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诺奖后，高密的“莫言效应”
14日，莫言老家平安庄挂起祝贺获奖的条幅。
2012年10月16日，范珲想好了该如何劝说莫言的父亲同意修缮莫言旧居。
“儿子已经不是你的儿子，屋子也不是你的屋子了”。
莫言成为了社会公共资源，“你不同意不一定管用”。
作为莫言老家所在辖区的管委会主任，范珲对说服莫言家人很有信心。
范珲发愁的是如何种出万亩红高粱。在莫言的家乡，由于收益太少，高密当地的农民已不种红高粱。如同血海一般连绵不绝的红高粱早已成为记忆中的景象。
“我估摸着一年要投入一千万”，莫言老家所在辖区高密市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主任范珲说，“钱从哪里来？”
不过，他说自己丝毫不会犹豫，“赔本也要种”。
这一系列设想，都与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有关。
高密的“腰杆”
高密酒桌上有了一条新规矩。
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说，最近高密人在一起聚会。第一杯酒，肯定是“先为莫言老师获奖干一杯”。
这段日子，在他看来，早上高密人走在大街上，精神头都不一样，“带劲”。
高密的出租车司机，也喜欢和记者谈起莫言。一名出租车司机迅速地背出莫言家几门几号，得意地说“他和我同学的老婆是一个村的”。出租车上的电台不时有人询问莫言旧居怎么走。
在新华书店，莫言的小说专柜空了。小书店贴出了预订莫言书籍的牌子。一本从未听说过的杂志，因为最后一页有莫言的照片被放在了书架的显著位置。
高密大街上挂了很多祝贺莫言获奖的横幅，在“莫言迷”张守云看来，这还远远不够，“应该从青岛机场一路挂过来”。
文化馆的一条横幅颇有意味，“莫言获大奖，中国很高兴”。
在高密，“中国”和“世界”这两天不断地被提及。在莫言获奖的文化界座谈会上，有人提出，要淡化潍坊高密，多说“中国高密”。
以前出省不好意思说是高密的，“以后大大方方的，腰杆挺直了，俺是高密的”。
高密一家旅行社的总经理杨连才说，以后描述高密的地理位置时，再也不用说是紧邻青岛，是青岛的后花园了。
他开起玩笑，说不定以后青岛宣传语会成为，“紧靠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故乡”。
高密变了。
高密诗人李丹平说，高密再也不是以前的高密了，“它是中国的文学高地，国家的圣地”。
10月14日，莫言的出生地高密市大栏乡平安庄。得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村委会在村里挂起了30个灯笼。
莫言家的萝卜
“圣地”的中心是莫言家的老屋。
平安庄挂起了30多盏红灯笼，进村的大桥刷了两遍漆，桥上的字描成了金色。
莫言获奖当晚，管委会的领导想清街，要把村里路上晒的玉米全部清掉。莫言的二哥管谟欣拦住了。
10月14日，莫言的旧居屋后竖了一个介绍莫言的大展板，第二天就拔掉了。“牌子上有几个错字”。周围是新种的柏树枝和杏梅树。树上漆了崭新的白漆。
这是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土胚屋，五间房，狭小，逼仄，堆满了灰尘和杂物。
正屋里有一台收音机，是莫言结婚时买的。这是屋里最值钱的电器，“第二值钱的就是手电筒了”。
一拨拨的人进来，转不开时会默契地排队照相。不认识的人还彼此打招呼，“赶紧看，以后来就要收钱了”。
莫言的院子里种了一行胡萝卜，被踩得七倒八歪。有人在墙边发现了山药豆。两三个人跑过去摘了起来。
妈妈跟女儿说，把山药豆煮了吃，明年咱也拿诺贝尔奖。莫言的二哥管谟欣站在一边，脸上看不出表情。
院子的墙缺了一角。有人拿出相机合影，“这是历史”。
等管谟欣离开，一个游客从地里挖出一根萝卜，塞在衣服里。出了门，拿着萝卜向村民展示，“莫言家的萝卜，莫言家的萝卜啊”。
这个院落在2010年就被管委会纳入修复计划。范珲画好了图纸，找好了水泥，莫言的父亲管贻范担心打扰村民，又不喜张扬，给莫言打了电话。这件事情就此搁置。
到如今，一切似乎都不可避免。
管委会提交了投资五十万元对旧居进行整修的规划。山东省旅游局派了专家来研究旅游线路。
高密市旅游局局长王剑智说，“这一切已经不是莫言一个人的事情了”。
管谟欣对于修缮的事不愿再表态，这几天他总是显得很疲惫，“听政府的吧”。
14日，莫言旧居。这是1979年他和妻子杜勤兰结婚的洞房。
分一杯羹
与萝卜相比，很多人在诺贝尔效应里想得到更多。
莫言新闻发布会召开前，发布会所在酒店费尽心思，在布置会场时，把莫言身后的酒店标志放得尽量低，想让电视媒体在播放莫言采访时，能露出酒店标志。
“莫言迷”张守云收藏了一百多套莫言不同版本的书。旁边的人羡慕他，“你可算赚了”。张守云一扬头，“我该准备5000套！”他从去年就开始准备，计算着莫言得奖还应有两年时间。他颇为懊丧，“准备的还是太少了”。
莫言得奖那天，他冲上去要了三个签名。“不敢再要了，差不多就行了”。
馆长毛维杰的手机这几天几乎被打爆。不断有人询问：“能不能把我列为莫言研究会的理事？”
此前，莫言研究会已有35个理事。毛维杰显得很为难。“门槛一定要提高”。
对于莫言文学馆来说，从以前的“羞羞答答”到如今的“理直气壮”。一度传出要迁出重建的消息，毛维杰后来面对记者不得不多次强调，只是在现有基础上扩建。
10月15日，东营一所大学的文学院院长来到莫言文学馆，要求建一个实习基地，学生可以来帮忙。他向同行的人比划着，“牌子要挂在这里，要快，不然以后就挂不下了”。他还强调了一句，“迁走也不怕，牌子要跟着走”。
高密当地的一些文化人士很担心外来者抢占莫言的资源。
文化界人士李章合看到胶州电视台强调莫言是喝胶河水长大的，受胶河文化影响。他有些着急，“胶州都能把莫言往他们那里拉”，高密更不能落后。
招商局局长王述忠10月15日就开会研究如何让莫言促进招商引资。他多次强调利用莫言提高知名度、美誉度，却也表示，“还没想好具体怎么做”。
怎么打莫言这张牌？他看着记者，你给出出主意？
商人在这方面总是能得风气之先。
高密最大一家农家乐的老板冯涛决定将农家乐改名为“红高粱庄园”。饭店里的包间名称均与莫言小说有关，比如“红高粱”、“白棉花”等。
10月13日，冯涛请来了青岛农业大学的教授，指导如何种植高粱。他准备明年春天和周围的老百姓进行股份合作，种上200亩弯头高粱。
“高粱地里有故事”，他要把红高粱电影里的场景搬进高粱地。
在高密，“只有我这里能看到成片的高粱”。
14日，莫言90岁的父亲管贻范在接受记者采访，由于听力不好，记者凑到老人的耳边说话。
“万亩红高粱”计划
冯涛错了。
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等待这个机会很久了。
他们的蓝图显得波澜壮阔得多。
10月15日，管委会拿出了弘扬红高粱文化，打造半岛特色旅游带的计划书。
这是一个需要投资6.7亿元的项目。包括莫言旧居周围的莫言文化体验区，红高粱文化休闲区，红高粱影视作品展示区，胶河沿岸景观带，以及乡村度假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他描绘了建成后，水陆交替，红高粱与碧水相互交映的景色。
在红高粱文化休闲区，将会种植万亩红高粱。在几天前，他们提出的还只是2000亩。
范珲对这个项目颇有信心。“借莫言的东风”。虽然胶河治理这一项，他认为就要花费近两亿元。
他希望能够成为政府的项目，再加上社会资金的投入，“三年一定能建成”。
范珲也担心收益，尤其是万亩红高粱。
在高密，农民不愿再种红高粱。管委会曾经为了鼓励农民种红高粱，每斤高粱补贴一块钱。
第二年，即使补贴，也没有人种了。
现在要种一万亩的红高粱，只能采取每亩地补贴一千块钱的方式，“把本先给农民”。一亩地一千，一万亩就是一千万。“这一千万先要扔出去”。
目前，高粱很难发展产业，如果旅游不能赚回来。范珲也很明确地表示，“一时半会儿很难赚回来”。但是，他还是期待着政府同意这个项目。
作为莫言的家乡，他希望，“以大投入、大招商推进大调整、大发展”。
他认为莫言的家乡必然会成为中国农村的缩影，中国对外形象的窗口。在建设定位甚至应该高于高密，“不能坏了中国的形象”。
14日，平安庄。诺奖公布后，莫言旧居前竖起了说明牌。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10月11日，杨连才被街头的鞭炮声惊醒了。
知道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经营旅行社的他激动得再也睡不着了。
高密不是一个旅游资源丰富的地方。没有山水，一马平川。和周围县市的旅游相比，没有突出特色。主打民俗游，很难吸引大量游客。
杨连才说，平时做旅游的人在一起聊天，常常想，高密什么时候才能掉下一个景点呢？
机会来了。
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就像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天大的利好”。
杨连才的旅行社以前只能单腿走路，把高密客源往全国各地送，外地来高密的客源不到5%。
杨连才这几天思考的都是，如何研发线路，争取外地游客，如何挖掘延伸莫言的景点。
他说，现在高密旅行社都在跃跃欲试，只是不知道如何参与。“就等政府的消息了”。
10月15日，高密市旅游局局长王剑智忙着准备一个微博活动。
活动是让网友推荐最喜欢的莫言小说中的文学地理场景。他生怕点击的人数太多，网络瘫痪，赶着申请容量更大的网络。
王剑智颇为自得，在他看来，其他部门都还停留在想的阶段，只有旅游局拿出了具体方案。
这些选中的场景会成为旅游局招商引资的资源。他希望有企业家投资，如果能建成影视城是最好的结果。
要想拍莫言的电影，肯定要到高密取景。而且，“莫言还在创作高峰期”，王剑智认为电影公司关注莫言，也是投资商的利好。
对于旅游线路，他说，已经有专家进行了考察。高密市旅游局也根据莫言的旧居在设计自助游和乡村休闲游的线路。
他想好了几个高密旅游的新口号，“三贤四宝，莫言家乡”。他说，整个山东的旅游口号也可以改一下，“一山一水一圣人”改成“一山一水一圣人一文豪”。
他思考了一下，自己点了点头，“我觉得这么改不过分”。
在高密已举行过两次的红高粱文化节加上了旅游两个字。在策划会上，潍坊市的一位领导提出，文化太静态了，加了旅游，让人流动起来，才会有经济收益。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高密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的局长邵春生认为，从此文化旅游节将成为高密的文化品牌。
他总结出的“红高粱精神”，也被他称为“莫言精神”：“吃苦耐劳，刚正不阿，谦逊。”
邵春生告诉莫言，这一次声势要大一点。要搞庆典活动，要有莫言的作品研讨。
有了莫言，邵春生说，这个县级文化节远远超出了它本身的意义。他希望有投资商能来建设莫言的文化产业。在高密，之前有想建晏子文化园的规划。晏子是高密最早的名人。
邵春生说，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文化园将有一部分是莫言的文化园。
“借着热乎劲儿，引来世界级别的文化投资，突破几亿。”文化界的讨论会上，一个人说着，手在空中有力地画了一道弧线。
莫言说，希望不要太张扬，“搞大了让人家笑话”。
喧嚣下的平静
相对于政府的兴奋，莫言所在的平安庄的村民要平静得多。
村民郭元礼是莫言小时候的好友，他靠在墙根，跟记者聊起和莫言下棋的往事。
他说莫言聪明，能背《本草纲目》。
很少有人看过莫言的书。他们只知道莫言写了自己的村庄。
莫言曾经在红高粱里写了村民王文义，写他胆小，耳朵被流弹擦破，自己却嚷着脑袋没了。
村民说，那是真实的。王文义已经去世了。村民一提起他就会想到这段往事。
王文义的儿媳说，莫言得了奖，他们也跟着高兴。王文义曾经有段时间对这么写他有点见怪。莫言给他买了瓶酒，安慰他说只是用了他的名字。
他就不再不高兴了。
《蛙》的主人公原型是莫言的姑姑管贻兰。她也只是平静地坐在家里。她说，莫言写她部分是真的，部分是虚构。作家不容易，她的故事是骨头，莫言还要写肉，虚构是难免的。
她为侄子高兴，却不愿意去打扰他，一个电话也没打。“自己家人不给自己家人添麻烦”。
村里人都知道，莫言得的奖是最大的奖，“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奖了”。
莫言的叔叔管贻喜说，管家在光绪年间曾经中过探花，莫言这个比状元还要厉害。
然后，他们继续过自己的日子。
莫言为人随和，有人甚至说，“他好用”。什么事情，只要求到他，他很难拒绝。
莫言的家人也是如此。
莫言的老父亲90岁了，耳朵有点背，听不懂别人的问题，慌张中总带着些惭愧。
他们接待一批一批的记者，尽力地回答每一个问题。只要记者离开，他们一定会送到门口。如果开车，送出门的人一定会站在那里，不停地招手，直到车开走。
……
莫言从50岁之后，回高密的时间越来越长。
回到高密，莫言喜欢背着手赶大集。逛市场的时候看到粮食一定要摸两把。
得了诺奖之后，他说自己压力很大，忧虑重重。
他希望一切能尽早平息，可以尽快进入创作的状态。
莫言曾经对邵春生说，自己只有站在高密的土地上，创作才有感觉。
他喜欢高密的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