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楼房倒塌
2013年以来，位于温州西北部的中央涂村陷入拆迁僵持状态，民房垮塌事故让温州加快了拆迁改造城中村的步伐。10月14日，中央涂村A-3地块改造项目正式启动，按照计划，这个地区将于11月底拆除完毕。而据@鹿城发布10月15日的消息，截止14日，鹿城区共拆除了259户城中村旧房，面积达3.6万平方米。
中央涂村在温州地图上已经存在三十多年了。这片原先由永嘉县等地农民自建起的村落，在80年代后成为了大量外来务工者居住的地方，一直延续至今。它见证了温州制造业黄金时代的繁盛。很长时间里，狭窄的走道里挤满上下班的工人，成了本地人和打工者们最深刻的记忆。
2008年金融危机后，温州制造业的衰颓影响到了这个相伴相生的城中村；城市的大肆扩张又在侵蚀打工者的生存空间，他们只能去往更远的地方。热闹了三十多年的村子没落了，变得冷清，萧条，岌岌可危。某种意义上，这座城中村的命运就是温州制造业三十年由盛转衰的历史缩影。
倒塌
在居民怨声载道三天后，中央涂村终于恢复了自来水供应，被铁锈染成血红色的水流从水龙头里涌出，一遍一遍浸染着本就潮湿肮脏的路面。陆陆续续有人搬走，操着天南地北的乡音，拎着红色水桶，背着编织袋，或是行李堆在三轮车上，慢慢走向附近的城中村。
马召学已经住了三天宾馆了，一天178元的价格让他觉得有些接受不了。10月10日四栋民宅倒塌时，他拨打了110，119，120和温州电视台的电话，作为事故的目击者，他还上了当天的温州电视新闻。因为住所就在倒塌民房的隔壁，他被拦在了警戒线外，除了手机和钱包，什么都没带出来。
温州鹿城区官方发布了初步调查结果，系农民自建房年代久、质量差，地质基础不牢，发生突然倒塌。居民大多把原因归结于无序拆迁和事发地十几米外的高楼工程。
在如今的中央涂村，随处可见拆除一半的房屋，或是被拆掉了门窗，或是扒掉了一半，露出原本在室内的墙体。租户们说，有些房东签了协议搬出去，发现房子一直未被拆，便又租了出去，赚点钱。事发的四栋房屋中，就有房子已经被拆掉了墙和门窗，仅靠几根木头支撑。
32层的高楼就在这四栋楼十几米外拔地而起。附近多位住户称，每当对面高楼打地基时，房屋总会感觉到晃动，“只要周围有货车经过，五层楼上都能感觉房子抖动，风扇也会摇晃。”前段时间来了台风，中央涂村的房屋都受到了浸泡。
据《温州日报》报道，事故发生后，温州市全面开展“大拆大整专项行动”，“大力度推进危旧房、违法建筑、城中村改造，大力度推进流动人口管理、居住出租房整治、低小散企业整治提升以及旧市场搬迁改造、城乡乱象治理，从根本上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其中，事发所在地鹿城区腾空了城中村旧房169户，拆除城中村旧房272户，面积达4.77万平方米。这篇文章并没有说明被迫搬离危房的“流动人口”将会被安置在何处。
事发突然，中央涂村很多租户开始在周围村子寻找下一个容身之地，房源变得紧张。11日下午，三四个安徽籍的年轻人在事故现场不远处聊天，因为工厂效益不好，不得不无所事事起来。他们在担心房子的事情，在对周围村子房租行情一番议论后，转而开始自嘲：“还能搬到哪儿去？都是这样破破烂烂的房子。”
中央涂村
中央涂村原是一片滩涂地，毗邻瓯江，位于温州西北部，属于永嘉县管辖。三十多年前，永嘉、瓯海等地的农民在这里建起了房子。
那是中国人刚刚开始掘金的年代，政府在“摸着石头过河”，经济政策时常转变。1982年，随着国务院两次下发文件进行经济领域整肃运动，重点打击“投机倒把”等，温州当时著名的8位民营企业家因此一夜之间身陷囹圄，或亡命天涯，后来的媒体报道中，将之称为“八大王事件”。短短2年之后，温州商人再次嗅到了自由空气，“八大王”平反，黄金时代到来。从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脱离的中国人，循着金钱的气味，从各地涌向东南沿海。那时，中央涂村已经基本建造成型了。
70多岁的高立经历过那个遍地黄金的时代。1986年，这个精明的温州人办了一家服装厂，店面不大，二十多个工人，每月工资40、50元，钱却相当好赚：“那个时候工人不用招，写个广告，他们就过来了。”为了方便运货，1992年后，他花了17万在法院拍下了中央涂村的一栋四层楼房。
大大小小的工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因为靠近工厂，本地居民开始把房子租给那些远道而来的淘金者，他们渐渐占据这座村庄，彻底改变了中央涂村的人口结构。
1999年，高立停办了服装厂，把房子出租给打工者。在后来的十多年里，他的身份从工厂老板变成房东，最终变成尴尬的“钉子户”。
打工者
温州是一座充满金钱气味的城市，它呼唤着野心家，吃苦耐劳者，和那些无法在家乡寻到更好出路的年轻人，他们成了这台经济机器轰鸣向前的燃油。
马召学是在1998年来到温州的，当时他还不满18岁。老板原本在广东开鞋厂，听说温州鞋业好赚钱，便给厂里二十多个工人买了车票，跟工厂一起搬到了温州。没多长时间，鞋厂倒了，马召学没了工作，流落街头。最穷的一个月里，他睡过大街，三天内只吃过两根油条。
马召学35岁，个子不高，却极容易让人留下印象，不仅仅因为他穿了一条鲜艳的黄色裤子。在温州生活了18年，他的普通话依旧顽固地带着四川口音，当他说起生意失败和未来期冀时，你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野心勃勃。
2000年，马召学搬进了中央涂村。在很多住户的记忆中，十多年前是中央涂村最热闹的时候。上下班时间，狭窄的道路上挤满了附近工厂里的工人，肩膀挨着肩膀，前胸贴着别人的后背，平时几分钟的路程需要挪动十几分钟，稍不注意，兜里的钱包和手机就会被混在人群里的小偷顺走，“说人山人海一点都不夸张。”
那时的中央涂村狭窄，肮脏，电线如蛇一般从昏暗的巷道里穿行，在连接处织成一张密密的网。裹挟着垃圾、厕所、老旧房屋气味的空气在狭小的走道里发酵，充斥着村子的每一寸空间。一层楼房能被隔成4、5间，一块三合板就是墙，不到十平米的房里，摆张床，摆张桌子，就是一家人吃喝拉撒的地方，过道太过狭窄，两个人需要侧着身，才能同时通过。幼儿夜啼，夫妻吵架，甚至是聊天，隔壁都能听得一清二楚。临街的一楼几乎都是店铺，卖日用品，蔬菜，烟酒。小餐馆生意火爆，有些店还会开到凌晨两三点。
灰暗地带的秩序在这里诞生。几乎每天都有人打架，脾气火爆的年轻人我不服你，你不服我，叫上些老乡，就能分出高下。马召学说，自己也曾因为打伤人进过局子。一位来自河南的菜摊老板还曾被收过保护费，混混要500元，他说自己没那么多钱，给了300，后来收保护费的人再也没来过了。
小偷小摸更是司空见惯，停在门前的自行车不上锁，十分钟之后就会不见踪影；有人放在屋里的电脑、金首饰一夜之间悉数被偷走，损失近两万，“后来他再也不来温州了，简直是伤心地”。在马召学的记忆中，村里最恶性的事件莫过于有个女人出轨，丈夫一怒之下把她杀了。
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之前，这座城市是赫赫有名的“制造业之都”，集聚着鞋业、服装、打火机等各类轻工产业。据温州统计局数据，当时温州全市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工业企业7484家，拥有165个中国驰名商标，38个中国名牌产品，获得35个国家级生产基地称号，19家企业集团跻身中国企业集团竞争力500强。数百万人背起行囊，从内陆县城、农村涌向这片淘金地。
钱，来到这里的人们几乎只有这一个话题，商人们讨论哪儿有商机，工人们在互相比较哪个厂工资更高。没有人在这里享乐，没有人会放弃赚钱的机会，哪怕只有一丝一毫。工厂一直延续着压榨低端劳动力的运作模式，工人们从早晨7、8点工作到晚上9点，有时单子多了，工作到12点都是极为平常的。一周工作七天，周末与工作日的区别仅仅是晚上“不加班”。每个月只有一天休息时间，大多数工厂都定在1号，那天，连续劳动一个月的人们可以睡个懒觉，做点好菜，打扫卫生，再在附近街市逛逛。
所有人都会留下来加班，计件工资模式促使他们用时间换取更多的金钱。在2010年一篇名为《服装制造业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的调查研究》中，作者对温州市296位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69.1%的工人每天工作时长在10小时以上；两百多名被调查对象中，48.6%的人每个月只能休息一天，40.8%的人能休息2-4天。工人之间还有猝死的传闻——2007年，一位38岁皮鞋厂工人在连续工作21小时后，死在了出租屋的床上，被工友发现时，两台电扇还在床头不停地吹。
累，枯燥，没有娱乐，然而一切都会变为每月月底攥在手里那叠厚厚的现金，让他们心甘情愿。于是一切脏乱差都可以忍受，中央涂村那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室，就是他们温州打拼生涯里暂时栖身的家。
吞噬
但中央涂村注定是要被城市吞噬的。
按照村民的说法，2007年，中央涂村的地皮被被当地街道政府转卖给工投公司，土地性质从集体土地变为了国有土地。那年起，滨江的公路开始修建，但村里的拆迁一直没有动静，直到2013年，中央涂村被纳入鹿城区重大建设项目计划中。这片区域被分为三块，中央涂A-1、A-2地块均属于滨江广场二期项目。在四间民房倒塌事故后5天，A-3地块改造项目也正式启动。据《温州商报》报道，这次项目涉及征迁户约100户，旧房面积约2.5万平方米，按照计划，A-3地块将于10月底做好腾空准备，并于11月底进场拆除完毕。
高立拒绝接受拆迁条件，这个三十多年前的服装厂老板成了村里上百家“钉子户”之一。他仍旧住在污水横流的中央涂村，并对24年前法院拍卖的手续和效力充满信心。他曾在2013年和2014年去北京上访两次，都被抓了回来。10号的事情发生后，三家租户从他的房子里搬了出去。
2013年，中央涂村被纳入了旧城改造项目中。人们时常会看到拆迁队进入村里，拿着大锤砸墙，或是破坏门窗。出事的四栋房子里，就有房子被拆掉了门窗。那位在事发民宅开蔬菜店的老板称，墙上有很多窟窿，他们搭了个棚子，才能继续做生意。
中央涂村渐渐冷清下来，再也无法恢复昔日“人山人海”的模样。还未被拆除的西面保留着狭窄昏暗的原样，已有大片房子被拆的东面，像个废弃的鬼城，只有在残垣断壁旁的破楼里悬挂的红色内裤，还表明这里有人居住。一些人搬到了马路对面的城中村里，那里暂时还没有被列入拆迁项目工程中；另一些人只能搬去更为偏远的山区；还有一些人干脆回了老家。
32层的高楼在中央涂村旁拔地而起，睥睨着这座曾为数万名外来打工者提供庇护的城中村。一些村民将民房坍塌归因于高楼项目，每当高楼打地桩时，周围住户都会感到房屋震动。高楼与坍塌的民宅距离不过十几米。一位本地住户称，有时卡车从二者之间经过，他都能看见立式风扇在抖动。
所有人都察觉到了悄然而来的萧条，然而这种萧条并不局限于中央涂村。一位湖北的工人说，他在厂里的工作是给流水线工人发原材料，收集成品，然而2015年，他却闲了整整一年：“我一闲就代表厂里生意不好。去年我每天就是捧杯茶玩手机。”他说，去年每天都有人回家，因为厂里效益不好，就给工人放假了。“很多工厂有单就招人，做两三个月，就把他们放走。
2008年经济刺激计划出台后，温州的银行为了完成放贷任务，甚至上门“送钱”。温州商人李克曾对《新京报》说，那时家里每天都有银行的人上门推销贷款，碍于面子，再加上盲目投资的冲动，他从银行贷款3000万，投资了房地产和太阳能，结果全部赔了进去。2011年，温州房价走向拐点，迎来了接连40个月的大跌。投入房地产的贷款无法收回，引起了资本链条的连锁反应，企业倒闭，老板跑路，在温州已经不再是新闻了。
在媒体的描述中，2011年是温州最艰难的时刻，这源自于大洋彼岸席卷而来的金融危机、房价泡沫破灭和民间融资崩盘的危机，造成当年温州市规模以上企业数量从8096家变成3998家，几乎倒闭了一半。2015年1月15日，温州最大建筑企业、曾位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温州中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4216万元的底价拍卖所有股份。三个月后，知名企业庄吉服装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这种衰退甚至波及到了温州的辣椒销量。据《温州都市报》2015年12月31日报道：“当年温州辣椒成交量较2014年减少了370万公斤，相当于每天减少1万公斤。”“2015年全年，辣椒销量仅1473万公斤，平均每天成交量40万公斤，而2014年平均每天成交量49万公斤。”温州市菜篮子农副市场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称，辣椒销量减少与这两年温州外来打工者数量下降有很大关系：“来自云南、贵州等地的新温州人是吃辣的’主力军’，他们中的不少人返乡创业后，辣椒自然也就没那么畅销。”
一些在中央涂村租了十多年的外地人，把逼仄的出租屋称为“家”，他们却很难留在这个城市。高昂的房价让很多打工者望而却步，他们只能继续蜗居在未被拆迁覆盖的城中村里，重复着家—工厂—流水线的日子。虽然在温州生活了十多年，马召学仍然觉得自己是个外地人，就连那些在温州办厂买房的朋友，也有类似的感觉。“新温州人”，他提起了这个词，随后发出一声短促的嘲笑。
10月10日凌晨3时10分，马召学出门买烟，刚走到拐角处，一声巨响中，四栋房子塌成平地，漫天灰尘扑向了他的脸，路旁的摩托车上迅速落上了半指深的灰。菜摊老板被震动和叫声惊醒，奔向了中央涂大街159号，店铺和蔬菜都被埋在废墟之下，什么都没了。（应采访对象要求，高立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