场化转换，现代商业银行制度也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国有银行改革的效果仍不乐观。与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的争议类同，国有银行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科学管理不够，而是存在更为本质的体制机制问题。要引领国有银行朝着市场化、现代化的方向走得更远、更踏实，还需在体制机制方面进行改革。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先行进行的股份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功，开辟了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新路，也增强了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信心。2002年，时任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克服种种困难，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终于使中银香港成功重组上市，为国有银行股改上市蹚出了一条新路，对如何处理不良资产、弥补资本缺口、引进战略投资者、估值定价及治理和管理体系再造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2002年，国有商业银行综合化改革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研究重点在于探讨和解决可能影响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和长远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包括股份制改革、法人治理结构、解决历史包袱、动态资本金补充、加强内部管理、劳动人事分配制度和外部环境配套。2002年，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同志牵头组织撰写并向国务院报送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综合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提出通过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完善国有银行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内部管理水平。其中，方案最核心、也最具有争议的问题是如何处置四大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在1997年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实际资金没有到位），1999年又剥离了银行1.4万亿元（含国家开发银行的1000亿元）不良贷款后，不到三年时间这份综合改革方案提出要再剥离不良贷款9700亿元，加上消化账面非信贷损失约4700亿元，合计需要1.44万亿元。如何解决改革成本是个难题。当时，由于中央财政紧张等种种原因，再走财政拨付改革资金、承担改革成本的老路已经走不通了，2001年，国家财政收入仅1.89万亿元，中央财政收入1.03万亿元，已经捉襟见肘。刨除必要的开支后，还有财政赤字2517亿元，如何能承担如此巨额的银行业改制成本？况且后来的改革实践证明，这个改革方案对改革成本估计的计算远计不足。在改革方案酝酿过程中，也有人提出国有银行自身逐步消化不良资产和损失，估计消化周期需10年甚至20年，这与改革所处环境和改革目的不适应。有人提出再用1999年和2000年向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发债以剥离不良贷款的方法，但是，涉及巨额特别国债的发行，要列入财政预算、扩大财政赤字，可能性不大。巨大的改制成本使首套方案最终搁浅。
史无前例的中国特色国有银行股改方案
2002年11月8日，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十六大在总结十五大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略。其中，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依然是重中之重。十六大报告指出，“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除肯定股份制改革的方向外，更强调了股份制改革的必要性。十六大精神既坚定了国有银行推行以股份制改造为核心的综合改革的信心，也增强了国有银行加快实施股份制改革的紧迫感。
2003年5月，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行长带队向国务院汇报了第二次的改革构想和实施方案。与2002年央行提出的综合改革方案相比，新的实施方案重点为争议的焦点问题，即处理不良资产和增补资本金的钱从何而来的问题，要找到全新的解决途径。其中，不良资产是最大的金融风险，对不良资产包袱沉重的国有银行实施财务重组，将涉及重大资源运用，并将决定中央银行今后五年的工作及政策走向。如果主要大型金融机构都“带病经营”的话，将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失灵，从而影响金融功能的发挥和稳定，进而影响经济改革成效和经济增长。因此，国有银行改革，不仅仅是某几个银行自身的事情，还需要国家层面给予充分和必要的投入。针对可以动用的国家资源，包括财政资源、国有资产资源、央行资产负债表资源和外汇储备资源，方案创造性地提出用外汇储备解决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资源的问题。当时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渠道相对较窄，利用国家外汇储备为国有银行注资，既可拓宽外汇储备的投资渠道，又有利于使所有者多元化。2003年12月16日，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向中行和建行注资225亿美元。关于不良资产剥离处置问题，1999年首次剥离时是按账面价值将不良贷款剥离到资产管理公司，因而是一次政策性剥离。新的改革方案中提高了不良资产处置的市场化程度，以拍卖方式定价销售给资产管理公司，相对应的中央银行再贷款也能收回来。这是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央行资产负债表救助国有银行的首个成功案例。
除了财务重组模式的创新之外，公司治理改革是这次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另一大特点。这次改革是要建立一个规范的股份制公司治理结构，重在机制转换，涉及股份公司治理架构、内控机制、引进战略投资者、审慎会计准则、中介机构作用等多个方面，是一次更为全面和彻底的改革。通过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进一步改善股权结构，真正接受市场的监督和检验，是这次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深化和升华。
2003年12月，国家对中、建两行进行了注资，国有银行股改上市的帷幕正式拉开。立足各自股份制改造的不同特色，在国家外汇注资等系列政策支持下，通过财务结构重组、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及公开发行上市等先后几个阶段，四大国有银行相继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开始了改革发展的新阶段。同时，交通银行在深化股份制改革道路上实现了新跨越。2005年6月，交通银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2007年5月在境内A股上市。
2005年10月，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上市，2006年成功回归A股市场。2006年6月和7月，中国银行也先后在香港H股和境内A股成功上市。2006年10月，中国工商银行成为在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同时上市的第一家金融企业，创全球有史以来IPO（首次公开募股）最大规模。2010年7月，农业银行先后在上海和香港两地上市，再创全球IPO规模之最，至此国有银行股改上市画上了圆满句号。
当时，我作为工商银行改革的亲历者和操盘者，感触颇深。工商银行经营规模大、不良资产压力重，并没有进入改革的第一梯队。但是，如果不能抓住机遇进行改革的话，工商银行将会错过机会，在新一轮竞争发展中非常被动。为了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工商银行在财务重组和改制中进行了创新。工商银行获得了汇金公司150亿美元的注资，并保留了财政部的1240亿元资本金。将损失类资产2460亿元出售给财政部，财政部通过分期付款方式进行购买，会计处理上表现为工商银行对财政部的债权（应收款）；债务偿还的制度安排是双方共同建立“特别共管基金”账户，将财政部持有工商银行股份的分红、工商银行每年上缴所得税以及不良资产处置回收的现金等，专项用于偿还财政部对工商银行的债务款项。结果，不到五年时间就偿还了全部2460亿元的债务。“特别共管基金”账的设立，既减少了工商银行重组改制的成本，又促进了工商银行股份制改革的顺利实施，实际上是利用国家信誉和财政能力，为国有银行深化综合改革、推进股份制改造赢得宝贵的时间。同时，这也为其他国有银行的财务重组与股份制改造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
股改后的大型商业银行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发展道路，以优异的成绩向国家和社会交出了一份亮丽的答卷。
回望过去40年国有银行的艰辛改革历程，股份制改革是国有银行在荆棘与磨砺中蹚出的一条道路，可能也是最合理的选择。但时至今日，对于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认识仍不完全一致，甚至不时出现国有银行股改“贱卖论”的论调，我们这代经历者和见证者更有责任和使命把这段历史说清楚。
对于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是否成功的判断，应该建立在历史比较、动态和全局化的分析基础上。简单估算，对比股改前的两次剥离和汇金注资等财务投入数据，以及股改上市后到2017年末所创造的净利润、为国家上缴的所得税和营业税等利税总额作为财务贡献，尚未包括股改过渡期内通过利润消化的历史包袱，工、农、中建四行的财务贡献是财务投入的2.66倍，已经远远超过当时的财政投入。除了商业银行直接创造的财务效益外，包括不良资产核销和处置在内的一系列措施，更是“一把钥匙开两把锁”，大大推动了国有企业卸重负、去杠杆和处理大量“僵尸企业”。国有银行股改建立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重塑了国家与国有银行的关系，巩固了大型商业银行在支持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主力军地位，夯实了大型商业银行的经济造血功能和金融体系稳定器的职能，为中国之后几年成功抵御金融危机、实现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通过股改上市，国有银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实现了从质量洼地到质量高地的转变，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从股改前的20%左右下降至2017年的1.56%，拨备覆盖率从不到30%提升至171.5%，资产质量状况极大改观，风险管理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实现从行政约束到资本约束的转变，资本成为约束大型商业银行经营行为的新载体和新工具。2005—2017年，五家大型商业银行资本净额从1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增长了7倍；同期风险加权资产规模仅增长5.1倍，资本充足率从11.2%提升至14.6%。资本约束让大型商业银行走上了一条高效集约、收益风险平衡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从规模导向到盈利导向的转变，2005—2017年，五家大型商业银行年创利规模从1226亿元增长至9800亿元，增长了7倍，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8.7%，创造了盈利增长的“黄金十年”；2005年以来，五家大型商业银行累积分红超过2.4万亿元，占同期累积实现净利润总额的29.8%，为国家和其他广大投资者带来丰厚回报；实现了从单极支撑到多元驱动的转变，2005—2017年，五家大型商业银行手续费及佣金业务收入年均增速达到22.7%，高于同期净利息收入增速9.8个百分点，占比由7.9%左右提升至18%；实现了从本土经营到全球拓展的转变，五家大型商业银行在境外共计建立了1200多家机构，基本构建起覆盖六大洲和全球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境外网络布局，境外盈利贡献总体提高。同时，大型商业银行对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支持力度也明显提升，在“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共建立了160多家分支机构，为“一带一路”建设搭建起通畅的金融桥梁；实现了从仰望对手到全球领跑的转变。至2017年末，五家大型商业银行的利润总量超越同期花旗集团、汇丰控股、美国银行、摩根大通、三菱日联、法国农业信贷、富国银行七家行利润规模的总和，工商银行更是连续数年蝉联全球最赚钱的银行。
同时，国有银行股改锤炼锻造出一大批专业的商业银行家，为国内国际金融改革提供了一套成功的范例。中央汇金公司先后对光大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三家保险类机构、银河证券等七家证券类机构进行了改革与重组，使一大批国有金融机构完成了市场化改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国有银行的改制，没有走苏联、东欧等国家大规模私有化、外资化的道路，而是在坚持国家控股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改革道路，为国际提供了银行转制和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国有银行改革需要持续完善公司治理和推动战略转型
重温国有银行股改历史，我们能够从中总结提炼出一些经验和规律，对于指导未来中国金融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推动和英明决策是保障金融改革成功的基本前提，也是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金融改革必须与经济发展趋势相配套，“入世”后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黄金期，为国有银行股改上市和治理结构的市场化造营造了宽松而有利的宏观环境。
创新是驱动金融改革的根本动力，也是破除发展瓶颈、顺利推进改革的手段，需要进行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和方法手段创新。国有银行40年的改革历史就是一部创新史。金融改革必须抓好市场化机制构建这个核心，在完成财务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和公开上市的改革三部曲的同时，国有银行将精力集中于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致力于风险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内控机制的完善，使股改后大型商业银行实现了优良的经营业绩。改革“操盘手”和实践者的担当务实是决定金融改革落地成效的关键要素，一代代金融从业者为国有银行股改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与艰辛的努力，在中国金融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股改上市并不是国有银行改革的终点，它只是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新起点。股份制改革不可能解决大型商业银行面对的所有内外部矛盾，其本身也需要不断深化。同时，我们处于全球经济金融急速变化的时代，面对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周期、行业周期、科技周期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大型商业银行还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改革任重而道远。大型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需要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独特道路，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充分发挥“三会一层”公司治理架构作用；要处理好市场化薪酬机制与“党管干部”原则之间的关系，完善激励机制，有效激发正能量。深入研究统筹支持实体经济与推动金融创新的关系，坚持实体经济本源，规划和推进创新，把握好创新的质与度，增强大型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坚定不移抓好风险管理，强化和创新风险管理的理念、制度、方法与工具，及时识别和化解各种风险，保持资产质量稳定，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成为稳定中国金融行业的“定海神针”。稳步推进国际化、综合化、信息化改革，贯彻“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中国经济和企业“走出去”的需要，深入推进银行业的国际化经营，统筹应用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顺应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化趋势，稳步推进综合化经营，统筹好服务客户和控住风险的关系，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力，发挥好大行担当与行业规范的作用；顺应互联网信息革命的大潮，深入推进数据化银行建设，创新服务实体经济的渠道与模式，提升服务效率和管理效率，加大金融科技创新力度和控制好金融科技风险。这些既是对股改以来大型商业银行转型三大任务的延续与推进，又是大型商业银行在新时期、新起点向更高层次目标转型改革的时代要求。
本文作者：姜建清
本文来源：新金融评论
延伸
阅读二
姜建清：金融科技的创新逻辑和中国实践 第四届欧洲论坛伦敦站演讲实录
2018年7月19日，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英国中国商会联合主办的“智荟中欧2018”第四届欧洲论坛伦敦站在伦敦金融城成功举办，多位学者、政要和商界代表出席论坛、深入探讨中英两国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合作机遇。约350位中英企业高管参加了此次论坛，近距离了解金融科技项目的主要动向，探求中英金融科技市场的未来合作机会。
本次论坛邀请到中国驻英国使馆公使祝勤，英国政府“一带一路”特使范智廉（Douglas Flint）爵士，中国-中东欧基金董事长、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姜建清，英国国际贸易部金融和专业服务负责人David Bartlett，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会计学教授丁远，英国中国商会会长、中国银行伦敦分行行长孙煜，以及来自中国区块链研究中心、Nuggets、拍拍贷、阿里云等中欧企业代表。
以下是姜建清院长的演讲实录：
第四届欧洲论坛伦敦站 2018年7月19日
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兴参加本届伦敦论坛。我演讲的题目是《金融科技的创新逻辑和中国实践》。记得20多年前，正是美国互联网金融最热闹的时期，美国诞生了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网络银行，报纸上铺天盖地地宣传互联网金融，仿佛传统银行业走到了尽头。2000年后我担任中国工商银行行长、董事长期间，工商银行加快信息科技的应用，先后完成了数据大集中、综合业务系统建设、E-ICBC战略实施，实现了银行信息化到信息化银行建设的飞跃。2017年，工商银行网络金融交易额646万亿元，网络金融业务笔数占总业务笔数的比例达到94.86%，融e行客户达到2.82亿户，网络融资余额超过8400亿元，连续斩获“中国最佳个人电子银行”等荣誉。我对金融科技的一些感悟，非常愿意借此机会和大家进行分享。
一、金融科技发展已经进入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的新阶段
当前，以云计算、移动互联、区块链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金融科技风起云涌，金融创新呈现出蓬勃生机，进入了金融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新阶段。当代的金融科技，本质上是一场关于金融信息的传输、接收、分析、处理技术的革命，它借助数据技术优势，从掌握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数据，延伸至支付、融资、投资等金融核心业务领域。对银行业和金融科技企业来讲，都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机遇。银行业加大科技投资，对金融科技发展更加敏锐；金融科技企业掌握银行业务，对金融风险控制更加重视。两者互相学习，竞争和合作现象交替出现，共同推动金融科技的蓬勃发展。
以中国为例，2000年前，中国还是个重度依赖现金的社会。2010年，中国有61%的零售消费主要通过现金交易的方式进行，目前这一比例已经下降至40%以下。与此同时，中国在电子商务交易、第三方支付、网络借贷等领域都有着巨大的发展。据统计，中国2017年电子商务交易额29.16万亿元，同比增长11.7%；实现网上零售额7.18万亿元，同比增长32.2%；网购用户规模达5.33亿，同比增长14.3%；第三方支付综合支付交易规模达到155万亿元，其中移动支付和互联网支付规模占比超过80%；网络借贷行业成交量达到了2.8万亿元，总体贷款余额达到了1.2万亿元。
未来金融科技对金融业的重构将超过想象。金融科技通过电子货币的诞生和信息技术手段的应用，使得整个金融产业链各个环节得以打通，经济活动中的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得以统一，金融的各项功能逐步走向融合，带来了新的金融创新。如支付与融资功能的结合，在消费信贷、信用卡、流动性管理等领域出现大量产品。资产转化、风险管理与信息处理功能也呈现同步发展趋势。依靠大数据进行信用评估、信用打分、建立风控模型，通过供应链金融将物流、信息流与资金流紧密连接，风险管理信息化、数据化，极大提升了资产转化能力。场景金融成为金融功能融合加速器。一些金融科技公司在原生场景、网生场景或融合场景平台上将金融功能融合一体，实现消费到金融的无缝转化。据统计，2017年中国场景金融的交易规模超过1.8万亿元。
二、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的逻辑
当前的金融科技变化日新月异。扫码支付、加密货币、区块链金融、智能投顾、众筹、P2P等新技术、新平台、新应用层出不穷。凡事都有两面性，金融科技在快速改变金融服务载体、运营模式和竞争格局的同时，也带来诸多金融风险。虚拟货币的代表-比特币价格大起大落，一些打着区块链旗号的ICO无序发行，一些金融科技公司风险暴露，一些智能投顾产品表现还不稳定，等等。越是纷繁多变，越需要我们沉下心来，思考金融科技创新发展背后的逻辑。
一是把握金融本源。金融科技一次次冲击现有的金融业态，并对金融业形成长期的、深刻的挑战，同时推动金融业的进化。金融科技虽然改变了金融交易的载体、渠道和技术，提高了交易效率，但没有改变交易的对象，也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和功能。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开放、高效、关联、互通，使金融风险更隐蔽、传递更迅速。未来的金融竞争优势不在于昂贵的硬件设备、复杂的算法模型和天量的数据信息，不在于机构网点的众多或资产实力的强大，而在于品牌（信任）、客户（流量和规模）、管理（风控）和信息（数据基础）方面的综合竞争优势。能提供效率最高、质量最优、成本最低的金融服务，并能实质控制风险的金融服务企业才是最后的成功者。那些偏离金融功能的本源、忽视对金融风险防控的公司注定行之不稳、行之不远。
二是锤炼科技特色。近些年，中国金融科技取得的发展，在数量、交易量上实现的赶超，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和消费市场、中国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中国对金融科技企业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等因素。但金融技术，特别是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才是支持金融科技创新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因素。金融竞争力的持久优势离不开金融科研投入，建立业务、科技专家深度融合的团队和灵活敏捷型的研发模式。因此，金融科技发展不能只看到前端的应用，更要重视基础研究，重视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前沿领域的研发和应用，努力夯实基础、储备长远。
三是坚守服务初心。无论如何变化，金融业服务社会公平发展、服务经济包容增长、服务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本心和使命并没有变化。金融作为人类社会重要的职能分工，它的经济性在于发挥了中介作用，使储蓄转化为投资，发展有了推力，财富得到增值，效率、福利得以提高。金融的社会性，对于塑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高效和包容的世界，意义同样重大。正如罗伯特·希勒所说的，“金融并非为了赚钱而赚钱，金融的存在是为了帮助实现其他的目标，即社会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门功能性学科。”而野蛮扩张、乱象丛生、以高息收入掩盖无实质风险防控的所谓“金融科技”，则违背了金融服务初心和金融本质。由于金融所具有的社会性和外部性的特征，对实施金融功能的机构必须严格准入、严厉监管。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的创新发展，应该不忘初心、坚守本心，为人类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三、中英金融科技未来合作空间巨大
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一方面与中国金融业近40年来的改革发展取得的成就有关系。今年七月份，英国《银行家》(The Banker)公布2018年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中国共有135家银行入榜，较2017年新增9家。按一级资本排名的前十大银行中，中国和美国的银行各占四席。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以3241亿美元的“一级资本”连续第六年位居榜首，利润和资产也居榜首。通过改革转型发展，中国的银行业成功跻身全球银行业的前列。另一方面与中国互联网经济的迅速发展有关系，目前中国网民规模超过7.7亿，互联网普及率55.9%，其中很大上得益于移动网民的增长，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39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的占比达到97.8%。此外，中国3G、4G网络的建设力度非常大、非常广。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到今天，市场规模庞大，但要看到技术和综合排名并无优势。中国在数量、交易量上的赶超，更多还是得益于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和消费市场、中国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中国对金融科技企业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等因素。2016年德勤公司的研究显示，考虑营商环境、金融发展、基础设施和人才储备等因素，全球21个主要金融科技中心的前四位分别为伦敦、新加坡、纽约和硅谷，中国内地只有上海排名第11位。另外，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看，金融技术，特别是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是金融科技创新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在这方面与德国等欧美国家还有一定差距。双方在数字金融、数字经济领域优势互补，可以深入合作，共同推动数字经济跨越发展。
因此，开放合作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数字金融未来的发展趋势之一。要加强联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推动数据资源有序流动、开放共享，让数字价值充分释放。推动制定平等的数字经济贸易规则，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形成覆盖全球、深度融合、互利共赢的数字市场。大力实施双边、多边数字经济合作项目，深入推进国家间的信息化合作。要加强金融风险防控和监管合作。数字金融没有改变金融业的风险属性。风险管理永远是金融的要义。把住风险是优秀数字金融企业经营的底线，有效管理风险是数字金融基业长青的关键，金融家俱乐部不欣赏百米短跑选手，尊重的是马拉松冠军。要加强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消费者保护，加强跨国界、跨行业监管合作，创新数字经济下的监管模式，提升监管能力，实现风险防控和创新发展的平衡。
这场由现代技术驱动的革命，终局将是对金融业模式的革命。数字经济下所蕴含的一系列技术最终将会解构现有的基于工业社会解构的金融服务体系，并将重建一个基于信息社会架构下的金融服务体系。而且变化要比我们想象的跑得还要快，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