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一场抗击肆虐一时的非典的战役暂停之后，北京大学法律系硕士——童增撰写了一本名为《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思录》的书，在书中，他向全体中国人发出这样一个警示：非典可能是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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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舆论哗然。大部分专家对此表示：“这样的怀疑是非常不好的，必须要有科学的基础才行。”而更多的社会学家则把童增以及类似言论，看作无稽之谈。
非典是专门针对华人的基因武器？
10月11日下午，周末报记者拨通了童增的电话。对方的声音显得有点疲惫：“今天下午接了好几个媒体的电话，都是关于这本书的，刚才还跟一个美联社的记者聊过。到现在，我已是口干舌燥了。
“1998年，我参加过一个‘中国西部老人长寿监测服务’的国际合作项目，发现美国、德国等一些机构偷偷地在中国采集老人的血样，从事基因研究。”
亲眼看见血样采集的童增，重述当时的情景时，仍然十分气愤：“美国人给中国老人采样时，一张滤纸，上面有5个圈，每个圈有1分钱硬币那么大，每个老人的血要将这样5个圈滴满才行，因此每个人至少滴11滴血。采样的要求十分严格，例如第一滴血不能要、不用碘酒等等。
“那些老人都已85岁以上高龄，最大的100多岁，已经瘦骨嶙峋。”说到这里，童增有些动情，“我的祖父穿的衣服很多，看起来很重，但我背着他，却感到很轻很瘦。那些受采血老人就是这样。当时，从保护老人权益方面出发，我提出反对意见。”
也就是从那时起，童增开始关注人类基因问题，他请教了许多遗传学专家、查阅了大量基因资料。“中国的基因流失让我感到中华民族受到的潜在威胁。这是把双刃剑，通过它控制人种是件可怕的事情”。
2003年春季，横行中国的非典型肺炎让童增切实感受到基因病毒的巨大杀伤力。
“4月27日，我从北京赶回重庆。北京的街道上冷冷清清的，到了首都机场，却看到人山人海，都是回家的人，个个戴着厚厚的口罩。我的口罩不小心掉在地上，怕染上非典，就没戴，人群中只有我一个人没戴口罩。”
回到重庆参加公司的董事会时，童增的同事都不肯与他坐在一起。童增伸手过去握手，大家都缩了回去。午饭时，同事们也对他采取回避的态度，“于是，我找了一间房子，把自己隔离起来”。
隔离期间，重庆发现了3例确诊非典病人。这段封闭的日子里，童增头脑中对于非典疫情报告产生了疑问：为什么每天发布的死亡率中，中国大陆、台湾省和新加坡最高，而美国虽然也发现疫情，但数量很快从200多例降至75例？
“为什么别的国家很少得或不得SARS呢？仅仅是因为卫生饮食习惯吗？”童增说，“为什么SARS仿佛只针对华人呢？”
“在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时候，我的一个在加拿大的朋友告诉我，当地的新闻第一条是SARS，第二条才是伊拉克战争。可见非典对全球的影响。”
在《最后一道防线》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从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看，截至2003年7月11日，全球非典累计确诊病人为8437人，而非典累积病人集中在中国内地以及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加上华人比较集中的新加坡，合计7960例，再加上加拿大华人非典确诊病人，共占全球非典确诊病例的96％以上。世界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余地区，合计不足400例。全球非典累积死亡人数为813人，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新加坡为762人，如果再加上加拿大华人死亡病例，也占全球非典死亡率的96％以上。
华人的死亡率高达96％！
结合自己5年来对基因问题的关注，童增认为怀疑非典是专门针对华人的基因武器，以上事实、数据就是最充分的理由。
5月18日，童增返京，随即着手准备《最后一道防线》的构思与写作。
“写作的资料来自两部分：一方面是1998年参加老年人采血计划期间获得的资料数据；另一方面是学术著作，涉及生物学、基因武器、国际政治、历史、遗传学等等，时间跨度从19世纪到2003年。
“从目前来看，我国的专家一直都从动物身上找SARS病毒的来源，我出这本书的目的只是提供一个警示。我们的科学家除了从动物身上找原因外，还可以从人种、基因等角度拓宽领域，从中国人对非典的易感性和致命性研究这个问题，对症下药。”
中国人的基因在大量流失
在采访过程中，童增的话语间经常流露出一种忧患意识，身边的手机也总是响个不停。童增总在短时间内礼貌地回电，随后继续与记者严谨地谈论“基因武器”问题。
中国的基因流失的事并非空穴来风。
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陆续有许多美中合作的人体实验项目在中国内地展开，常见的手段是美国的研究机构出钱，通过中国留学生回国做项目，在中国人中进行人体试验，然后把试验获得的血清或DNA样本送回美国本土进行研究。
90年代初期，美国在北京、河北等地获取了中国百岁以上老人的血样带回美国进行研究。1995年，美国一个机构在中国北京、成都和杭州3个城市一共采集了300个老人的血样，然后送到美国。美国某机构大为惊喜，随后，由美国联邦政府出资，通过美国健康研究院进行资助，由美国杜克大学具体实施，策划在1998年至2003年期间，在中国22个省市进行1万个中国高龄老人的血样采集，进行中国老人的遗传基因研究。
这就是激发童增关注基因问题的那次活动。为了这次活动，美方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
也是在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广东的深圳、东莞等地，有一些日本人办的企业，日方老板要求中国打工者定期进行体检，进行抽血。但打工者不是到当地的医院去抽血进行体检，而是在工厂里抽血。每年要抽几次血体检，最后也不告诉你究竟有什么问题，日本工厂让中国打工者在自己厂里一年抽几次血究竟干什么？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答案。
20世纪，中国出土了大量中国古人骨。1998年以前，由于中国对古人骨的基因研究还未开始，美国一些机构通过各种渠道，采取资助合作方式，将一些中国出土的古人骨运往美国的一些实验室进行DNA提取、扩增、测序、对比研究，以此来研究中国古人类基因与现代人基因的一致性和差异性。
1996年，美国健康研究院在中国进行了一项“中国人气管感应与肺功能的遗传因素”项目。根据研究要求，美方选择了安徽省安庆地区做采样研究，项目期限是1997年7月10日到2002年6月30日，美方利用中国在农村地区建立的三级医疗体系来提取血样。《最后一道防线》书中提到，美方有超量提取血样的现象。最终，仅哮喘病一项调查，美方拿到的DNA样本就有1．64万份。其中仅在安徽的肺炎和哮喘病样本的筛选就“涉及600万人”。
上述所有研究项目“覆盖面达到2亿中国人”。可以说，中国人的几千年的生命信息在美国的各大实验室里暴露无遗。
最近，《瞭望》周刊记者对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派人到中国安徽农村大量采集血样进行基因研究一事进行了调查。
有学者提出质疑：当年由哈佛副教授徐希平负责操作的这个项目显然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徐称被采集血样的安徽农民都在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名，但被抽血的农民根本没见过知情同意书的文本；徐称他们的工作是经安庆市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后进行的，事实上，安庆市过去和现在从未有过这个机构。
童增说：“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研究冠状病毒，有近10个实验室从事此项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是研究时间最长的国家。在非典期间，美国不予中国任何支持，用的药物也不公开，这与美国倡导的人道主义分明相悖。”
中国的基因流失是否存在隐患？流失的基因是否已对中国人的健康构成威胁？
道义与科学的交锋
据世界权威人士推测，21世纪是生物工程大发展的世纪，但这种生物技术的飞跃却使人喜忧参半。
英国医学协会日前发布的《生物工程技术————生物武器》专题报告预测，基因武器的问世将不会晚于2010年。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研究所的李德新教授在接受周末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基因资源的流失会造成中国相关科研的落后。中国人的基本基因特征在任何一个有华人的国家都可以采集到，然而对于一些中国特有疾病，例如一些家族疾病，相关的基因样本就不应随意外流。如果大量流失，势必造成中国基因成果被窃取或是研究上的落后。”
童增的书中关于基因流失的担忧不无道理，但基因武器之说是否有据？
就能否制造出针对不同人种的基因病毒问题，南京大学教授秦浚川对周末报记者说：“目前已有针对个人的个性化治疗方案，从理论上说，研制针对不同人种的病毒是可能的。”但随后，他又否定了这一说法的现实可操作性，“一是现在没有达到这种技术水平，二是科学家的良知也不允许这么做。科学家的主流都是善良的、友好的。”
由于基因武器可以根据人类的基因特征选择某一种族群体作为杀伤对象，因此，科学家们称这种“只对敌方具有残酷杀伤力，而对己方毫无影响”的新型生物武器为“种族武器”。按照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的报告，由多国联手开展的人类基因组计划，预计于2003年完成，一旦完成，将可排列出组成人类染色体的30亿个碱基对的DNA序列，揭开生命与疾病之谜。不同种群的DNA被排列出来，就可以生产出针对不同人类种群的基因武器。
天津一抗癌生物导弹研究组组长王胜军向周末报记者表示：“我可以从技术上支援童增。2001年，安徽哮喘病采样事件中，中方曾表示美方必须将血样留下，资料可以带走。他们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单凭资料完全可以制造出基因序列。这是中国专家在‘把关’上的失职。”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晓虹就此事接受周末报记者采访时说：“首先，我们应该加强对国际研究的审批和管理，把握好一个度，明确研究的目的和对中国的益处；另外，还要加强与国外学者的资源共享和学术上的交流，增强中国学者的参与性和共享性。”
研究法律出身的童增在采访结束前对周末报记者说：“如果我的猜测能被证实，那么按国际法规定，中国理应向美国要求赔偿，美国的立国之本——人权将成为一派胡言。”
10月11日，国家卫生部也下文，要求对遗传资源加强监管：涉及人类遗传资源的人体物质出境，须按照《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到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办理准出境证明。
童增，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后攻读北京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曾长期从事研究工作。现为北京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同时兼任两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上世纪90年代初，他提出“国际法上的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引发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
因工作关系，童增1998年参加了一个“中国西部老人长寿监测服务”的国际合作项目。他后来发现，美国、德国等一些机构偷偷地在中国采集老人的血样，从事基因研究。童增当时感到中国人遗传基因这样流失出去可能会对我国的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于是，他站出来力阻此事的进行，当时，国内有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10月份刚刚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思录》一书，作者童增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非典可能是针对中国人的一个基因武器！
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框架里，计划为21世纪打基因战做积极准备，确定将大量收集华人的遗传基因ＤＮＡ，然后进行中国人种的基因研究，研制基因武器。从1992年开始，他们通过民间渠道在中国20多个省市，采集了中国人大量的血样，提取中国人ＤＮＡ。
合作人体试验 大量中国人ＤＮＡ送到美国实验室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陆续有很多中美合作的人体试验项目在中国内地展开，常见的手段是美国的研究机构出钱，通过中国留学生回国做项目，在中国人中间进行人体试验，把试验获得的血清或者ＤＮＡ样本送回美国本土进行研究。众所周知，血液是人体供氧和排毒的途径，通过血液可以了解人体对各种疾病的抵抗力缺陷，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的情况。通过抽血与基因试验可以针对中国人种的特点来制造相应的基因武器。只要找到基因密码的突破口，既可以用来防病，同时也可以用来害人。
中国知名女记者熊蕾经过长时间的调查，发现美国在中国进行关于人体试验的人数，动辄上万人。这样做分组量大，可以偷偷做协议之外的试验。特别是某些研究专门采集了5000份孪生子血样，由于孪生子基因缺陷特点更明显，易感性更强，因而更容易找出规律。关于抽血的量，正常人做体检和疾病化验只要2毫升就足够了，某些研究机构从每个受试者身上抽取超过正常标准3—6倍的量，这是为了在已授权的研究项目之外，另外研究其他未申报的项目。
关于人体试验的项目，申报的项目明显少于实际研究的项目。就公布的研究项目来看，其中有些是慢性病研究，如高血压、糖尿病等，但是其中有些项目，如“精神分裂症、痴呆以及染上毒瘾”的研究有极强的针对性，最适合做基因武器研究，一旦这方面取得突破，可以长期隐蔽使用，最终的结果是造成人种退化。
关于人体试验的地域，虽然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不断融合，但是中华民族是在黄河、长江流域发源的，每个中国人身上都带有中华民族共同的基因。他们选择安徽安庆地区的农村作为采集点，是因为类似地区人口流动性小，血缘关系相对稳定，服用药物较少。从村民的家谱推断，当地人在本地有千余年的定居历史，所以美方研究机构认为他们的基因没有被“污染”，可以更方便地查出中国人的基因特征，是非常理想的破解东方人群基因密码的试验场。
目前类似的中美合作人体试验项目还有很多，不仅局限于安庆地区，有些至今仍在进行中。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还在北京、河北等地获取了中国百岁以上老人的血样，带回美国研究。而专门研究汉族与藏族的基因差异性项目，不仅获取了汉族、藏族的基因，而且发现了东亚人种同西方人种的不同之处。
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广东的深圳、东莞等地不少日本人办的企业里，日方老板要求中国打工者定期体检，进行抽血。但打工者不是到当地的医院去抽血，进行体检，而是就在工厂里抽血。每年要抽几次血“体检”，最后也不告诉你究竟得了什么病，而日本工厂对中国打工者在自己厂里一年抽几次血究竟干什么？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答案。
以各种调查为名 大量收集中国实地情报
20世纪90年代，美国以情报部门为幕后操纵者，由其他机构出面，以各种调查为名，对中国进行实地的情报收集。从1998年开始，美国在中国的北京、天津、广东等22个省、直辖市从事了实地的情报收集，涉及全中国571个区、县。实地情报收集内容包括：（1）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经度和纬度，各个地方的总面积，地形地貌，气温，年平均无霜期，年平均降雨量，最近一年的森林覆盖面积，主要土壤类型，土壤中微量元素含量，本地的主要农作物；（2）人口：人口规模及年龄结构，平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城镇人口比例，受教育程度分布；（3）社会经济指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近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构成，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城镇人均年收入，每万人平均拥有的医务人员数与医院床位数，该县（市或区）每月对每位老人的补助；（4）环境质量：该地区及相邻地区是否有较大的重工业工厂和化工厂，最近一年该地区的污染状况，该地区自然保护区的面积，20世纪（1900年以来）该地区遇到过多少次严重自然灾害或战乱，列举本地区灾害种类（地震、干旱、洪灾、蝗虫、瘟疫、战乱、其他）与发生年份。
上述调查非常详细，而且每年一次，一共进行了长达5年的动态调查，这类实地的情报收集与美国的卫星图像以及中国周边的情报监测形成了互补，从多角度掌握中国各个方面准确的信息情报，这些准确的自然环境及经济情报在战争爆发时，能为一个分析战争状况的地理信息系统提供充分的数据，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生化武器和基因武器的投放，就与气候、水土状况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人在一个地方生活时间长了，当地的水土空气和另一地并不一样，人身体吸收的成分水平也不一样，如果在一种基因武器的碱基对中“嵌”入人种、水成分序列识别码，就可以达到识别目的。
这次“非典”病毒为何在中国北京和广东特别厉害，这是因为两地当时的气温适宜“非典”的扩散和传播。美国某机构在中国实地调查时，有一项是针对中国各地的气温，准确掌握了近5年以来北京和广东地区1月和7月的每年平均气温和最低最高的极端气温。
广东地区外地打工的人很多，这些人多数是民工。在广东生活的人当中有一部分人追求时尚，穿着单薄，保持体形，还有来自北方的人觉得广东较暖和，而在穿着上比南方人还要单薄。在初春患感冒病就有了很大的可能性，因此“非典”乘虚而入。北京恰恰在3月份，这是多变的季节，时暖时寒。2003年3月15日的集中供暖就停止了，使得集中供暖的室内温度连续下降，由供暖时的20℃—25℃降至10℃—15℃，降幅达6℃至7℃甚至10℃。今年3、4月份北京地区比前几年同期要冷，供暖却因为煤改气而更热，以至于居民房内达到25℃甚至28℃的高温，这样很多房间供暖停暖造成的温差比前几年要大。随着室外温度的增加，人们的衣着在室外合适，而对一部分人来说在室内就会感觉到冷，而这些人在室内却不增加衣服，特别是晚上睡觉没有增加被褥，这些人的抵抗力就会慢慢下降，感冒的人无形增多，这时的气温助长了“非典”的传播和扩散。但到了6月，北京的气温升高，对于“非典”的控制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因此，空气的最高温度、气温日较差和相对湿度等气象要素与“非典”病毒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另外在中国没有出现“非典”的几个省区，贵州、云南、海南、西藏、青海等，正好是美国某些机构在20世纪90年代没有进行血样采集和环境调查的地方，而且这些地区中国的少数民族较多，从遗传基因角度来看，中国少数民族的基因与汉族的基因具有一定的遗传差异难道这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吗？信报记者胡劲华整理自《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童增著
媒体报道 《南方周末》：非典“基因武器说”追踪
童增（《最后一道防线》作者）：书稿的理论支持，主要来源于报刊、文献以及1998年参加老年人采血计划期间获得的资料数据，没有请教过基因以及遗传学专家，因为他们不可能跟我谈这些问题。在非典来源没有真正找到以前，我只是给大家提供一种思路，不是说非得要搞科学研究。
方舟子：作者童增作为法律系毕业生，没有必要的遗传学知识，就敢发惊人之语，要为解开非典之谜提供“一个全新的思路”，无知无畏，莫过于此。
孙中生（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从事生物钟基因研究）：这样的怀疑是非常不好的，必须要有科学的基础才行。目前科学家刚完成白人基因测序，人类最基本的基因变化规律都搞不清楚，当前不可能研制出针对不同人种基因差异的武器。我觉得，到这一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侯云德（病毒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没有任何证据说明ＳＡＲＳ是人造的。现在ＳＡＲＳ病毒的基因测序也出来了，如果是人工合成的，肯定会留下拼接的痕迹。
社会学家：一旦面对灾难或者社会问题，一些人总不是从自身找原因，我们不够完善的医疗卫生体系，我们不良的卫生习惯等等，都是ＳＡＲＳ蔓延最关键的因素。逃避寻找自身问题，对一个民族心态健康发展并不有利，我们还需要更多自省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