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性骚扰更严重，法律却不能有效保护女性
出了校园，社会上的性骚扰事件更加多，公共交通工具、公共场合等地方，对女性袭胸、摸大腿、掀裙子等行为屡见不鲜。这类事件要防治、管理起来更加困难。
“性骚扰”这一概念产生于上世纪中期的美国。它的定义在各国都不一样，大多数西方国家把它界定在有上下和强弱关系的环境中，比如上级对下级，教师对学生的骚扰。但在东亚，由于传统文化和现实状况等等原因，范围会宽泛得多。
在中国古代，性骚扰被称为“非礼”，1979年的《刑法》把它归在了“流氓罪”下面。但是1997年被分解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等罪名后，对女性在公共场合和其他隐蔽场合的骚扰言行反而没有了法律规范。
上世纪末“性骚扰”概念传入中国时，美国闹得沸沸扬扬的琼斯诉克林顿骚扰一案，成为中国人热烈讨论的话题。但据《中国妇女报》2000年的报道，当时在公众心目中，性骚扰是“大惊小怪、是某些女性的过敏反应、是不检点作风开放的女性自取其辱、缺乏幽默感”等等。
2001年，中国出现了第一起性骚扰案件，西安童女士起诉男性上司性骚扰，但最终因为证据不足被驳回。大众开始意识到，性骚扰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且是一个法律问题。
一直以来，社会上对性骚扰的受害者存在着一种偏见，认为“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被侵犯，你肯定有问题”。中国人普遍的文化心理是对受骚扰的女孩提出自我反省的要求。2012年，上海地铁二运的一条官方微博呼吁着装暴露女性自重，以防止性骚扰。根据中国新闻网的一项近10 万人参与的网上调查，超过80%的参与者认为性骚扰频发与女子穿着暴露有必然联系，仅有不到14%的参与者认为两者没有必然联系。
在这种观念认知下，大多数被性骚扰的女性只是怒目而视，“低调处理”或者“忍气吞声”。2013年，在华南师范大学的一项调查中，有30名女生遭受过性骚扰，但是当问及是否愿意为了改变现状公开说明自己遇到的性骚扰时，那30个女生全都拒绝了。在这个环境下，公开自己受性骚扰而带来的伤害，要比性骚扰本身带来的伤害大得多。
同时，中国的法律对于女性的保护还不够。尽管2005年已有了关于性骚扰的立法，但是并没有对“性骚扰”明确定义，也欠缺操作性。即便是有监控视频，也不会有专人凭借视频来甄别骚扰行为并付诸法律手段，监督往往依赖网友现场拍摄或部分乘客见义勇为。就算是一些受害者能够把骚扰者抓获，往往因为证据不足无法将其绳之以法。即使有了足够证据，对骚扰者的处罚力度也非常有限，大多只能行政拘留几天了事。
日本女性在“女性专属车厢”的站台前候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