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受曾子“三省吾身”影响，程朱理学家们发明了“功过格”，记录每天行为，做些善恶评判，写些自勉自励的话。再后来，僧道们把“功过格”推向民间，让善男信女每天给所言所行打分，督促他们不断修行。明朝袁了凡杂糅儒道释弄出的“了凡四训功过格”最为有名，他将人们的行为细化，拿出具体的评判标准，起到很好的成风化人作用。但其功过格不免功利化，当时一些儒者就批评说，这是和天地鬼神做生意，失去了向善的本心。
传统社会更强调动机，比如，作为儒者的蒲松龄曾说：“有心为善，虽善不赏。”《金刚经》里也说：“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著，是故说不受福德。”意思是，做善事自然有福报，为得福报而做善事是舍本逐末。从动机上批评“功过格”，是诛心，并没有说到点子上。“了凡四训功过格”关键的问题在于其评价标准不科学，评价主体有偏差。像“赞一人善，掩一人恶”，有些和稀泥味道。而评判这一切的，是当事人，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评价的社会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现在很少见到“功过格”了，但这种传统的形式，对于现代社会建设来说，不是不需要，而是很需要。比如乡村的政务公开，实际上就是基层干部的“功过格”。要让政务公开更好地发挥作用，也要借鉴传统“功过格”的得失。
近日，笔者走进乡村，见到很多村子的政务公开栏，时间跨度长，事情列得少，只从这上面很难看清村组干部做了什么。要让政务公开发挥更好的作用，起到督促干部、联系群众的作用，就要像“功过格”一样更加细化，还要避免它的非科学性，更要让群众成为评价的主体。（吕志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