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保卫矿区里，老旧的宿舍楼之间是低矮的棚户区，旁边就是堆起的垃圾。（许晔/摄）
即便已经改制了15年，双鸭山人仍然习惯把煤矿公司称为“矿务局”。3月11日开始，数千名双鸭山矿工聚集在矿务局门前，要求龙煤集团支付被压长达半年的工资。他们还一度占据了铁路，导致北上的火车不得不绕道行驶。
有人坚持不用“闹事”来称呼这场聚集活动，因为“只是要工资，又不是做什么违法的事情。”在官方的报道中，这次聚集活动被定性为“是在理性、温和的范围内进行的，没有发生过激行为”。几天后，煤矿职工们陆续收到了工资。三个月的。
在双鸭山东保卫矿区，一位矿工允许凤凰网（凤凰网【严肃新闻】微信公号ID：Serious-News）拍摄他的工资条，用手指遮住自己的姓名，并拒绝了采访。他的职位是主扇司机，龙煤集团向他补发了2015年11月、12月和2016年1月的工资，共计2924.91元。取暖费仍然没发。另一位矿工老孙在电话里说，他也收到了3个月的工资，除了一个月是足额发的，剩下两个月加起来只有1500元左右。
东保卫矿建于1983年。一位1998年退休的矿工说，当年建矿时有2万多人，如今这里只剩下了7、8000人。这座矿距离双鸭山市37公里，工人们基本上都住在矿区里。住宅区的建筑大多建于上世纪80年代，涂成黄色的墙壁斑驳发黑。楼房之间是一排排低矮的棚户区，生活垃圾堆在宿舍楼旁边，开春后的雪开始融化，一脚踩下去是松软的黑色泥土、腐烂的菜叶和动物的粪便。矿区被围墙圈起，如今大门前停着一辆警车。矿区里的人说，前几天，门前的守卫拦下了一位外国记者，把他关进了屋子里，不知道是美国的，还是俄罗斯的。
贸易街“改革开放”的门柱上，贴着出租、卖楼的广告。（许晔/摄）
商业和资金正在迫不及待地逃离。在宿舍楼下、商业街的店铺玻璃上、贸易街“改革开放”标语的门柱上，到处都贴着广告，内容简短直接，没有任何天花乱坠的形容词：“卖楼，48栋5单元5号，137XXXX3091”，“楼房出租，出卖，150XXXX1048”。这里的房价在2012年能达到每平米4000多，如今已经跌至每平米1000多，仍然无人问津。“这些房子都闲置的，没人要。”
一家药店在玻璃橱窗摆出了广告板，标明7种药品的价格，底下用红色笔写着：“现金购药。”矿务局的医保卡已经无法在药店里使用，即使只是买两包价值1块5的棉签。这家药店的老板称，矿上欠药店的钱已经有一百多万。
“不退休的还不如退休的。”已经退休的工人们说，他们每个月的退休金可以准时到账，虽然取暖费还是拖欠许久。“我还有两年就退休了，就混一混了。三个月三千多块钱，现在养一家子够吗？”在东保卫矿去往双鸭山市的巴士上，一名矿区职工说，他的女儿已经成家立业，在双鸭山市的一家公司当会计，让他没了后顾之忧，“但有人家里还有孩子上学呢。”
欠薪
双鸭山市的群体上访，不是东北首例，也绝不是最后一次。2015年4月，同属于龙煤集团的鹤岗就曾爆发过数千名矿工上街讨薪事件。
萧条的商业街。在2012年煤炭行情好的时候，这里的歌厅、KTV很是热闹。（许晔/摄）
煤炭行业在2012年结束了长达十年的黄金期，步入了衰落状态。煤价下跌带来的萧条肉眼可见——2012年在东保卫矿商业街热热闹闹的KTV、歌厅、舞厅，在4年后几乎全都黄了，只剩下破败发黄的塑料布广告。在2012年，一个刚进矿里的工人每月工资可以开到5000左右，但在2016年3月，这些工人要通过上街和堵铁路才能拿到属于自己的酬劳。
双鸭山一位出租车司机说，他曾在宝山区的矿区干过半年，那是煤炭行业比较景气的2012年。他当时没有办全所有手续，就开始下井干活。曾有一次井下塌方，身边的同事被石头砸死，赔的挺多。“其实那个时候在矿里干活也不算很累，每天工作8小时，下井上井就得2个小时，在底下工作5、6个小时就下班了。”
双鸭山事件后，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潘毅一篇文章又重新进入公众视野之中，在文中，她写道：“在煤炭工人的生活中，必须每时每刻面对工资低、工时长、压力大、工伤频发、职业病隐患等大大小小的挑战。”。这篇文章写于2013年，正是煤炭行业衰落拉开序幕的时候。
煤炭、钢铁的产能过剩和价格下跌带来的经济萧条，让人联想起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当时下岗失业的3000万人中，有四分之一在东北。人们恐惧于失去生活的来源，欠薪、上访，在东北各地都在上演。
停产的钢铁厂。（许晔/摄）
在吉林辽源市，2007年接手辽源钢铁厂的吉林鑫达钢铁公司已经停工2年了。这座钢铁厂像是头笨拙的机械巨兽，沉默地卧在东丰县横道沟的田野之间。有些耕地被征收了，盖了新城。失地的农民便去钢铁厂上班，可工资已经被拖欠两年了。工人们2014年1月罢工，10月投诉，2015年8月投诉，可工资还是没发。“钢铁不值钱了。现在一斤废钢2毛多，一斤废纸还4毛多呢。”
他们的上访被扼杀在萌芽里。一位当地的出租车司机回忆说，当时运管所、公安在路口拦着，能带人进这里，出来只能是空车，“否则就要扣车”。2015年8月13日，这家公司被列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原因不是欠薪，是欠了一家煤矿，一家商贸公司和一家银行的钱。
重工业企业曾是东北三省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柱，在效益不错的那几年，龙煤集团曾每年为黑龙江贡献数十亿的税收，但现在它们成了地方财政的负担。据《经济参考报》报道，龙煤集团一位高管称，前些年煤炭效益好时，省里从集团拿走十几个亿用于公路建设，现在煤炭行业不景气，只能靠向省里借钱发工资。
“如果它们破产倒闭，可以把资产核算给这些工人发工资啊，他们愿意让这些企业破产吗？”
“他们需要矿上给他们交保险啊。我现在是自己交，以后这些钱还能到我手上，如果矿上倒闭了，他们就得自己去交养老保险，所以还是有些人不愿破产倒闭的。”那位曾经做过半年矿工的出租车司机回答。
“去南方”
像是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被欠薪的工人们甚至已经无法承担生活必需品的费用，建立在充盈的可支配收入基础上的商业迅速萎靡。在东保卫矿里，一家店铺门前已经挂出了“店小利薄概不赊账”的牌子。一家超市老板说：“之前他们还有（每月）开支几十块钱的，就能买点米，不赊账怎么办？”
在产业结构单一的东北，假如离开国企的庇护，矿工们很难在本地找到大量替代的工作机会。相较于因煤建城的双鸭山，位于长春附近的辽源似乎幸运得多。这座城市曾在80年代被称为“东北小上海”，拥有比较完善的轻工业系统，除了生产煤炭，这里还会生产袜子、内衣、半导体。2005年后，国营针织厂的“遗产”被民营老板们接收，他们雇用了拥有熟练技术的工人，购买机器，创办了袜子厂。当地的煤矿已经开发了一百多年，逐渐枯竭，矿务局也开始面临发不出工资的窘境。一位袜厂的老板说，他们现在基本可以给工人开到每月2500元的薪水。
辽源市经济开发区的电子商务区。整栋大楼空荡荡的，标语严肃得像是备战高考的高三教室。（许晔/摄）
计划经济的烙印依旧挥之不去。辽源市财富大道上有一栋高楼，是经济开发区的电子商务区。这位袜厂老板说，政府曾经想让每家袜子厂在这里开个网店，可他觉得没必要。“我们只要管好生产研发就好了，电子商务就让专业的来做。也不能我们从头到尾全部包了吧。”
电子商务区的楼里空荡荡的，有些隔间成了袜厂的仓库，有些空着。大楼里贴着横幅和标语，严肃得像是备战高考的高三教室：“开放平等协作分享”，“腾笼换鸟空间换地机器换人电商换市”。楼里三三两两的行人走过，没给这些标语施舍半点目光。
大楼前的电子屏一直不断闪烁着，有时是蛋糕店的广告，有时是袜园的宣传口号。电子屏的中部始终显示着：“未连接上硬件”。
上述袜厂老板说，受到经济大环境影响，今年开始，袜子生意也不好做了。“往年我仓库里最多只会堆一半吧，现在你看，这全是堆的库存。我们原先预计淡季会从4月开始，没想到来的这么早。”他抱怨陈旧的官僚给他们带来的阻碍：“以前是给钱办事，现在不敢收钱，也不办事了，这还不如以前呢。”
2015年1月出版的《经济学人》杂志对东北困境分析道：“东北的经济结构在过去十年间却进一步失衡了：其经济增长前所未有地依赖于投资与制造业，国有与私营企业都不约而同地向采矿业、重型装备制造业和建筑业倾注资金，而这些恰恰是同当前低迷的房地产市场高度关联的。”
荒无人烟的辽源市南部新城。因为路修得好，这里成了当地居民练车的地方。（许晔/摄）
在辽源，通过当地人的介绍，凤凰网走访了包括辽源市经济开发区在内的5个大型项目，3个在城区，2个在远郊的东丰县。按照当地人的说法，经济开发区是5个大型项目中唯一一个还在生产GDP的地方。剩下的4个项目，只有工地，没有工人，除了风声，听不到其他声响，荒得如同一座空城。
按照《吉林日报》2012年11月的报道，位于辽源市的南部新城“规划用地面积13.36平方公里，项目总投资约为136亿元，规划建设期为5年。南部新城建成后，可以实现8万户居民入住，成为容纳24万人口的现代化高档居住社区。”但在2016年3月，这里成了当地居民练车的地方，因为路修得好。“可以改名为南部驾校了。”一名网友在辽源贴吧里说。
而在辽源东丰县的新城里，东丰二中旁的餐馆老板并没有觉得新城建立有带来任何商业好处。“这里什么也没有，买什么都不方便，买菜得去老远的地方。我们生意不怎么样。新城这里很多都是陪读的家长，他们会在家给孩子做饭。”“35岁左右的都想出去，去平台更好的地方。我们是比较老的人了，也不会电脑，出去不好找工作。”
年轻人正在离开这片土地。无论是边境小镇，还是煤城，年轻人都在追逐着财富和机会，向市场经济更发达的地方流动，或是中国的南部沿海，或是一水之隔的韩国。根据北京大学的一项调查，东北劳动力净流出规模已达200万人。“念完大学的人都不愿回来。”
在鸭绿江最上游的长白县马鹿沟镇，年轻人去韩国或俄罗斯就可以挣上每月6000-1万的工资，他们的离开也让边境小镇的防守变得格外孱弱。在外媒的分析中，这成了中朝边境多发越境杀人抢劫案的原因之一。而在辽河源头的辽源市，一位基层公务员说，他给儿子最大的目标是出国，最次也要离开吉林省，“我们已经就这样了，他还有希望。”
春节之后，很多东保卫矿的年轻人就离开了这个衰败的矿区。“没有希望了，年轻人都走了。”一位退休矿工在墙边筛着土，身后是亟待出租和售卖的矿区宿舍楼。
矿工老孙的儿子也是矿工，他还在等待龙煤集团第三批职工分流的消息。在签完分流意向书之后，矿里就不再给他发工资了，新的职位仍然没有着落。如果还没有消息，老孙说，他们就考虑让孩子去南方了，“毕竟他还年轻。”
（凤凰网 许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