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号，上海携程亲子园教师虐童事件爆出，引发各方关注。目前，该亲子园已于11月9日起闭园整顿。
这所亲子园，原本为解决1岁半至3岁左右孩子在上幼儿园之前家中无人带教的困扰而设立，如今一夜之间成了令人发指的虐童“魔窟”。曾经让员工拍手叫好的亲子园服务，风向急转，使得员工身份大变，从服务的受惠者转变虐童案的受害者。
携程曾发文表示，“委托第三方来管理亲子园，初衷是希望让专业的、有资质的团队来照顾好携程的孩子。”将监管责任“转移”给第三方运营机构的携程，在风口浪尖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究竟是施暴者还是受害者？
托儿所消失 孩子谁来管？
众所周知，计划经济时代，托儿服务在中国城市中非常普遍，很多企事业单位都开办了托儿所，员工在上班时可以把孩子放到其中托管。但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福利性的托儿服务体系被全面废止；大量单位办的托儿所在改制中被裁减。
原本还有一些幼儿园开设针对两三岁的“托班”，但2012年政府颁布《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严厉限制幼儿园入园年龄，导致不少公办幼儿园陆续取消“托班”。
据一些专家分析称，除了企事业单位的成本考虑之外，托儿所在中国消失的另一个原因，是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出生人口数量锐减，降低了托儿需求。而保姆和老人帮带小孩等选择，使得托儿所的消失暂时没有形成巨大影响。但如今生育政策的改变，加上社会状态的改变，没有托儿所的弊病又逐渐显现了出来。
如果保姆和老人都指望不上，普遍双职工家庭的孩子将由谁来带？什么样的机构能提供托管服务？政府及社会能不能接管这部分服务？在公办托儿机构缺位的情况下，民办托儿所能否起到弥补作用？比如，企业是否能够承担起这部分幼托职能？
据相关数据显示，主要发达国家在两三岁以前入托儿童的比例，普遍维持在25%到55%之间，而政府建设的大量托儿所为此起到了重要作用。
办园门槛高 却无明确监管方
此前，因“缺少行政许可”而被相关部门叫停的携程亲子园项目，在购买第三方服务之后，成为了上海首批12家职工亲子工作室之一。
业内人士透露，针对0-3岁儿童的早教机构属于商业机构而非教育机构，不在教委备案，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即可。媒体评论员谢非君在评论中表示，这些企业的经营行为受工商部门监管，但其教学内容、师资和环境等问题，却没有明确的监管方。在监管缺失的情况下，早教行业的责任心纯属企业自觉。
“由于办幼儿园和早教的门槛很高，所以结果就是托班价格很贵，一般的市民承担不了。那么，企业办托班是否可行？”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傅蔚冈认为，企业所办托班并并不需要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许可，同样不需要接受妇联或者工会等指导。“否则更加会不名不正言不顺。就像现在的‘为了孩子学苑’，还让公众怀疑其中的利益输送”。
避免利益寻租 政府牵头鼓励民间参与
傅蔚冈表示，如果大家都把矛头对准携程，可能会引发一种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很多本来想尝试的企业都不愿意去做这种好事了，最后利益受损的还是普通市民阶层。
他说，此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发挥市场的力量。尽管托儿所服务既不是早教，也不是幼教，理论上也是“法无禁止即可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往往将其视为是早教机构，因此存在着很高的准入门槛，而高门槛实际上并不利于普通市民。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认为，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在鼓励民间参与的同时，政府直接或者牵头兴建更多的托儿机构。
上海妇联主席曾在2016年人代会议案中写到，加强先行先试，探索社区公共托育服务模式。社区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平台，是贴近百姓需求、集合社会资源、就近就便为居民提供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在当前托育服务体系尚不完善、而社会呼声又十分强烈的情况下，依托现有的社区资源，为百姓提供就近、就便、小型化的幼儿托管服务，不仅有助于解决幼儿家庭的燃眉之急，也是完善托育服务体系的重要实践。
傅蔚冈说，家门口，办公室边上的托管服务，如果不需要高门槛的准入，只需要员工和居民的监督，估计都能避免教师虐待的事件。相反，如果门槛过高，那就会导致相关部门从业者寻租。
携程亲子园事件的真正意义，并非在于危机事件的如何处理，而是面对短缺和质量参差不齐的托儿所，政府相关部门该做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