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日记捐赠协议签字现场。浙大档案馆供图
竺可桢日记。浙大档案馆供图
浙江在线5月9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林梢青 吴朝香）竺可桢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出任浙大校长的。
浙大校史研究专家何亚平教授统计，从1936年-1949年的十三年间，《竺可桢日记》中记录的请辞浙大校长的次数，就有近40次。
这种情绪，始终贯穿着他在浙大的十三年。
但是最终，他用这13年时间，将浙大建成当时全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被誉为“东方剑桥”。
循着他的日记和其他史料，记者尝试着梳理他当年的心境。
本以为只做半年，却当了十三年校长
为什么他不愿意做校长？从他得知自己被荐为浙大校长时，便反反复复地在日记中陈述了：
1936年2月25日，竺可桢是这样对家人说的：“不善侍候官长，亦不屑为之；战事在即，不免悬心；不愿长做校长，而半年之内难见成绩。”（当时允诺他任期仅为半年）
那一年，竺可桢47岁，学术事业可谓如日中天。他于1918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28年，应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之聘，任中研院气象研究所所长。
正是在他手中，中国开始独立发布自己的气象预报，并在全国设立了百余个气象观测点。
在反复拒绝的同时，这个绍兴东关的知识分子，却在日记里说：“但若于浙大有所补益，亦愿全力以赴。”
在内心的纠结与矛盾中，竺可桢最终选择了临危受命。3月7日，他允诺陈布雷，但同时提出三个条件：财源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则以半年为限。
4月，在兼任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的前提下，竺可桢正式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本只以半年、一年为期，未想，却历时整整十三年整。
这是怎样的十三年？
出任时，竺可桢47岁，离开时60岁——这本应是一个学者学术事业最黄金的13年，但最后，面对美国前沿的气象研究，他在日记中感慨万分地评价自己道——“十年校长，已成落伍之气象学家矣！”
而浙江大学，却在颠沛流离的战争环境下，奇迹般地从抗战前只有文理、农、工3个学院16个系的地方性大学，一跃成为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7个学院27个系的综合性大学，成为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被英国人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
浙江大学社科院李杭春，编了一部《竺可桢国立浙江大学年谱》，在她看来，浙大当时的飞跃，自然和竺可桢这位大学的引领者有关——即跟他所坚守的教育理念、设计的人才制度和始终执行的民主治校原则有关，也包括他个人的人格魅力。
在这里，只能说几个小片段。
著名的问题：你到浙大来做什么
有人说，竺可桢是行动的理想主义者。
一进入浙大，竺可桢便问上层要经费，着手于充实教授人选、补充图书仪器设备、重视校舍的最低标准，他还设置公费生，给贫寒子弟求学机会。他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甚至抓体育锻炼，为师生造游泳池。因为他深知身体与头脑同等重要。
但他更在乎的，是立人。
1936年9月18日，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五个月，与一年级新生谈话时，他问了学生两个问题：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竺校长的回答，简而言之：第一，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第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服务，而不在享受。
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竺可桢有过深思熟虑，绝不在于造就多少工程师和科学家，而是“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因为个人的求学经历，竺可桢强调民族复兴、也强调西方科学。他曾多次提到王阳明。
竺可桢几乎从不缺席早晨的升旗典礼
1936年初，40级学生刘奎斗在浙大体育馆的篮球赛后第一次听竺校长训话，竺可桢的绍兴口音很重，作为北方人的刘奎斗无法听懂。但五个月之后，学校大操场上举行了第一次升旗典礼，刘奎斗看到竺校长亲自出席。
竺可桢在浙大十三年，几乎从不缺席早晨六点半的升旗典礼。他曾在《升旗典礼之意义》一文中说，这是为了“在坚定我们的自信力，相信中华民族是有出路的民族，是方兴未艾的民族，是有朝气而不是暮气沉沉的民族。鼓励大家奋发有为，坚持信仰，每天升旗典礼，就是要坚定大家的自信力。”
刘奎斗后来两次进出浙大，两度投笔从戎。1997年，浙江大学百年校庆时，他卖掉自己1200平米土地，将卖地所得200万美元以匿名方式全部捐赠母校建造竺可桢国际教育学院大楼暨竺可桢纪念馆。在得知建设费用不足的情况下，又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为大楼建设追加捐款60万美元。
竺可桢在浙大十三年，关于大学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学生毕业后应该做什么样的人，曾多次撰文。
此时再来读一读，他在1936年5月18日《在就任浙江大学校长后补行宣誓典礼上的答词》中所说的话：
他提出了“德育知育并重”，说：“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对于德育和知育并重。从科举兴以后，士子乃注意到记诵和辞章之学。但这种趋势，是为古代有识士子所诟病的。”
他认为好的学校“虽于知育和体育的训练稍加偏重，然于陶养品性人格方面，亦不偏废。”
竺校长的人格魅力：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竺可桢掌校期间，群英荟萃，网罗了如王淦昌、苏步青、谈家桢、贝时璋等名师。1944年，两度亲赴浙大访问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先生，将西南联大比喻为“东方牛津”，而将浙大称为“东方剑桥”。
在竺可桢诞辰百年时，出过一本纪念文集，整整四百余页，全部来自浙大师生，他们反反复复提到最多的，就是竺校长的“人格魅力”。尤其，人们谈到最多的，是竺校长的“只顾是非，不计利害。”
苏步青早于竺可桢五年来浙大工作，已是数学系系主任。因为竺可桢有亲戚是国民党高官，苏步青最初并不看好他出任校长。但竺可桢一直器重并关心他。苏步青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总是说：“我和竺校长从相识到相知，这样的好校长，把教师当宝贝，我们怎能不感动呢？只要是他要我做的事，不管情况如何困难，我都乐意去做。”
1937年，竺可桢在浙大率先实施了导师制。1941年，学校颁发新的布告：导师的选择，由校方指定改为同学自由投票选择。
1942年，浙大学生在遵义“倒孔（孔祥熙）”，竺可桢阻止学生游行无果，最后自己走在了队伍的最前列。
竺可桢在浙大期间，被称为“浙大保姆”，他从主持、出席学校各种校务会议，到定期不定期慰问贫病员生；从向教育部跑经费，到去各地查勘迁校校址；从每天清晨六七点坐镇校长办公室，到与师生一起欢度大年三十。他每年还要留出一定时间，回气象所处理公务。
李杭春的文中说：竺可桢留给浙大的是真正的求是和务实，而繁重的公务回馈竺可桢的，则是过早的苍老与疲惫。
他在日记中曾写道：“二、三年不相见的人，没有一个不奇怪我老得如此之快。”
浙大教授何亚平说：在浙大120年里，竺可桢所作出的牺牲，至今没有任何一位校长能够超越。他不愿做校长，却做了最好的校长。抗日战争之后，浙江大学被迫四次内迁，竺校长率领全校七百多位师生先去建德，再到吉安、泰和、宜山，最后落脚于遵义及湄潭、永兴等地。
何亚平说，什么是浙大的求是精神，竺老有过一个最经典的解说，那就是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科学精神”。而他自己是最坚定的践行者。
他允诺陈布雷，但同时提出三个条件：财源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则以半年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