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石，是创造就业岗位、改善人民生活、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当前，我国实体经济面临增速放缓、盈利下降、升级困难等难题，特别是实体经济内部供需结构失衡、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这“三大失衡”矛盾突出，亟需厘清振兴实体经济的总体思路，明晰发展路径， 加快实体经济发展。
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
近年来，受全球经济增速减缓、生产成本上升及利润下降、虚拟经济泡沫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 我国实体经济经营环境趋紧、下行压力加大，出现了增速放缓、结构性矛盾突出、效益下滑等诸多问题。
（一）实体经济增速下降明显
无论从全部工业增加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还是出口交货值看，我国实体经济均呈现较为明显的下行态势。从工业增加值看，2015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为5.9%，是1992年以来长达23年中的最低增速。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看，2011－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13.9%、10%、9.7%、8.3%、6.1%和6.0%，分别较上年下降1.8、3.9、0.3、1.4、2.2 和0.1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工业增长略有回暖，1－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比上年同期高0.7个百分点，工业增长开始趋于稳定。出口商品总额自2010年恢复性上涨以来下降态势明显，2015 年出口货物总额14.1万亿元，同比下降1.9%，2016年出口货物总额进一步下降至13.8万亿元，同比下降2.0%。
（二）实体企业盈利能力不强
目前，我国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国内外需求持续疲软，同时，劳动力、能源、原材料、运费等成本轮番上涨，导致企业经营状况恶化，盈利能力大幅下降。根据WIND数据，2000年以来我国企业销售毛利率从26.5%下降到2016 年的18%左右，非金融上市公司利润下滑更为明显，净利润率从2000 年的8%以上下降到2016年的6%左右。工业企业盈利下降更为明显， 2011－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分别为25.4%、5.3%、12.2%、3.3、-2.3%和8.5%，2015年首次出现负增长，2016年工业企业盈利逐渐改善，实现利润总额68803 亿元，但总体盈利水平仍然较低。今年以来，规模以上工业效益稳步回升，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较快，但利润率提高幅度有限，1－7 月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6.09%，同比提高0.41个百分点。
（三）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低端过剩、高端不足的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一方面，房地产、钢铁、有色、化工等传统领域的过剩投资引起严重的产能过剩，加之全球经济结构的周期性调整和需求萎缩，一些资源型行业、原材料产业下滑十分严重，企业生存非常困难。另一方面，中高端需求仍然得不到有效满足，巨量消费潜力难以释放。2014年我国居民境外消费首次突破1万亿元，2016年已达到1.4万亿元，表明我国居民中高端消费需求强劲，但在国内难以得到满足，高品质产品供给不足，高端需求存在供需错配。同时，也应看到，近年来以“互联网+”、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较快发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高涨，释放出产业结构调整的巨大活力，但新兴产业体量仍然偏小，短期还难以弥补传统产业下滑带来的影响。
（四）体制机制制约依然严重
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市场化改革总体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任务尚未完成，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体制性障碍还比较多。一是市场体系不完善，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化改革还不充分，资源合理分配的体制机制尚未理顺，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各种门槛和壁垒仍然存在。二是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尚需改善，阻碍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等领域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仍然存在，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政府干预过多等问题较为突出。三是鼓励实体企业创新的政策落实不到位，难以激活实体经济的创新活力。“唯低价中标”倾向仍然普遍存在，低价恶性竞争局面难以改变。
实体经济发展困难的原因分析
造成实体经济发展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挤压较大
当前，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生存发展空间受到了以房地产和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的挤压，部分企业难以获得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尤其是房地产业吸纳大量社会资源，提高了居民生活成本，挤压了民众消费能力，拉高了市场利率水平，推高了制造业成本，影响了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二）实体经济运营成本刚性上涨
随着工业化迅速推进，支撑我国实体经济30多年快速发展的传统要素优势正逐步减弱，要素价格持续上升，实体企业综合生产成本快速上升，进一步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特别是，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能源原材料价格涨幅明显偏高、企业税费偏重、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已成为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实体经济内生发展动力不足
内生发展动力不足是造成实体经济困境的根本原因，主要表现在：一是研发投入不足，国际领先企业往往将销售收入的5%以上作为研发投入， 而我国制造业500 强企业的研发投入只有2%左右， 规模以上制造业平均水平尚不足1%。二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很多实体企业根本不愿意进行原创性研发。三是企业创新能力有待加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与新商业模式创新不足。四是缺乏企业家精神，企业持续发展动力不足。
（四）市场需求明显减弱
外需持续萎缩与内需增势放缓叠加、有效需求不足，也是造成实体经济发展困境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两头挤压”。即发达国家大力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流与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积极吸引制造业转移对我国形成“两头挤压”。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 国内市场需求约束明显强化，内需疲软已成为制约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瓶颈之一。
振兴实体经济要做到“12345”
针对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在分析实体经济发展困难原因的基础上，我们提出振兴实体经济的总体思路是“把握一条主线、做到两个结合、促进三个转变、处理好四大关系、抓好五个着力点”， 可以简称为“振兴实体经济要做到12345”。“1”是指振兴实体经济要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为主线。“2”是指要做到“补短板与做长板相结合”“近中期举措与长远期战略相结合”两个结合。“3”是要促进“产业发展方式由数量增长到质量提升转变”“政府产业支持方式由扶重点到优环境转变”“创新发展方式由跟随型向引领创造型转变”三个转变。“4”是指要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制造业与服务业”“内与外”“新与旧”这四大关系。“5”是指做好“去产能”“降成本”“促创新”“优开放”“深改革”等五个方面的具体工作。
（一）把握一条主线
振兴实体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必须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为主线，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实体经济向价值链和产业链高端发展。特别是， 我国实体制造业创新能力还不强， 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偏高，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尚不完善，必须依靠创新驱动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与此同时，创新驱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产业升级发展，制造业具有产业链条长、带动作用大、创新活动密集、发展空间广阔等特征，是产业创新发展的主体和中流砥柱。因此， 推动实体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紧密结合，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品牌创新和管理创新等手段推动实体制造业转型升级。
（二）做到两个结合
应该看到，一方面，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 在自主创新能力、基础工艺、基础材料、技术工人、品牌质量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需要加快补齐短板，全面提升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也具有产业体系完备、市场规模庞大和人力资本丰富等优势，要立足我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优势条件，进一步发挥优势，做强长板，增强我国实体经济竞争优势。因此，振兴实体经济要做到“两个结合”，即“补短板与做长板相结合”“近中期举措与长远期战略相结合”，既要对标先进国家，加快补齐短板，也要发挥长处，树立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真正优势，既要有近中期的考虑， 也要有中长期的战略安排，统筹多方力量、多种资源，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在近中期，要瞄准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自主创新能力、核心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创新型人才、品牌质量等短板，重点做好建设国家创新网络、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开展质量品牌行动等主要工作。在长远期，要立足我国实体经济的优势条件，进一步发挥产业体系完备和市场规模庞大优势，激发创新创业优势，增强对外开放优势，拓展区域发展空间，做强长板重塑中国制造竞争新优势。
（三）促进三个转变
一是促进产业发展方式由数量增长到质量提升转变。加快转变产业发展方式，推动我国产业发展模式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大幅提高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全要素生产率，使产业发展进入逐步降低对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的依赖，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推动产业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形成创新能力强、品质服务优、协作紧密、环境友好的现代产业新体系。
二是促进政府产业支持方式由扶重点到优环境转变。借鉴日本、韩国等产业政策转型的经验，将产业政策支持重点从特定产业发展本身转向产业发展的环境营造，扶持措施从针对具体产业的政策干预和市场保护措施转向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机制，在市场失灵领域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扶持，优化政府服务，营造有利于创新驱动实体经济升级的发展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力和活力。
三是促进创新发展方式由跟随型向引领创造型转变。优化要素配置，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 引领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潮流。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推动“人”的转变。破除长期以来形成的趋于保守的创新文化和创新主体思维方式束缚，培育浓厚的创新文化，在全社会营造以创新为荣的价值观、理性的批判精神、开放协作的竞争观、不畏失败的进取意识和允许失败的宽容精神，推动创新思想加快涌现，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创新火花加快汇聚成创新成果，实现真正的创新“引领型”发展。
（四）处理好四大关系
一是处理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正确处理好发展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是振兴实体经济需要处理的第一对关系。要强化制度约束与规范，坚决抑制虚拟经济盲目发展或过度发展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加强金融法规与监管体系建设，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金融交易的透明度，严格规范金融市场行为，严厉打击投机操纵行为。保持战略定力，构建合理的土地制度、信贷制度、税收制度以及保障制度，使住房制度体系回归居住的基本属性，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二是处理好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的关系。振兴实体经济需要制造业和服务业“双轮驱动”、协同发力，既发挥好服务业引领结构升级、促进人力资本、创新资源等高级或专业化要素的支撑带动作用， 也要制造业创新发展对技术进步、国家综合实力提升和服务业市场空间拓展的重要作用，二者不可偏废。为此，既要牢牢把握制造业这个主体，推动形成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政策体系，也要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双轮驱动，努力打造驱动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双引擎”。
三是处理好对外开放和扩大内需的关系。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法宝之一。面对国际环境新变化和国内发展新要求，要继续把对外开放作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加大引资、引技、引智力度，放宽服务业和制造业外资准入。高标准高水平建设自贸试验区，全面推广成熟经验，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与此同时，也要深刻认识到国内发展阶段的重大转变，必须坚定不移地扩大内需，提升国内市场空间容量和优质商品供应水平。引导企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以更加优质的产品满足和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拓展实体经济升级空间。
四是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正处于新旧动能交替的关键时期。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既要看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的态势， 也要看到传统优势产业在国民经济的地位依然举足轻重，是当前我国经济稳增长的支撑力量、保就业的主战场，也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生力军，通过改造升级可以让传统产业这棵“老树”不断长出“新芽”。因此，振兴实体经济要做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培育新经济新动能相结合，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制造业向高端化、品牌化、绿色化转型，提升整体效益和综合竞争力。
（五）抓好五大着力点
必须适应我国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的变化，采取切实措施，做好“去产能”“降成本”“促创新”“优开放”“深改革”等五个方面的具体工作，重塑实体经济竞争力。
一是加快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去产能长效机制。推动过剩产能退出、促进市场出清，是振兴实体经济的关键。随着去产能工作的逐步推进，进一步去产能的难度正在不断增大，亟待创新工作思路和方式方法，加快制定并严格执行钢铁、煤炭、电力等行业环保、能耗、安全等功能性市场准入标准，更多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促进产能有序退出，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去产能长效机制。
二是切实降低企业成本和负担。针对企业反映较为突出的税费偏高、社保缴费比例高、制度性交易成本种类多、弹性大等问题，必须深入推进降成本，全面开展降税清费工作，逐步加大社保国家支付比例，推动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 切实降低企业成本负担。
三是把创新聚焦到振兴实体经济上来。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创新发展高度重视，科技投入大幅增加，但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传统制造业和企业支持不够。为此，必须调整我国创新战略的主攻方向， 加大对轻工、纺织、机械等传统行业技术改造、共性技术研发和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的资金支持，制定实施重点领域创新发展行动计划，着力推动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向生产领域纵深发展，将创新聚焦到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上来。
四是继续深入推进国际化发展。在全球市场已经形成一个整体、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发展实体经济需要特别注重发挥国际市场作用，既要充分利用国内综合投资环境较好的优势，进一步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节能环保等领域引资、引技、引智力度，也要着力推动以服务业为主的二次开放，重点推进教育培训、医疗健康、文化创意、研发设计、商务服务等服务业领域对外开放，推动中国从“世界工厂” 走向“世界办公室”。同时，也要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大力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加快推动我国优势产能走出去，在全球部署产业链和创新链，推动形成全球新的产业分工体系。
五是推进重点产业领域市场准入和监管体制改革攻坚。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积极稳妥地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重点领域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大化。切实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切实放开健康养老、教育等领域市场准入， 加快探索与“互联网+”等融合性、跨区域性突出的新业态、新模式相适应的监管模式，释放我国经济巨大的发展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