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
党的建设（“党建”）是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一直不懈的努力。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部分，是中共引以为骄的“三大法宝”之一。中共是依照苏共模式建立起来的列宁式政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从一诞生就是一个庞大的权威体系的一部分，习惯了靠严密的纪律和指令的运作方式。这在当时白色恐怖的形势下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
从成立以来，中共根据其中心任务不断调整党员成分。例如为了适应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毛泽东在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党建的“伟大工程”，大大扩大了党员征收的范围；党向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的封建地主和士绅阶层开放。建国以后，1950年代大规模经济建设，促使中共吸收了大批知识分子入党。之后毛泽东重新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行“继续革命”，党建又回归阶级路线。文革中招收了一大批文盲、半文盲的工农兵党员。邓小平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需要大量的人才，于是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截至2014年底，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3775.5万名，占党员总数的43%；工农党员的比例下降到37.9%。
然而党在社会身份上的开放，并没有导致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开放。从邓小平的“党要抓党”到江泽民的“三讲”和胡锦涛的“保先”运动，再到习近平时代的“全面从严治党”，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从未偏离传统的轨道。尤其是习近平时代，党建是他施政的重中之重。除了反腐和增强“党性”外，习比前任更强调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信仰，认为苏共垮掉是因为党员都不再信共产主义了。作为红二代，苏共的遭遇是习近平的心中之痛。
但是，在经济市场化、社会多元化和全球化的形势下，中共面临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传统的党建模式是否适应新的国情？
中共的组织路线延续了战争时期和计划经济时代的惯性。目前的这一套组织体系有鲜明的军事色彩。在长达20多年的战争年代实际上是一个军队党，中共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党员都是军人，党的最高领袖都是军事首脑。所谓的“支部建在连上”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核心内容。贯通上下的党组织，军事主管加政治委员的制度，保证了团结一致和军令政令的畅通无阻，也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碰到硬仗和恶仗时，党员冲锋在前，牺牲在前，提高了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是中共军队作战勇猛的一个重要因素。
1949年建国以后，这种军事化的组织形式很容易地被移植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来了。经过三年的恢复期后，中共从1953年起实行了对工商业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以苏联为蓝本的计划经济体系；1958年又迅速实现了农村的人民公社化。整个国民经济都纳入了一个庞大的指令体系之下，而控制这个体系的就是党组织。计划经济和军队一样，也是一个以指令为中心的体系，战争时期军队党建的那一套很适用，可谓驾轻就熟、得心应手。
这样，1949年前后加起来到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有60年运作的经验积累，形成了庞大而复杂的组织和强大的习惯势力，而且有一整套党建理论和思想体系支撑。因而在改革开放的全新形势下，几乎想都没有想就把传统的党建模式继承下来了。凭着惯性，党员的数量从改革开始时的3000多万跃升到现在的几乎9000万，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到近450万。现在中共党员中的百分之八十是改革开放以后入的党。
但是，计划经济已不复存在，农村人民公社也解体了。依靠党组织的单位人，变成了受市场力量驱使的社会人，而且全球化大大地扩展了他们追求利益的空间。至少有三点把现今和计划经济时代区别开来：一、市场经济不是一个指令系统；二、创造、创业、创新——而不是执行计划指令——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三、党组织已经不能垄断社会的资源和机会了。
这就引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为执行指令服务的传统党建方式是否合适于市场经济？全面覆盖的党组织对社会创造力的发挥起的是促进还是阻碍作用？那些改革开放以后入党的党员和1949年前的，文革前的和文革中的党员有什么不同？市场关系和阶级关系对党员和党组织的关系有何影响？
社会的多元化直接导致党员成分的多元化。中共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对许多人来说，党员身份仅仅是他们的第二、第三，甚至第四、第五身份。他们的职业，工作理所当然是他们的第一身份；家庭，亲戚朋友，宗教或其他组织很可能是他们的第二、第三身份，如此等等。当共产党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掌控着几乎所有的生产、生活资料，工作机会和社会流动的渠道；当党员们可以不依靠党而自谋生路、自创事业，可以在党外甚至在世界范围内追逐完全不在党掌控下的机会时，入党的动机还会同以前一样吗？说现在大多数党员和党的关系是一种利益关系，和其他市场关系没有太大区别；这样的假定似乎也合情合理。
然而现有的党建模式仍力图复旧，还想让党员像过去那样信仰共产主义，对党忠诚，服从指挥，遵守纪律，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在行为道德上为人楷模；还想让党组织像过去那样有战斗力。从现实状况来看，“从严治党”，克己复礼——恢复列宁党和毛泽东时代的传统——不过是一厢情愿。相反，中共当局会发现，它不得不用越来越多的资源和机会，来换取数量越来越庞大的党员干部队伍的忠诚和效力；而为了获取这些资源和机会，党组织就不得不侵掠市场和社会，造成寻租和腐败，最终威胁到政权的合法性。
因此，新形势下的党建需要革命性的思维，而不能一味地怀旧、复旧。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