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道路与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中国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一直以来都致力于推动国际秩序的转型，也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倡导者和参与者。面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针对全球恐怖主义、能源与食品安全危机以及传染性疾病的蔓延等一系列难题，中国一直做着积极的努力，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和维护全球共同利益提出“中国方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积极的国际参与，为全球治理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公共物品，从理念层面、制度层面再到物质层面，中国正逐步成为全球治理的改革者。这些都加速了国际秩序的转型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度变革，将全球治理的主体扩大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和强弱都以新秩序的建构主体身份参与到全球治理中来。中国道路并不是让中国独立于世界之外的一条特殊道路，它有着“改变世界”的伟大潜力。中国道路的成功本身就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世界进程以及全球治理体系的积极成果，也将在未来以一个大国的形象担起全球治理的责任，为创建一个容纳各方利益诉求和治理理念的新秩序作出积极的贡献，作出了一系列在这个时代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
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向世界郑重宣布了中国方案，并强调指出：“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带领下，中国开始倡导并积极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从而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付诸行动。在目前来看，理念和行动上的这两套方案是中国道路探索出来的全球治理方案中最具代表性的。
首先，理念上的“中国方案”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今世界已经是经济全球化与信息社会化的多元世界，各个民族、国家、族群和文明系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互相依赖性。人类社会发展面临共同挑战，而单靠某个强势国家或几个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力量无法应对这些挑战。这些挑战不仅包括国家安全等传统安全，也包括恐怖主义、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金融危机、难民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在新形势下，国际问题也呈现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局面。全球化时代，局部地区的问题日益具有扩散性，甚至会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破坏性甚至毁灭性的威胁。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全人类共同携手，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摆脱了从单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来考虑问题的认识局限和全球治理的建构模式。它注重世界历史的总体性推进，否则它就只能沦为一种空想。不同族群、宗教、文明中的人都去关注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发展等基本问题，从问题的认识与解决中找到共同的利益所属，从而建立大家都能接受的基本的原则、规范和价值准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要构建的是相互尊重、真正利益相关、休戚与共、包容互鉴的共同体，重构正义的国际新秩序。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相互尊重为前提，促进彼此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之间的交往，必须以平等为基础。各国具有自己的历史发展路径和传统文化，各自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彼此是互斥的。价值分歧是可以通过相互沟通、平等协商来解决的。各国只是在发展侧重点、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上的差别，并不意味着非此即彼。而且，制度的差异并非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势不两立。国家无论大小、强弱，无论制度是否存在差异，都应该尊重各自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其二，国与国之间存在竞争，但是这种竞争并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而是以实现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合作中共同发展为目标。同时，这种竞争应当受一定伦理规则的约束和规范。在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交融，合作是不可避免的和必不可少的，是国家间竞争的前提。只有以合作为基础，才能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实现共赢式发展。这种共赢式发展以尊重各国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为前提，重视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援助，打破国际社会的等级链条。其三，重视以责任为基础的区域安全。在当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互交融的复杂局面下，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和复杂，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其他国家的安全而实现自身的安全。因此，要想实现本国的安全，为本国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除了对本国安全负有责任外，还必须要承担地区安全的责任。其四，秉持“和而不同”的文明发展理念。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都有各自独特的文化和习俗，其生存样态各不相同，没有普适的文明和文化。而且，没有哪一个文明是绝对先进和绝对优秀的，要想实现本国文明的发展，必须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学习和借鉴其他文明的优势。而学会包容是文明互鉴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包容，就不可能清醒地认识自身和“他者”。不同文明之间只有交流互鉴，才能取长补短，增强自身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中国用“不称霸”的承诺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仅将中国外交的五项基本原则贯彻到底，而且也突出了其团结众多发展中国家以谋求自身和人类整体发展，这就超越了将关注焦点始终放在大国之间的权力较量，大国遏制和削弱新型大国崛起的既有全球治理体系。
其次，行动上的“中国方案”就是“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基于深厚的历史传统，挖掘新的历史资源和文化精神，是中国改革开放道路走出来的现代化发展方式及其影响力的向外扩展。但这种扩展又不是西方所谓文明的扩张，它走的是一条在尊重各国自主选择自身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之基础上的开放发展之路，是让中国的机遇变成世界的机遇的最好体现。“一带一路”不仅让中国的“朋友圈”不断扩大，而且也推动新型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够团结起来发展经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不断获取自己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它旨在创建的是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规则体系，缩小贫富鸿沟、实现共享发展的世界新格局。旧国际治理体系以资本和大国为中心而把边缘地带的弱小国家和贫穷国家都当作地缘政治博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牺牲品。但“一带一路”倡议要从根本上打破这种强与弱、大与小、统治与被统治的国际关系体系，要让所有国家的人民一同关注共同的利益，并积极加入到关乎共同命运的事业上来。
“中国方案”是民族的，它是在客观总结中国发展道路和成功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规律性总结，因而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方案”也是世界的，它体现了中国为助力提升全球治理而作出的努力，因而是世界的。作为全球治理的后来者，中国积极参与既存的全球治理体系，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框架下谋求中国发展、贡献中国力量，这是大国责任的担当。作为全球治理的参与者、贡献者和改革者，中国也在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制度改革。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既不能忽视守成国的既得利益，也不能无视后起国家的发展需求，在既存的全球治理框架下如何寻求更好的治理方案既考验着“中国智慧”，也考验着“中国方案”。
总之，中国道路的成功不仅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也肩负有世界历史所赋予它的独特责任。这个责任就是要变革旧有全球治理模式，超越现代性规定下的国家秩序与人的交往方式，去探索一种能够容纳世界更多主体参与、扩大更为普遍的世界历史性交往，形成合作共赢的世界格局。中国道路的未来之路还很长，在这条路上还会形成更多更好的关于全球治理的中国话语、中国故事与中国方案。同时，我们不可忽视的是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面向，也使它具有充分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信去超越所谓的“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在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历史抉择中引导人类社会找到新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