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近日，华东理工大学研二学生李鹏在上海某工厂爆炸事故中不幸遇难，该事故共造成3人死亡。据调查，李鹏的导师张建雨持有事发工厂股份。李鹏家人及同学介绍，张建雨在上海、浙江等地投资有多家工厂，之前他曾多次安排学生在这些工厂进行商业研究或实习。目前张建雨已被刑事拘留。
涉事校方称，2007年学校便明确规定，教师不允许在校外企业进行实质性兼职，个人也不能作为法人开办公司。“张建雨做这种事情，是瞒着学校和学院的。”其回应对舆论围绕教师是否可在外开办公司的争论，无疑是种廓清。但要追问的是，为何事发前，校方都没有察觉？当事人开公司，很多学生都知道，说“瞒”就能“瞒”住？
更重要的是，此事也警示了高校，应明确导师使用导师职权的规范，对眼下颇为常见的利用导师职权把所带学生作为廉价劳动力，为自己项目（或公司）打工、侵犯其合法权利的情况加以约束。
近年来，有关学生把导师称为“老板”，“老板”导师把学生作为打工仔，不然不让学生按期毕业的新闻时有曝光。如今这起“研究生死于导师工厂”事件，以偶发事故的方式将此病象再度揭示了出来。
在欧美大学，学校多鼓励教授创新、发明，但对教师在公司兼职和开办公司有明确规定：教师可在利用自己的知识产权创办的公司担任顾问两年，但之后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回校当教师，要么去企业；导师也要对所带研究生进行求学经费资助。但导师不能超越职权范围布置学生做与攻读学位无关的事，导师如果布置不相关的任务，将不属于导师职权范围，学生是否愿意做，要听学生意见，导师要按劳动法规定给学生合法的报酬。
但我国却很少有高校对此加以明晰。像该事件中，随着李鹏的意外死亡，有些日常细节也被披露：张建雨与李鹏的师生关系已在“可以发的论文不让发”“该给的工资或补助‘缺斤少两’”中严重扭曲。
说到底，目前高校对教师的考核，还是资源导向，导师能拿到多少课题、项目、经费是重要的考核指标，舍此之外，学校对教师的其他表现则睁只眼闭只眼，包括是否在校外兼职办公司，是否“更像一个商人，不太关注学生的利益”。
在此情况下，要理清导师布置给学生的任务哪些是导师职权范围内的，哪些是越权的，也很困难。而我国当下没有规范的教师伦理委员会，学生很难针对导师超出职权的行为提起申诉，再由教师伦理委员会对其履行导师职权的情况进行调查，并对违背导师伦理的行为进行处罚。这也导致学生在导师面前的弱势地位被加固。在有的高校，还出现学生因忍受不了导师“盘剥”提出更换导师，其诉求却被忽略，涉事学生还被认为处理不好跟导师关系、学业学位受影响的情况。
扭曲的导师学生关系，显然影响了我国研究生培养质量。而今，一起“研究生死于导师工厂”的悲剧，也是种敦促：必须尽早调整由学校行政部门制订教师考核标准、实施教师考核的方式，对教师进行同行评价，从关注教师获得多少资源到关注其真实教育贡献；同时，还要建立对教师职权的监督机制，在学校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中成立独立的教师伦理委员会，让导师的行为得到更严密监督体系的约束，也让师生关系趋于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