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观察报社论
中国民营企业出海的航船会否失速？在商务部等四部委对房地产、影视娱乐和体育俱乐部等领域的境外投资亮起“黄灯”之后，市场颇多猜测和议论。我们以为答案简单而明确：中国民企走出去的大势不会逆转，民营企业家仍然会是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中的“关键先生”之一。但是毫无疑问，在投什么，怎么投的问题上，民企会有更审慎的选择。
在我们看来，新近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更像是一次适时的点刹。这份文件更多地指向投资方向和与此相关的资本运作方式，很显然决策部门无意干预整个境外投资大势，不仅乐见其成，还承诺给与更多的支持。这种态度不难理解。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首次超过外商直接投资（FDI），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无可争议的是，这越来越多地成为市场主导下企业的自主选择。中国企业希望在国际竞争中赢得更多的话语权，借助全球资源、技术和市场实现转型与升级。在这场走出去的大潮中，民企所占比重不断提升，在一些省区已经超过了五成。
更何况，这样一种局面本身即是政府和市场共同努力的结果。从2009年发布第一份《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至今，决策部门对境外投资经历了从管到放的过程，尤其是最近几年，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落实企业投资决策权成为主旋律。这与中央政府推动“放管服”的改革一脉相承。不仅大部分投资项目改为备案制管理，外汇使用和信贷投放等方面，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有太多限制和繁琐的手续。期间，国家发改委等十二部门还曾专门发文鼓励民企境外投资。凡此种种，如果再考虑到过去两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可以解释中国对外投资飙升的大部分原因——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7世界投资报告》。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创历史新高，达到1830亿美元。
毋庸置疑，这其中伴随着持续增加的非理性行为，过去几年，决策部门也曾多次提出警示。境外并购向来被看做“胜者的魔咒”，一些企业显然低估了适应投资地文化、社会规范和监管制度的难度，高杠杆的海外并购更可能使这些风险沉淀为昂贵的“学习成本”。从实际操作来看，一些企业在国内大量借贷收购外币资产，或以“内保外贷”的方式支撑海外投资并购，极易导致严重的货币错配风险，一旦出问题就可能殃及国内银行体系。或许正因如此，监管部门将其上升到“冲击我国金融安全”的高度。
不过我们确信，民企出海的趋势还将继续，尽管速度或有快慢，投向也将有别于过往。原因在于，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来说，构建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是必需之选。“别让曹德旺跑了”的喧嚣，只是以另外一种方式确认了这种选择的无可替代。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掌控能力正在成为很多中国企业的的必答题，无论是获取经验、技术、品牌和人才以增强竞争力，或是以全球资源，嫁接中国动力——引入适合在中国市场推广的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甚至对中小公司来说，海外投资并购也不再是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以为，在引导与规范境外投资的同时，也要避免可能出现的“妖魔化”倾向。毋庸讳言，坊间不乏这样的论调，原本正常的民企境外投资成为被质疑的对象，甚至被粗暴地贴上资本外逃的标签，扣上冲击金融与经济安全的帽子。在这种语境中，一些企业家生怕“躺枪”，继而讳言境外投资。值得欣慰的是，决策部门显然并未受这些杂音的干扰。七八月间，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宣布与复星集团联手收购了法国健康食品百年品牌St-Hubert，此后复星集团旗下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成功完成对德国汽车行业轻量化专家KolerBeteiligungsGmbH的控股收购。这些在境外投资监管“风暴”中公开的案例，或许可以看做一种更为明确的政策宣示。其实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投资将怎样改变中国企业自身的实力，又将如何塑造中国经济的新引擎。
所以我们确信，在经历此次调整后，相关政策基调仍会延续。如果将境外投资看做一条正在建设中的高速路，无论是限速带或者红黄绿灯等交通标识的设置，无非是为了在保证畅通的同时保障行车安全。更何况，理性地看，大部分投资领域仍处在“绿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