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后来的我们》深陷票房造假疑云，国家电影局初步认定，该片上映首日的大量集中退票情况存在异常。而这种票房造假现象，反映了我国电影产业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段里，我国电影产业都是依靠以扩大产能为特征的放量式增长，支撑越来越大的产业结构。人口红利、新型城镇化建设、商业地产向三四线城市和广大县级市的下沉等因素，为这种产能的放量式增长提供了动力。近年来中国电影票房不断飙升，但票房规模和电影产业产能快速扩大，并没带来单块银幕平均上座率、影片质量等诸多实质方面的显著提升。
相反，快速膨胀的票房规模反而刺激了社会各领域的冗余资本争相入场，我国电影产业也不可避免地被各类金融杠杆过度撬动。金融泡沫也随之涌入电影领域，票房造假就是这种泡沫的体现。
之前已发生过《叶问3》等影片的买票房丑闻。其目的，是保证甚至放大影片票房表现，使相关利益方在股票或P2P理财等资本市场获得丰厚回报。打个比方，如果能保证5亿票房，就可在资本市场获得10亿回报，那相关利益方就是自己借钱，也想把那5亿票房买下来。
2016年夏天证监会叫停上市公司在影视等领域的跨界投资，但效果并不是很好。原因在于，虽然我国电影产品平均水平不高，但依然造价昂贵，例如一线大牌明星的天价片酬比比皆是，没有三五个亿的投入很难拿出一个像样的作品。制作成本过高，发行方的压力可想而知，既然买票房模式已行不通，就开始“另辟蹊径”。
这次《后来的我们》疑似票房造假，就是利用了现有院线模式的漏洞。在商业地产向三四线城市和广大县级市下沉后，电影院线开始面临激烈的同质化竞争。为了吸引观影人数，院线就在消费环节作出一些取悦观众的调整，比如允许退票、改签。相关发行方就是利用这样的漏洞，在影片放映前通过互联网售票平台恶意刷单，制造所谓的“口碑”假象，企图达到快速拉升票房的目的。
从这个角度讲，票房造假现象的存在，归根结底在于我国电影产业链的链条，从生产、拍摄到发行、放映等各环节的产能“肿大”。若想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在规范市场秩序、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上做文章，还要在推动电影产业各环节的合理发展等方面进行长期探索。(作者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