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叔祥（1750—1806），字业瑞，号菊圃，清朝乾、嘉年间邓州人。宦迹遍及闽、台等地，勤政爱民，政声卓著，曾任台湾地区最高行政长官——嘉庆年间台湾第4任知府。在今天的邓州市桑庄镇尹集村还有高氏祖茔——“进士陵园”，为邓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家族显贵 百年四代五进士
高叔祥，乾隆十五年（1750）九月十三日，出生于邓州市桑庄镇尹集村。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考中进士。历任广东海澄、福建龙溪和诏安县令，厦门同治、漳州知州、建宁知府、台湾知府等职。
其父高名世（字际五，号思庵），清乾隆三十六年（1697）丁丑科进士，曾任安徽省祁门县令。
高叔祥育有六子，次子高殿举为举人，曾任江西永丰令。道光十八年（1833），高殿举儿子高振宛、高振洛中同榜进士。高振宛曾任山西潞安府知府，高振洛曾任云南广南府知府。高振宛儿子高寅生，中光绪二年（1876)进士，授兵部主政改户部员外郎。高氏家族“一门五进士”的美誉即来自于此。
据文史专家许满贵先生考证，历史上的南阳共考中进士100名，其中邓州66名。自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至光绪二年（1876），高氏家族一门五进士、七举人，尹集村被誉为“百年四代进士村”。据民国《重修邓县志?文征篇》记载，清同治十一年（1873）四月十七日，同治皇帝一日下发四道圣旨（诰命），赐封高氏家族男、女爵位俸禄计十五人，褒奖高氏家族的突出贡献。
高氏家族一枝独秀，承蒙朝廷恩崇，备极殊荣，在邓州史无前例。可以说，高氏家族独特的文化景观，也为厚重邓州的文化积淀，培植了深厚的沃土。
任职福建 攀辕泣留父老心
高叔祥家学渊源，自幼寒窗苦读，博览群书，少年英气，才华横溢，三十而立考中举人，34岁中得进士。嘉庆六年（1795）初任广东海澄县令，不久赴福建候补职缺，曾任龙溪县锦江书院讲席（师长的尊称），还常去请教于福建漳浦籍清初名相、《四库全书》总编纂人之一蔡新（号葛山）门下。
四年后去福建诏安任职，政绩卓著，人民称扬。诏安地处福建南端，与广东接壤，地处海湾，历来为陆海商贾要津。海寇出没无常，民众逞勇斗狠，“兵刃填途，豺狼塞道”，“富者不得安其食，弱者不敢出其谋”，社会风气败坏，官员们视诏安做官为“畏途”。
但高叔祥“下车伊始”，即对内警示家人仆从，遵纪守法严于律己，对外新颁法规律令，整饬社会民生秩序；同时，严惩地方官吏贪腐受贿，严加缉捕不法分子。其秉持“冰清玉洁，雷厉风行”之作风，“除弊兴利”，“莅任才三月耳，而风移俗易，颂声载道”，“盗弭会息，斗风亦止”。在审判案件中，他果断严明、宽严互济。到任仅几个月，就处理完结数十件人命诉讼，擒获犯人百余人，“政平讼理”，“道路四通，百姓亲睦”。同时，他积极恢复科举制度，选拔优秀人才，社风民风焕然一新，生产生活井然有序。
不久，高叔祥补授武平县令。行将卸任，诏安“百姓不谋而集者数千人”，“焚香吁天，攀辕泣留”（拉住车辕洒泪挽留）高叔祥。百姓联名向省巡抚请求调回高叔祥，省抚大吏体察民意，便以“人地相宜”缘由，奏请皇帝同意高叔祥与新任诏安令对调。回诏安“莅任之日，百姓欢忻鼓舞，真如湖舫、苏堤，喜说端明再至矣”。
嘉庆八年（1803），高叔祥因擒获九名日本海洋巨寇，再建奇功，擢升知州，拟任厦门同知（知府的副职）。诏安百姓肩挑手提稻米、地瓜干、竹笋等地方特产作为礼物相送，他一一谢绝。百姓又请画师绘《攀辕图》相赠，并唱《攀辕歌》为高叔祥送行，歌颂他任职诏安期间的懿行卓绩。《攀辕歌》曰：
公无去，公去民即苦，小人住穷乡，入城怕差卒。公无去，公去路难行，一日无此君，途见有狼虎。公无去，公去谁我顾，世仇公可解，含怨公可诉。公无去，公去太急促，桃李满城花，欣欣代吹嘘。公且住，公住民心舒，君既不可留，万民心酸楚。
当
年百姓惠赠高叔祥的《攀辕图》已经散佚，但流传至今的却有一幅沈心海绘制的《遗爱攀辕图》，再现了官民相亲的鱼水情。
治理台海 经年惠政化鸣琴
嘉庆年间，厦门沿海活跃着一支以蔡牵为首的海盗团伙，他拥兵自重，人称“镇海威武王”。势力横跨浙、粤、闽三地，纵横东南海疆无人能挡。
高叔祥机智谋划，调兵遣将，发动民众，“堵防海口，搜捕周密，凡察吏民，无所不至”。有力打压了海盗集团的生存空间。因其政绩“卓异”，嘉庆十年（1805），高叔祥擢任漳州知府。同年九月，又补任建宁知府。蔡牵等盗贼、流寇趁机流窜台湾，祸害一方，“民不聊生”。时任闽浙水师李长庚、福建水师副将王得禄联名上书皇帝，举荐高叔祥为台湾知府，嘉庆皇帝欣然嘉许，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二月，任命高叔祥为台湾府知府。
台湾和老家邓州相隔数千里，云水遥迢。高叔祥念其老母年迈，命其眷属护送母亲回邓州养老。他于嘉庆十一年（1806）四月，携次子高殿举赴台湾就职。据《高叔祥功德碑》载，高叔祥抵台后，“招募游民，垦荒辟野，兴修水利，疏通河道”；并将大陆绿豆、芝麻、烟叶等良种引入台湾种植。他倡导汉人与高山族通婚，率先将女儿嫁于花莲县土著、一位酋长之子达罗统纠为妻；他救济孤寡、扶助老弱病残，同时组建高山族义勇军，剿灭余党、防范海匪、抗击倭寇、缉拿盗贼，稳定社会民生秩序。
连年废寝忘食，鞠躬尽瘁，终致高叔祥积劳成疾，嘉庆十一年（1806）七月二十七日，高叔祥猝然病逝于台府官邸，享年56岁。
高叔祥任职粤、闽、台共13载，居官清廉，英名垂裕两岸，高叔祥去世的噩耗传出，海峡两岸民众痛哭哀悼。台湾民众感念其治理台湾的善政惠泽，在台湾为其修建衣冠冢，年年奉祀。星宿陨落，九州悲恸；游子魂归，叶落归根，次子高殿举护送父亲的灵柩归葬邓州高氏祖茔。灵柩路过高叔祥曾经履职的厦门、漳州等地，数万百姓“流连不忍去，相与垂泪别”。
“鸣琴而治”的典故出自《吕氏春秋·察贤》，孔子学生宓子贱“鸣琴而治”单父县（今山东单县南）。后用“鸣琴而治”指以礼乐教化人民，达到“政简刑清”的统治效果，常用做称颂咏官吏善于管理。高叔祥在台湾海峡两岸的“鸣琴而治”之实践，对于千载之后的治国理政，仍然具有可资借鉴的价值和启示。
诗书传家 懿行卓绩垂古今
高叔祥不只仕途通达，而且文采风流，他著有《秋芳集》、《卧吟诗》、《惜玉黄花集》等并传世，其中《秋芳集》现保存于邓州市图书馆。民众惠赠的《攀辕图》、同治年“四道圣旨”皆散佚无所寻。
高叔祥出仕之前，居家等候任命时，曾“家居授徒，以倡明绝学为己任”，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他在河北留古寺开设学馆（龙溪书屋）讲学，考中举人后，又掌教邓州“春风书院”（花洲书院）讲席。其间，整理编撰高氏族谱《邓州高氏志》，随职携带，“法外施仁，没齿难忘”。
“高叔祥神道碑”现被移于邓州花洲书院保护，具有重要的文化、历史、书法等研究价值。1981年，高叔祥《功德碑》、《神道碑》拓片被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由高振洛勒石、高振宛书丹的“高氏列祖神道碑”，现在矗立在构林镇高洼村村口。
乾隆二十四年（1759），三朝元老刘统勋（刘墉之父）亲笔题写“进士第”匾额，悬挂于高氏宅院门楣。同为乾隆年间进士的清翰林编修蒋祥樨著《高菊圃太守家传》，对高叔祥评价极高：“先生之才之大，而又勇于任事，罔恤身家，能使闽人之爱戴如爱慈父母焉”；“今观先生懿行卓绩若此，既知声施不朽……”邓州籍进士王士仁撰“高叔祥神道碑记”，赞先生之“盛德”，谓高叔祥“两有三真”：有“台鼎节钺之望”、是有真学问、真经济（经纶雷雨普济苍生）、真志节的“士君子”。
高氏家族根脉深厚，瓜绵椒衍，开枝散叶，英才辈出。民国时期邓州士绅高天一之子高应笃（字滋心，号紫星），河南大学预科、政治大学第二期行政系毕业。曾任民国河南省政府委员、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后赴台湾任“内政部”民政司司长、常务次长、政务次长等职，著述有《地方自治学》、《内政春秋》等。
邓州城高氏家族宅院位于新华中路县后街（老县衙后，今妇幼保健院附近），高氏后人奉旨在高宅建造“乡贤祠”，以祀奉德行卓然、遗泽邓州的名宦乡贤。
邓州市地方志办公室马玉平整理出版的民国《重修邓县志》收录的“乡贤祠”祭文，亦可作为民众对高菊圃公的最高致敬和纪念。
祭文曰：
惟灵文武宪邦，公忠体国。当皇朝之肇造，心膂攸司；值列圣之丕承，股肱作辅。明良合德，奋庸而庶绩咸熙；中外宣猷，敷泽而兆民永赖。洵书廊庙之硕望，允宜俎豆以明禋。考绩纪勋，崇报贻垂于令典；陈牲奠币，馨香祇荐于岁时。尚飨！
高台鸣琴，菊圃流芳；高公风范，山高水长！
（参考书目：蒋祥樨著《高菊圃太守家传》、谢献畴著《赠高菊圃先生序》、王士仁著《高菊圃神道碑记》、马玉平整理民国《重修邓县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