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劣势如何变为后发优势？潜力如何成为现实动力？答案是：补短板！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通过的《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补短板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补短板是我省推进落实“十三五”规划、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其中“科技创新是需要补齐的第一短板”。如何精准聚焦、精准发力补齐科技创新短板？今起本报推出《补短板·浙商策》策划，我们将通过与各领域浙商的对话，共同探寻科技创新补短板的浙江路径。
创新驱动需要怎样的企业家精神？记者对话两位浙商——
对话人物——
任永坚：“国千人才”、杭州信核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李立军：慈星股份董事、慈星机器人公司董事长
补短板，首先要补好科技创新这个“第一短板”。2014年，我省生产总值就已超过4万亿元，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经济体量，如果科技创新问题解决不好，发展动力不加快转换，浙江经济要实现更大发展是难以做到的。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它们具有一种先天优势：了解市场需求的灵敏机制，科研成果迅速转化的能力。只有把广大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才能形成科技创新的巨大力量。因此，打造创新型经济，归根结底还是要锻造一支创新型企业家队伍。浙商应如何适应这样一个创新驱动的新成长时代？“有形之手”应怎样助力企业创新？请看本报记者和两位浙商的对话。
创新这事让人又爱又恨
记者：创新这个词，说得太多几乎让人无感。实际上，真正的重大创新是不多的。因为它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那么，做这样一件事，动力在哪里呢？
任永坚：对我而言，创业创新，这是个人的热情兴趣所在，而且我坚信团队能做出和国际巨头竞争的产品和服务。做创新的企业不一定就能赚到更多的钱，但是能实现自己的设想。每每看到自己研发的产品，被客户采用并确实解决了客户的问题，这种成就感是无与伦比的。
李立军：创新，对于企业是一个又爱又恨的词。很多企业的管理者都喜欢把这个词挂在嘴上，但实际工作中真正能给创新和创新者创造良好环境的并不算多，尤其是在当前比较浮躁的社会风气下。创新是有风险的，创新是需要时间的，创新是需要持续投入的，有这种勇气的人并不多。但是，如果不去创新，企业是走不远的。我们鼓励创新，更要容忍创新的失败。
记者：回首创业路，您有过失败的经历吗，有什么体验可以分享一下？
李立军：创业的道路，一定是布满荆棘的。绝大部分创业者都经历过失败，不止一次的失败。面对失败，唯有面对。失败是你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所换来的，所以是财富。我认识的好几位成功企业家，职业生涯中都遭遇过重创，有的甚至是几起几落，却一直笑到了最后。
任永坚：回国创业10年，因为专心做一家公司，做一个行业，做一类产品，所以总体是成功的。但10年创业路下来，挫折感是时时的——当一个项目因为非市场竞争因素失去时，当一个培养多年的骨干被大公司高薪挖走时，当半夜接到客户电话报告系统出现意外时，等等。碰到挫折了，就积极应对解决。自己不去解决，没其他人来帮你的。
企业家不会只考虑赚钱
记者：当下，大凡企业负责人，尤其对民营企业，均冠以企业家称谓。而社会其他岗位如学校、科研单位负责人，鲜有教育家、科学家称谓的。企业家和商人有什么区别？
李立军：企业家最重要的特质应该是具有社会责任感。一个成功的商人，不一定能具备企业家的特质。商人的目标比较简单明了，就是最大限度地获得商业利益；企业家除了追求商业利益，同时还应该有一种情怀，一种造福社会，造福人类的情怀。追求创造，追求卓越，一位优秀的企业家，应该也是一位坚定的理想主义者。
任永坚：靠利用各种关系资源，靠商品买卖，靠忽悠，没有自己品牌意识的，是商人；坚持自己的理念，坚持创立自主品牌，在市场上敢于直面竞争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才是企业家。说得再简单点，真正的企业家不会只考虑赚钱。
记者：现在国家正在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哪些因素制约着创业者发展？
任永坚：就我们公司而言，人才匮乏，特别是优秀研发人才的不足和不稳定是最主要的问题。高房价高生活压力让很多的优秀工程师为了更高的工资，放弃了自己喜欢的工作。不少互联网企业拿着大把投资人的钱高薪招兵买马，让许多工程师心为所动。可以说，目前国内的工程师的工作强度已经不如美国工程师，效率更不如，而成本却越来越接近。
李立军：高科技创业，人是最核心的要素。一个公司，所有人当中，掌舵者又是最主要的。正如华为，28年只对准一个城墙口冲锋——没有任正非的专注和坚持，这是很难想象的。科技创新企业需要创新型企业家，需要企业家精神！
扶持政策要量体裁衣
记者：为了推动科技创新，各个地方政府都给予高科技企业十分优惠的政策，希冀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其中资金支持是常见的方式之一。这种方式效果怎么样？
任永坚：创业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当然是对创业者的极大支持。因为政府启动资金的支持，很多有创业梦想但受制于资金的创业者，得以实现初次创业的梦想，有了创业的宝贵经验。但是，如何让政府资助流到真正的创业者手上，还需要好的评估和监管。现实当中，骗取政府资金的大有人在，必须加大惩罚力度。美国对创业者的支持，主要是靠风险投资市场机制。
李立军：政府引导、扶持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方式应该多元化，根据产业和企业特点进行差异化的支持。一个企业的发展需要多方面的资源，资金仅仅是其中的一种“营养成分”，在有些企业，人才资源、市场资源、供应链资源也许比资金本身更有价值。
回到问题本身，目前很多地方的支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是否公平、是否合理、是否高效的问题，特别是在项目评审环节，完全依赖于政府组织的专家评审团队不可取，一定要引入市场化的手段进行评估，比如专业的外部投资机构。
把创新主导权交给市场
记者：有一类科技研发，要么完全没有商业化机会，要么要等待很久才能看到商业化的可能，这就很难获得市场的关注——这是市场的短板。所以，商业力量可能无法覆盖与创新相关的知识生产全过程，市场机制有时是失效的，它无法在长期战略诉求和短期商业理想之间找到平衡。对此，你们认为政府应该做什么？怎么做？
李立军：从历史数据看，中国民营高科技企业涌现得不算少，但存活率很低，发展好的企业比例更低，这说明目前我们国家创新的生态还不是很好。政府最应该做的是提供一个开放的、公平的、市场化的创业环境和生态系统，协助企业融入这个生态系统，政府不一定有能力主导这个生态系统的建设，但相对而言，政府在资源组织、关系协调等方面比单一的企业有大得多的能量。
任永坚：创新不是单打独斗，政府的推动是重要的力量，关键在于怎么推。比如，在一些涉及国家安全重点战略领域，以及关系重大民生的重要公共领域，可能就需要政府来做。谈到具体政策支持，我觉得一定要偏向于中小企业创新。大量的创新型中心企业才是新产品新技术的发源地。目前，政府可能更乐意支持大企业，特别是把对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支持和它所交的税收贡献挂钩，这种做法的效果是值得检讨的。
记者：一些地方政府为支持新兴产业，投了上百亿元，效果却不明显。典型的如光伏产业，为什么会这样？
李立军：科学的、适度的调控有利于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但如何确保政府的干预是适度的、科学的，这对相关政府部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首先他们需要懂经济，其次他们需要懂技术，此外他们还需要掌握度。现实的情况是，不少地方政府并不完全具备这些能力，因此常常导致“好心办坏事”的情况，值得我们深思。
任永坚：总体来说，政府对于什么是高新技术了解不多，再加上有的地方政府存在GDP冲动，好大喜功，所以容易受人忽悠。另一方面，政府要顺应尊重市场机制，尤其切忌一窝蜂发展上马某个产业，这样往往会导致低水平重复、产能过剩，反而不利于整个产业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