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清波
８月初，中美两国元首在杭州西湖国宾馆举行了会谈。根据中方发布的成果清单，此次杭州习奥会共达成35项共识和成果，其中包括网络安全方面。双方均认为，中美在网络领域拥有共同利益和责任，同意继续加强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携手应对挑战。
可以说，在中美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网络安全是堪比与南中国海、台湾等问题一样突出的热点。这并不只是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网民人数最多的国家，更因为，从1987年互联网开始进入中国的时候起，美国就已经把它作为与中国博弈的重要战略杠杆。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当时曾非常兴奋地表示：“有了互联网，就有了对付中国的办法。”所以，在中国社会对互联网已然欲罢不能的当下，美国开始打“网络牌”，这是自然而必然的。
应该说，中国政府当年能够果断地引入互联网、并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大力推动其发展，这体现了坚持改革开放的勇气和决心，说明中国确实在致力于拥抱先进生产力、致力于改革转型、致力于民生发展。
但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互联网可能带来的风险并不是完全没有担忧。特别是2011年西亚北非剧变中，互联网在颠覆突尼斯、埃及等国政权中起到了巨大作用，更是给中国敲响了警钟。此外，在俄罗斯大选中美国试图利用网络诱导俄民众扭转普京选情、斯诺登事件暴露美国借助网络对全球实施大规模信息窃取和监听等，都时刻在警醒着中国，绝对不能对美国利用互联网“对付”中国掉以轻心。美国所谓“有了互联网，就有了对付中国的办法”，指的可能就是利用互联网对中国进行渗透和颠覆，在中国实现“颜色革命”。换言之，中国感受到的互联网危机，首先在政治领域。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互联网成为中国一系列重大舆论事件的策源地，其中固然有属于合理舆论监督的成分，但恶意炒作、以偏概全、扭曲造谣等现象也很突出，而且往往被刻意导向对中国社会制度文化的彻底否定。网上低俗有害信息屡禁不止，各种公然否定主流意识形态的言论时有出现。
比如，中国社会传统的英雄人物几乎全部都被质疑、抹黑，同时，对欧美社会领袖的颂扬却远远超过了他们本身应有的地位，出现了无限膜拜西方精英的“新网络造神运动”。所有这些，加剧了社会价值观的混乱，带来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因此，中国面对的互联网危机，也在文化领域。
2011年，美国《纽约时报》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联合研制的名为“震网”的电脑蠕虫病毒攻击了伊朗核设施，大大延迟了伊朗的核计划。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媒体持续渲染中国利用网络窃取军事机密、组建网络部队等话题，美国还煞有介事地对所谓中国某网络部队的五名军官提出诉讼。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有关美国自身把互联网军事化的信息也得到曝光。这又必将使中国感受到，危及自身安全和发展的互联网危机还可能来自军事领域。
然而，可以说，相比起在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警惕，在经济领域，中国对互联网发展的心态要热切得多，这表现在迫切希望利用互联网来推动经济创新和转型。比如，在“节能减排”、“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等一系列“减法经济”氛围下，中国从上到下却在大力倡导“互联网加”（Internet Plus）理念，也就是试图通过互联网来给中国经济各行各业做“加法”，来推动信息化发展和产业创新、发展转型。
作为一种革命式的传播技术和信息媒介，互联网毫无疑问可以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巨大便利和契机，“互联网加”有其积极性和必要性。然而，所谓“危机”，既是“危中有机”，也是“机中有危”，这中间的危险隐患也不容忽视。
比如，当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习惯网上支付，但利用网络进行的金融诈骗现象防不胜防，诸如e租宝、中晋系案件等打着“网络金融”旗号进行非法集资等问题，给民众带来严重财产损失。如果不能防患于未然，未来的金融紊乱诱发中国版的金融危机，也不是没有可能。
再比如，尽管中国互联网发展在许多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但网上购物却远远超过欧美。所谓电子商务在极大地方便了民众消费的同时，却也带来了实体店萎缩等隐患，使得中国经济呈现出某种程度的虚拟化。而且，这改变了中国社会物资的储备和供给方式。
不妨设想一下，倘若未来有一天，中国的互联网因某种情况而遭遇信息中断、紊乱等问题，那么，已经普遍“互联网加”的中国经济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因为物资储备和供给断链的问题，而给社会稳定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
再如，互联网还正在推动中国农业生产的革命式变化。阿里巴巴的农村电子商务计划雄心勃勃，各地政府部门也在大力推动电子商务进农村。互联网将从根本上摧毁中国农村和农业的许多传统结构，近代以来、甚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工业化浪潮冲击所未能达到的目标，可能会借助互联网而在人们缺乏准备的情况下实现。
这中间包含巨大机遇，却也必将带来巨大阵痛，那么，它会不会引起整个社会难以承受的痉挛？当互联网使得农业生产更加市场化，它会不会进一步重创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和诱发新的农业生产过剩危机？等等。
至于互联网导致中国年轻劳动力沉迷于网络，过度消费而改变中国人注重储蓄、理性消费的习惯，网上有害信息泛滥在导致民众对官方意识形态产生疏离感的同时，也使得许多年轻人价值观错位，缺乏职业道德，好逸恶劳，急功近利，从而使得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面临劳动力品质低劣的问题，这些都有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危机。
因此，如果说美国真的把互联网作为“对付中国的办法”，那么，这种办法更隐蔽却更主要的是在经济方面。中国可能遭遇的最大的互联网危机，也许是经济方面的危机。
应该说，中国对这方面的危机也已经有所警觉。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一次有关互联网安全的讲话中就强调：金融、能源、电力、通信、交通等领域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运行的神经中枢，是网络安全的重中之重，也是可能遭到重点攻击的目标。因此，中国将加快构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然而，未来的关键就在于，中国各级各部门落实领导人这一战略判断的具体力度有多大、措施方法是否有力有效，这并不是杞人忧天，而确实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命运。
但愿当年美国国务卿的“豪言”只是代表她个人的看法，美国不应该利用互联网“对付中国”，毕竟，密切而巨量的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损害中国经济也将重创美国自身。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中国经济感冒，也许全世界都要打喷嚏。所以，人们还是要给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以美好的祝福，期待中美能在网络管理方面真诚合作。
作者是中国时事评论人
台海关系学者和舆情研究工作者
作为一种革命式的传播技术和信息媒介，互联网毫无疑问可以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巨大便利和契机，“互联网加”有其积极性和必要性。然而，所谓“危机”，既是“危中有机”，也是“机中有危”，这中间的危险隐患也不容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