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报道：梁文道 谁是第一个游历欧洲的中国人？

全球报道：梁文道 谁是第一个游历欧洲的中国人？

拉班·扫马的事迹在欧洲文献里有很多记载，可是向来重视历史的中国，元史里面甚至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有时候，一些没什么人听说过的很冷门的书，却可能有着颠覆世界观、冲击既有常识这样的效果。《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我也是前两年才开始注意到这本书的，之前并没听说过它。它的作者是无名氏，就是说不知道谁写了这本书。作者的国别是伊儿汗国^［[1]］。伊儿汗国即蒙古帝国四大汗国之一，领土包括今天伊朗、伊拉克，以及部分的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属于西亚和中亚的地区。

一个伊儿汗国人，写了这本非常薄的小书《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它真的有什么了不起吗？让我先从解题讲起。

拉班·扫马和马克这两个人是谁呢？说起来可厉害了。今天国际上研究蒙古史、元朝史的学者，常常会拿他们和马可·波罗比较。马可·波罗谁不熟悉？甚至有各种各样的奇闻趣事都是从他名下传出来的。比如中国人直到今天还在猜，说不定意大利面就是马可·波罗把我们的面条带过去才出现的；反过来意大利人会说，是马可·波罗把意大利面带到中国，才有了中国的拉面。总之马可·波罗的事迹人人皆知，他作为一个威尼斯商人从西方跋涉万里到了中国，在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见到了元朝皇帝忽必烈汗，并且在中国游历了很多地方，比如杭州。而拉班·扫马和马克这两位老兄，则被认为是逆向的马可·波罗。他们走了一条和马可·波罗恰好相反的路线，从元大都出发一直走到欧洲，不仅去了意大利，还到了法国，以及当时还属于英国领地的加斯科涅（今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地区），在那里见了英格兰国王。

于是很多历史学家就强调，拉班·扫马是历史上第一个能被确认到达欧洲的中国人。也许之前已经另有中国人到过欧洲，但是在13世纪之前并没有一个中国人的名字被记载下来可以证明这一点，直到拉班·扫马这个与马可·波罗同时代的人被载入史册。但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这位拉班·扫马，为什么我们不称赞他是“中国人的骄傲”“东方的马可·波罗”？在解答这个疑问之前，先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渊源。

这本书的译者是朱炳旭，该中文译本是从英译本转译过来的，原文其实是叙利亚文。原文作者的姓名已不可考，但应该就是拉班·扫马的同代人。很可能拉班·扫马本人写过一个西行日记，记录了他们的所到之处和一路见闻，用的是波斯文，然后伊儿汗国的那位作者将日记撮要翻译出来，删掉了很多内容，但也补充了一些资料，最后完成了这部叙利亚文的底本。后来这本书失传很久，直到1887年3月，叙利亚文的手抄本才被重新发现，又慢慢被翻译为各种语言。中译本以前就有过一个，是香港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罗香林^［[2]］先生参照英译本和日译本翻译的，但那是节译本，内容不全。朱炳旭翻译的是一个比较全的中译本。

回到刚才的问题，既然早在忽必烈时代就有一个有名有姓的中国人从北京出发到达了欧洲，见过罗马教皇，也见过法兰西国王和英格兰国王，那为什么如此风光的一个大人物，我们中国人从来都不知道呢？这要从他的名字说起。

可能很多读者首先都会产生这个疑问：拉班·扫马怎么会是中国人呢？听名字就不像中国人嘛。可是，他的的确确是出生在北京的人，也在北京长大，他的家跟普通的北京人家没什么分别。但他为什么会有一个看起来很怪的名字呢？那是因为他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汉人。根据这本书译者序里的说法，拉班·扫马是畏兀儿人。畏兀儿人和我们今天说的维吾尔人发音非常近似，但两者不是一回事。畏兀儿人其实是回鹘人^［[3]］。书中的另一个人物马克是拉班·扫马的徒弟，有人认为他们两个都是回鹘人，但译者倾向于认为拉班·扫马是畏兀儿人，马克则很可能是蒙古人。但译者的说法还有待考证，因为也有其他学者指出，马克是汪古人^［[4]］。这些中国历史上的外族名称，在今天听来会觉得很混乱。这些外族后来有的彻底被汉化进来，也有的迁移到别的地方。比如汪古人里的一部分后来随着乃蛮部^［[5]］西迁，进入哈萨克斯坦，成为今天哈萨克斯坦最主要的一个部族。

讲到中国历史上的外族，就必须给大家介绍一个近来的学术背景。最近几年中国学术界开始重新讨论到底什么叫作中国，或者到底什么叫作中国人。这个问题往往会牵涉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认知。举个例子，研究清朝历史的学者近年大谈新清史，这主要是由一些美国的汉学家率先提出的概念。这些美国汉学家认为中国过去对清史的研究在材料的掌握上面缺乏全面，太过关注汉文档案，忽略了满文档案，而满文档案里的很多信息是汉文档案无法覆盖的。而他们根据满文档案研究了清帝国在蒙古、西藏、新疆的统治之后，得出一个惊人结论，就是清帝国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汉人王朝。我们当然也知道它不是，但过去我们一直以为，清朝是一个汉化程度非常高的王朝，美国汉学家则指出，其实清朝是一个多民族帝国。那么在这种结论下，今天中国从清朝那里继承下来的版图，还能够被看作传统上的汉人传承吗？这其中牵涉了太多的问题。

又比如最近一两年很多人开始注意到，日本一些有名的学者像杉山正明等人，他们提出元朝也是一次外族对中国的入侵。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把金、辽、契丹、西夏等当成北方蛮夷，以宋为正统，那么到了元朝以及后来的清朝，这些王朝是游牧民族或所谓的外族建立起来的，它们在中国历史上又该怎么算呢？

这些学术界出现的挑战会带来很多问题。例如我们向来把岳飞定位为忠臣，因为他坚决抗金。但今天金早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把岳飞和金人之间定义为民族矛盾，就似乎和我们所谓中华民族大家庭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悖论和冲突。所以说，种种这些发问都会冲击我们关于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人的认识。

回头再看拉班·扫马，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他所属的那个部族，能不能被视为中国人？

国际上有名的蒙元史专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萧启庆教授有一本著作《九州四海风雅同》，其中提到，元朝把人分为四大民族，但其中的色目人并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元朝为统治需要设定的一个族群，这个族群包含的人种非常繁杂，其中就有汪古人。“汪古原为辽金时代居住阴山（大青山）以北之突厥语部族，为金朝扼守边墙因而得名。其人系以唐代回鹘为主体，以后又吸收沙陀及金初释放的回鹘俘虏融合而成。其文化成分‘是以北方草原文化形式为主体，融合汉族文化和西方国家其他民族文化’。汪古人多信奉景教，但因地处草原与农业地区边缘，与中原往来较密。其中原有汉文士人之存在……”就是说元朝的汪古人里出现不少士人。士人是什么意思？就是“已仕或未仕的读书人……凡接受士大夫文化的外族人士亦可视之为士人”。他们和我们传统汉人一样参加科举，也能用汉字写得一手好文章。而拉班·扫马，就是这样的一个汪古人，基本上是半汉化的汪古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到了西方，会被认为是一个中国人。

在元朝，有相当一部分汪古人作为色目人中的一种，融进了中原，是协助蒙古帝国统治整个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族群。因为包括唐兀、畏兀儿、汪古等在内的色目人有一个特点，他们长期处在游牧民族与汉人之间，接受的文化来源非常多样，懂得多种不同的语言，宗教信仰也非常复杂，于是擅长管理社会，便进入官场帮助缺乏定居生活经验的蒙古人进行统治。这些色目人在元朝时已经遍布中国，比如其中一批人就去了广西，后来广西很多姓白的人即是他们的后代。像白崇禧、白先勇父子就是，我们没有人会认为他们不是中国人。同样的，对拉班·扫马也应该用这种角度来分析。

拉班·扫马作为一个色目人，出生在北京。那时北京的民族组成相当复杂，和今天非常汉化的北京很不一样。现在有些老一辈的北京人还记得北京街头的骆驼队，北京怎么会有骆驼呢？那是因为从山西过来的商队都使用骆驼作为运输工具。而中国原本是没有骆驼的，它们是从西域或者更远的地方被带进来的，可见中国北方很早就成为一个民族混杂、文化多元的地区，这种情况在元朝达到了鼎盛。

而在外国人眼中，无论元朝的蒙古人，还是金朝人、西夏人或者辽人，都是中国人。举例为证，香港有个航空公司叫国泰航空，英文是CathayPacific，其中的Cathay直译过来就是“契丹”，是外国对中国的另一种称呼^［[6]］。比如俄语里面直到今天都仍然用“契丹”（Kitan）来代表中国。因为在外国人眼里，当时占据整个华北的契丹，当然就是中国。

在萧启庆教授的另一本学术文集《内北国而外中国》里，有一篇文章叫作《蒙元支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其中提到色目文化当中包括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与南亚文化，但它对中原文化并未产生长远影响。例如在1267年，有一位来自伊利汗国（也就是伊儿汗国）的天文地理学家给元朝朝廷敬献了一个地球仪，并带来地球三分为陆七分为水的概念，“可见元代回回专家确将广博之世界地理知识输入中原。但这些地理知识在中原却未产生广泛影响，……关于蒙古帝国西部，《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所列不过一串地名而已，可见元人对西北所知不多。民间记载亦少新义。显然，中国人的华夏中心世界观，未因蒙元世界帝国的统治而有所改变”。又说：“当时回教世界科技水平领先欧洲，中原所受外来科技影响主要来自回教世界……但是，这些影响颇为零碎而肤浅。当时，中国天文学家虽采用回回天文仪器，却未吸收近东天文学的数学与几何学基础。”

通过萧教授讲的这些现象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中国文化以汉人为主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很难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拉班·扫马的事迹在欧洲文献里有很多记载，可是向来重视历史的中国，元史里面甚至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这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把拉班·扫马当作自己人，外界却都认为他是一个中国人。

（主讲 梁文道）

摘自凤凰书品新书《我想和你一起虚度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