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大喜哥的“女人梦” | 深度人物）
刘培麟
刘培麟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没有家庭，没有固定住所，没有工作，以拾荒为生。在被捡拾来的废品围筑起的世界里，和他关系最密切的是：一辆养父留给他的大金鹿自行车、一只黑白花猫、桌子上摊开的日记本，以及昏暗角落里明艳的女装和凌乱的化妆品。刘培麟将自己的生活形容为：“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可他却出了名，成了网红“大喜哥”。
在过去的7年中，他是那个“出洋相的”、“可怜的”男扮女装拾荒者，也曾在一片突如其来的掌声中成为舞台中央的“正能量”；有人逼他“改邪归正”做回男人，也有人对他“作为一个跨性别者”给予支持和帮助。眼下，很多年轻人正将他视作一个在艰难中勇敢做自己和笑对生活的人。
在围观者的“狂欢”和现实的失落间，63岁的刘培麟觉得自己始终是个“B角”。
“我是个多余的人。”刘培麟说，“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和追求，我的追求就是成为一个女性。”
人生的一次“试验”
雨停了，窗外传来鸟叫和人声。
刘培麟为自己换上一条大红色的半身长裙，来搭配最喜爱的那件绿底红花上衣。套上粉色卷绒外衣后，他走到窗边的落地镜前，左右欣赏，哼起小调。
他正准备和朋友们到半个小时车程外的地方去参加一场聚会。从青岛来到福州闽侯县这个叫“王坑”的村子落脚十来天，连日的雨和陌生的环境，闷得他发慌。出发前的这一刻，他兴奋得像即将要登台一样。
梳妆台的镜子里，他拨弄着刘海，扑粉，补妆，用口红在眉间印了个红点。接着他又打开电动刮胡刀，在下巴上使着劲儿来回蹭着。今天，他在头上戴了一只装饰着红色大蝴蝶结的发卡，脑后别了三朵红花，一对齐肩的辫子用粉色丝带扎在耳边。
“要是再有个婚纱就好喽。”他看着镜子中的自己说。穿婚纱，是他所认为的一个女人的“高光时刻”。
他继续打量着镜中的自己，沉默，又忽然说：“其实我是个演员。”
窗外传来汽车驶过水洼的声音，朋友们来到楼下接他了。他将红白相间的女士挎包搭在左肩上，微微驼着背，迈着外八字步子，下楼梯，像是“演出”就要开始了。
很早之前，刘培麟就已经习惯了以这样的装扮在人群中“登场”。
2012年1月，在青岛潍县路的一处民房火灾现场，一个扎着一对粗大辫子，脸上擦着厚重白粉、红胭脂，身穿艳粉色大衣的男扮女装者，突然进入青岛当地电视台的镜头：他对着黢黑狼藉的小平房，一脸懵怔，“快瘫那儿了”。
那场“至今不明原因”的火灾，不仅烧着了他的出租屋，也将这个原本偏安一隅的城市拾荒人推向了热闹的“网络围观”。人们被这“滑稽”的一幕逗笑，甚至说“要笑断十二指肠”。刘培麟就此成了网红，被叫做“大喜哥”。尽管他认为，这场火灾是他一生中最悲哀的事。
那身滑稽的“男扮女装”背后，是一段关于“失落与重生”的故事。
1959年，刘培麟被养母从青岛火车站捡来，那一年他三岁。四五岁时，养母经常给他扎辫子，扮小女孩。他从那时就喜欢上了 “成为女性”的感觉：“像过电流似的，很舒服。”
从“太小不明白”到长大后的自我压抑，想成为女性的情绪一直被他包裹在男性的身体中。从八九岁时起，他偷偷收藏着与女性有关的东西——红头绳、辫子、发卡、项链……直到下乡插队时，他仍继续着这个习惯，把它们装在用灰白色旧床单缝的小包里，藏在抽屉中。
“我明白自己该承担什么角色。如果没有外在的影响的话，自己或许能往‘正确’的方向发展。”刘培麟说。至少在40岁之前，他一直在试图活得“正确”。为了补贴家用，他高中未毕业就到工厂上班。那时被打成右派的养父喝酒中风瘫痪在床，养母没有工作在家揽活做工。二十岁时，卧床十二年的养父去世。而那时的刘培麟还不知道，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他还将继续失去那些保护他的“屏障”。
刘培麟后来又失去了婚姻。他曾尝试过正常的谈婚论嫁，但多次都因为自身条件不好，散了场。二十出头时，便因此离了一次婚。另一次离婚是在他三十来岁时，经人介绍，刘培麟和一个“周身是病”、“脑子不清楚”带着孩子的女人结了婚。半年后，因为无法交流和生活，他再次离了婚。
他失去了养母和房子。1996年，养母被查出癌症晚期。为了治病，他卖掉了养父留下来的房子，但却被买房的人骗了尾款，只拿到了首付的十万元。随后，他又四处找人借了十二万元，维持养母的治疗，直到她去世。
他失去了工作。1998年，刘培麟从待了二十多年的青岛服装十九厂下岗。之后，他找了很多种工作。他去过青岛城阳区工地上安装冷却塔，可却踩翻了脚手架，连人带板从八楼摔下来，造成脑震荡住院一年，后因老板不给支付拖欠的住院费，他从医院“溜了”。他去送煤气，载着煤气罐的人力三轮车后闸突然断了，迎面撞上一辆正在行驶的公交车。三轮车撞烂了，公交车的保险杠也掉了下来，被判全责后，他落荒而逃。“命挺硬的，几次祸都没玩儿完。”刘培麟苦笑。他的最后一点信心栽在了卖报纸上，“跟人借了点钱卖报纸，结果却赔了个稀里哗啦”。
“说句不好听的，就是自己把握人生方向的能力、抵御能力差一些。”刘培麟说，“那就开始拾荒吧，找着一个是一个。”临近千禧年，他开始骑着父亲留给他的那辆带大梁的大金鹿自行车去拾荒。除了那时八毛钱一斤的铁和塑料、破烂锅碗、废纸以及果腹的食物外，他还在垃圾堆里捡拾着跟女性有关的东西。有一次，刘培麟捡到了一件心仪的白色连衣裙。他回家穿上它，非常合身，又穿着它走出了家门，去了公园和海边。那时的他短发，没有化妆，脚上穿着一双黑色女士布鞋。瞥到旁人在笑自己，他紧张，出了一身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那是我对人生的一次试验。”刘培麟说。此后，他开始逐渐以女装示人，彻底偏离了那条“正确”的轨道。他知道，在别人眼中这显然“荒唐”、“滑稽”，是个“怪现象”，但他觉得自己找到了一种归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