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记者随中国智库代表团访德纪实
听德“隐形智囊团”谈牵手中国
【环球时报赴德国特派记者 魏莱】德国是最早建立智库的国家之一，与美英等国智库不同，大多数德国智库没有卷进“旋转门”的政治机制。德国独立从事智库工作的专业人士为政府和民众服务，但很低调，因为不用在研究部门和政府公共部门之间转换角色，常被人称为“隐形智囊团”。一些德国智库不挂牌子，但研究中国问题的德国学者却有着文庭、胡谧空、卢科思等中文名字。近日，在德国唯一拥有政治党派基础的智库——阿登纳基金会的邀请下，《环球时报》记者随中国智库代表团赴德，调研德国多家智库，了解他们如何为全球经济发展以及化解国家政治、安全等领域困境建言献策。
德国看好杭州G20
“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确定6月份再次访华，访问北京与沈阳等地，拓展合作。”刚到柏林，德国阿登纳基金会驻上海办公室主任文庭就向《环球时报》记者透露这个重要信息。这让记者感到北京和柏林之间有着特殊的联系。从法兰克福到科隆，再从波恩到柏林，一路走来，德国不仅环境好、空气好，而且自然与文化密切联系，呈现出一种特别的秩序和浪漫。其实，此时的德国和欧盟正面临巨大危机。欧盟整体经济增长乏力、恐怖袭击威胁未消除、难民问题负担沉重，英国退欧公投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与美国签署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前景渺茫。
但德国人很自信，也愿意与中国合作。在德国总理府办公室，主管德国G7/G20峰会多边外交事务的负责人拉尔夫·瑞特表示：“德国对今年9月在杭州召开G20峰会非常重视。德国经济是充满活力的，是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危机的解决者和参与者，德国愿意和中国一起把世界经济增长的活力带回来。”这位40多岁的高级官员和智囊谦逊地表示，如果德中能携手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从短期目标走向中长期目标，那么，G20杭州峰会就意味着多边经济外交的成功。
说德国智库低调，还在于有些智库的“藏库于民”。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是2013年11月成立的一个新型独立智库，被认为是目前欧洲最大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云集了德国对华政策研究的新一代专家。当《环球时报》记者走进这家仿佛“隐藏”在柏林居民区里的智库时，才发现整个一层楼都属于它，前台、工作间、会议室、图书档案室，咖啡间、文印室一应俱全。在会议室墙壁的显眼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北京身穿红色外套与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合影格外显眼。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媒体负责人卢科思曾是德国一家电台驻上海记者。她告诉记者，研究中心通常撰写4至9页纸的研究报告和形势简报，不追求长篇累牍式的学术研究。报告出来后，会与媒体迅速沟通，推广传播，引起关注，产生影响力。这家智库每天跟踪研究中国的根本目的是为德国人服务。她递给记者几份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报告，报告中勾画着中欧关系：中国对欧洲的海外直接投资再创新高、布鲁塞尔如何和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打交道等。
德国国际政策与安全研究所的办公室设在一座不挂牌的欧洲古典老式风格的建筑中。这家不属于任何政党的智库，每年有1200万欧元的预算，独立运作和研究全球性的议题。该研究所负责亚洲事务研究的华玉洁博士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参加过多次香山论坛。她很认真地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欧洲已经不是昨天的欧洲，我们要研究明天的欧洲”。华玉洁表示，在欧洲内部，会更加注重欧洲的独立性研究和立场协调。据她介绍，德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人员愿意更多地参加中方举行的严肃的学术交流活动。
除了智库看重与中国的合作，德国经济界也看好中国市场。德国工业协会国际市场部主任弗利德琳·斯特拉克在阿登纳基金会安排的早餐会上透露，为增进德中工商界的交流与合作，德国工业协会已在北京开设办公室，首位主任马丽女士汉语流利。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中国事务部主任邵梵德对记者表示，中国企业与德国企业更好融合的一个方法是通过合资企业或者驻德分公司加入德国商会组织，参加商会的活动，结交德国的企业界代表，这样有助于企业家增进互信合作。
今年刚40岁的德国东部图灵根州议员坦克雷恩·斯基潘斯基在议会大厦与中国代表团谈得很深入。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德中在工业4.0、工业3.0和工业2.0方面都可以合作”。最佳策略是交叉合作，比如具体的实业用工业2.0的方法就可以，有些新兴行业用工业4.0和工业2.0的方法混合交叉效果更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把反恐合作课开到中国
进入夏天，柏林还忍受着另一种焦灼与不安——英国定于6月23日通过公投决定是否退出欧盟。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已十分微妙，德国总理默克尔一再请求英国留在欧盟。德国外交官员最近公开表示，如果英国选择离开欧盟，柏林会流泪。德国总理府的一名高级官员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德国政府仍期待英国选择留在欧盟，因为欧盟是最好、最合适的地方。交流中，记者感受到，在对待英国与欧盟的关系问题上，德国智库界看法不一，相比稍年长者的悲观，新一代学者则乐观和强硬一些。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主管对外政策和经济项目首席研究员胡谧空40岁左右，他认为，英国在欧盟政治经济整合进程中，没有发挥主导性作用。如果英国人执意通过公投选择离开欧盟，那么，欧盟内部整合的历史进程不会是英国人期待的“加速分散”，而是一种新的力量的“凝聚”。
进入德国境内的120万难民正在国际舞台给德国重新“画像”。但《环球时报》记者在所到的几个德国大城市观察，很多公共场所并没有难民滞留的现象。德国看上去“运转正常”。阿登纳基金会主管欧盟国际合作和政治对话的负责人斯蒂芬·弗里德里希和记者谈到难民问题长叹了一口气，但他认为，难民给政府治理带来挑战，压力最大的时候已经过去。据他介绍，大部分难民已安置妥当。他们主要被安置在中小城市和边界地区的小镇。地方社区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接纳难民。往前看，难民管理是可控的。柏林期待通过职业教育培训，把难民教育成新劳动力。
德国波恩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华人学者辜学武教授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次德国处理难民问题的决策过程其实是值得商榷的。以往遇到类似复杂议题时，德国政府会多方征询意见，反复权衡，在决策和行动领导力方面表现为“相对弱势”。这次，德国政府的决策方式和领导方式更加主动，冲在前面“挑头”，把自己过快地放在道德高地上。德国现代历史经验是一旦德国对外的领导力表现得“强势”，自行其是，德国就要鬼使神差地“倒霉”。这次在难民问题上，德国政府表现得还是“有些强势和独断”，以至于德国呼吁欧洲共同来帮助解决难民问题时，欧盟内部就开始分裂。好在德国的非营利组织和社会组织给了政府实实在在的支持，在接纳难民方面做了具体的事情，否则，德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形象会大打折扣。
除了难民问题，德国还受到恐怖主义阴影的折磨。在位于柏林的阿登纳基金会总部，负责亚洲和泛太平洋事务的拉比·布饶尔说，德国人内心深处对恐怖主义十分担忧。在对外交往方面，德国一直引以为豪的民主和自由在实践中也有教训和经验。比如，在一些东南亚国家推广非政府组织的速度过快，但事实上，收效甚微。
德国联邦安全政策学院由德国联邦安全委员会直接领导的智库，通过研究活动以及专门的教育培训，培养德国的高级安全和军事人才。该智库参谋部部长克劳斯·汉德尔将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们设立的课程中有开展国际反恐合作的内容。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合作帮助下，一些涉及反恐内容的高级课程也在中国开始教授。德国联邦议会党派外交政策和安全部门代表克里斯蒂安·佛尔耐克博士也表示，如果中国和德国一起参与相关高科技的反恐技术和设备的研制，德国的反恐与安全部门会认真合作。
德国智囊不走美式“旋转门”
《环球时报》记者同中国智库代表团4月下旬在德国调研时，正赶上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德。奥巴马此行期待能和默克尔总理一起推动美欧TTIP协定，但却在汉诺威遭到9万多人的反对示威，示威者认为该协定对欧洲的公平贸易没有好处。据科隆德国经济研究协会负责人汉斯·彼得介绍，如果美欧TTIP协定不能签署，欧盟贸易自由化的理想就受到重挫。欧盟在这个问题上，正举步维艰。
在距离德国洪堡大学不远的一条街道上，有两栋独立的四层小楼，南北相对。据德国导游丹尼尔·耶焦尔科夫斯基介绍：“那是美国中情局和前苏联克格勃驻柏林的办公室。你该知道它们在德国做什么吧。”听得出，德国人对美国监听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事还是有不少看法的。
中国智库代表团此行还走访了美国阿斯彭研究所柏林办公室，并与美国北卡大学驻德国智库的学者交流。北卡大学研究所访问学者克劳斯·拉尔斯教授认为，欧美智库各有千秋，中国不妨两种方式都有针对性地参考，可以“旋转门”，也可以“不旋转门”，可以依赖国防部，也可以和政府部门“若即若离”，关键看能否赢得想要的效果。中国若举办严肃的国际问题学术交流，德国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都有兴趣参加，相互学习。阿斯彭研究所的岚茨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欢迎中国的专家、记者、外交官参与他们的活动。
谈到美国的智库，德国国际政策与安全研究所的华玉洁有很多感触，她分析了德美智库的不同：第一，前者主要依赖公开信息进行分析研究，而后者中一些知名智库过度依赖美国五角大楼的资源;第二，德国智库研究经费稳定，很少存在“旋转门”的制度安排。在研究领域，德国智库愿意增加对亚洲的研究，更多地介入亚洲事务，促进中德关系。华玉洁说：“德国也愿意在跨大西洋关系中发挥更大的协调作用。而且德国智库可以做得更多。在尊重国际法领域，德国是更加讲究诚信的。可惜，德国在亚洲事务特别是涉及国际法方面的领域做得不够。”
“柏林是北京的远方亲戚。”这是德国前驻上海总领事芮悟峰近日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中国问题论坛上打的比喻。这让《环球时报》记者思考，在欧盟最脆弱的时期，德国要拉紧北京的手，这是一场浪漫的梦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