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对性骚扰十分敏感，一旦被诉代价惨痛
2014年，在英国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人口最多的城市纽约获评女性乘公交最安全城市。除了归功于地铁中加装的摄像头，还在于美国法律对于女性的保护，让女性在面对骚扰、侵害时敢于站出来。
196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民权法案》，其中第七章把“性/性别”加入了保护范围。但一直美国的法院都认为这仅含性别意义，不含性能力和性行为等含义，否定了女性可以利用这法规提出性骚扰的诉讼，直到1976年后，性骚扰概念才作为性别歧视的一个法律概念被人们接受。
美国提倡对于被性骚扰者进行心理咨询，在美国大学之中，这种心理咨询是免费提供的。设立专门人员受理性骚扰受害者的心理咨询，解决相关矛盾，惩罚被控诉的员工和教员。
发展到今天，美国人对于性骚扰的意识已经十分敏感，就算是不小心碰到一个同性的屁股，也可能被指控性骚扰。美国的教授不喜欢学生单独去办公室里问问题，即使需要，也得事先预约，而且不管男女，教授总是要把门大敞开。
一旦起诉，将十分严重。据报道，美国加州一名外科医生助理安妮，2006年至2008年期间频繁地遭受到了医院同事的性骚扰。“经常会有人对我动手动脚，要不就是从背后摸我，要不就是随便揽我的腰，甚至还有人强行把我拉近他的大腿处，用下流的语言骚扰我。”她向医院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举报后，反遭到了辞退。2012年，法院最终决定判处医院赔偿安妮1.25亿美元，加上4270万美金作为安妮的失业补偿和精神损失费。作为对比，广州一名女白领受到主管骚扰长达数月，多次向公司投诉未果反被开除，2009年起诉后，获赔3000元。
受害者在受到骚扰和侵害时也敢于指控。哥伦比亚大学女生艾玛·苏尔霍维茨在校时遭到了同学的强暴，但是施暴者被裁定“无罪”，2015年行毕业礼时，她携带床垫上台领取证书，并拒绝与校长握手，以此抗议自己被强奸。今年5月份，耶鲁大学著名哲学教授涛慕思·博格被自己的学生洛佩兹控告性骚扰，洛佩兹早在2010年就指控博格对其性骚扰，并于2011年正式向耶鲁大学举报。不过2011年耶鲁大学内部判定洛佩兹对博格的“性骚扰指控”并不成立，洛佩兹转而求助于律所与媒体。五年来，她的指控一直没有停息。
2011年6月12日，在墨西哥城的改革大道上，数万名妇女举行反对暴力和性骚扰的集会和游行。
女性“骚”不是性骚扰借口，转变观念需整个社会努力
相比工作环境，学校等场所，在公共场合陌生人性骚扰现象更加地普遍。据学者研究，公共场合在中国是最容易发生性骚扰的地点，70%的女性受访者受到陌生异性的身体触摸和以性为内容的玩笑辱骂等不同形式的性骚扰。
有学者指出性骚扰的实质就是男性向女性显示自身对于公共空间的权力。城市中对女性的骚扰如此普遍，在于女性和其他群体，比如残疾人、少数民族等，都处在弱势地位。陌生人对女性的骚扰成为了一件无伤大雅的事情。
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男女的社会角色分别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男性往往是粗犷、主动和侵略性的，而女性则是温柔、被动、顺从的。在社会上很多人的意识中，女性必须恪守自己的性别规范，外出时收敛自己，压抑自己，这样才能获得保护。而一个女性被骚扰，往往被认为是自己不规范，是因为自己“发骚”。这也是很多女性遭到骚扰时却不敢对外界说出来的原因。
观念的扭转需要所有人的长期努力。男性不能把性骚扰当成一件大惊小怪、无伤大雅的事情。拥有话语权的明星、社会名人，应当勇于为女性代言，帮助女性站出来；至于女性应该怎样防范性骚扰，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说：
要防范性骚扰，必须先弄清楚性骚扰的类型，再巧妙应对。
公共场合的性骚扰一般会分为三类：偷鸡摸狗型、浑水摸鱼型和胆大妄为型，这三类的比例大致为70%~80%、不到20%、不到10%。对于前两种性骚扰，王大伟认为，用一声抓流氓或一个大嘴巴基本可以解决问题。而对于第三种类型，要斗智斗勇相结合，比如是在公车上，最好借机走到司机或者售票员边上，或者下车。女士还可以巧妙的利用自己的包来保护自己。首先是可以用包保护前胸、小腹等敏感部位；在发现有性骚扰的危险时，可以将胳膊抬起来，双臂置于胸前，建立起小的可防御空间。如果实在觉得不妙，可以利用身边的尖锐物品，比如高跟鞋、胸针，适当防卫。
对于喊叫的策略，王大伟总结为“四喊三慎喊”：男友在旁高声喊，三两女友高声喊，白天高峰高声喊，旁有军警高声喊；天黑人少慎高喊，孤独无助慎高喊，直觉危险慎高喊。在天黑人少的情况下，应快步向有灯光、人多的地方走，进入附近的商店、饭店等公共场所，然后再求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