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利益》杂志近来刊文，声称视中国为美国的战略“对头”(rival)已成为美国朝野共识。因此，对华强硬将成为美国的长期政策，中美之间由此进入“第二次冷战”。无独有偶，一些中国专家学者也认为中美之间“新冷战”已经开始。笔者认为，其实不然。
客观条件不具备
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是在四个基本条件下发生的。其一，意识形态的有你无我是双方对立的根本原因，驱动并主导双方的相互政策，双方都将打败以至消灭对方作为战略目标;其二，双方经济各自独立，互不往来;其三，整个世界格局划分为势不两立的两派阵营;其四，双方各自组成以对抗为目的的军事同盟。
显然，以上四个条件在今天的中美之间并不存在。首先，中美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不是意识形态的对立，而是利益冲突。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中国决不向外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而是要积极谋求与外部世界的合作发展，打造包容开放的命运共同体。一些专家学者倡导的 “中国方案”，其目的也是推动发展，绝非“颜色革命”。
在中美关系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致力于在合作的基础上发展中美关系。另一方面，自尼克松访华以来，历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主要是利益驱动，意识形态并非主流。目前，尽管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都一致认为“北京模式”的成功对“华盛顿模式”形成重大挑战，中国也因此成为美国的战略“对头”，但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像其前任那样刻意地在意识形态上妖魔化中国。
其次，中美之间早已形成难以逆转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而且，双方的经济早已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同世界经济连为一体，几无可能再度恢复两个相互独立的经济体。
再次，要想在今日世界打造势不两立的两派阵营，无异于痴人说梦。中国不同美国搞对抗，更无意打造一个“国际反美统一战线”。特朗普政府也很难聚集一个围堵遏制中国的国际阵营。即便是在亚太地区，与美国结盟的日韩澳等国在对华政策上也因利益的差异(甚至冲突)而各有不同;而美国与其欧洲盟友在对华政策上的差异更为明显。
最后，尽管世界上依然存在着美国主导的安全同盟体系，但要以此主导世界安全事务却力有不逮。毕竟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砖五国都不在美国安全同盟体系之内。而中国并不想要打造一个针对美国的同盟体。中国对外交往的原则是“结伴不结盟”，伙伴与盟友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利益驱动的，在组织上开放包容且关系平等，其目的是合作共赢;后者是意识形态驱动的，在组织上封闭排他且关系不平等，其目的是对抗。
特朗普政府二战以来最弱势
工业革命以来，崛起的世界性大国有两个鲜明特点：一，具备在全球范围内作战的军事力量;二，挑战守成大国(霸主国)建立的国际秩序(英国挑战西班牙的国际秩序，德日挑战盎格鲁·撒克逊的国际秩序，苏联挑战美国的国际秩序)。
然而，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并不具备全球作战的军事力量。近年来中国发展迅猛的军力是为了加强国防，而不是到世界各地去打仗。更重要的是，引领中国崛起的改革开放政策，并不挑战长期由美国及西方世界主导的国际秩序，而是要与世界接轨，积极融入到现行国际秩序中去。正是“融入”式的发展模式，决定并造就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成功。
其结果，是中美两个大国共存于同一个国际体系之中，成为现行国际秩序中的“利益攸关者”。这一现实决定了中美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畴：中美之间的任何问题，都具有世界意义。反之，世界上任何重大问题和挑战，如果没有中美之间的沟通与合作，都难以管控。特朗普政府在这样的形势下发动对华“冷战”，不仅伤害中美关系，也必将对整个世界局势带来负面影响。
中美两国共存于同一个国际体系中并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另一结果，是两国的利益都高度多元化。双方不论是制定对外或对内政策，都将出现一个(些)利益集团拥护、另一个(些)利益集团必然反对的复杂局面。因此，两国关系稳定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利益冲突，而是双方领导人对内政的管控能力。管控能力强，政策的协调性就好，有前后一致的连贯性，因而有利于双边关系的稳定。反之，则是政策杂乱无章、朝令夕改，双边关系也随之颠簸起伏。
历史表明，尽管中国的国力弱于美国，但体制的优势使得中国领导人对国内局势的掌控比美国领导人强，因此中国往往是维护中美关系稳定的主动方。另一现象是美国总统一旦赢得连任，中美关系便趋向稳定。毕竟，连任的总统要比第一任期间强势得多。
而特朗普政府恰恰是二战以来最为弱势的政府，反对的势力强大。对外则面临 “美国第一”正成为“美国孤立”的尴尬局面。内外交困的结果，是对华强硬不仅成为美国各派力量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也是特朗普政府在双边关系以至整个国际事务中保持主动的必要手段。但是，国内利益集团的巨大分野和利益冲突，使得特朗普政府在制定任何具体政策中都将深陷泥潭。在此形势下，中国自应保持冷静，决不盲目地跟着特朗普政府的节拍走。这样，即便美国朝野似乎达成了遏制中国的共识并出台相应的“战略”，但巨大的内部矛盾使得将这一“战略”转变成前后一致的具体政策十分困难，更难有效地加以实施。
两个难以逆转的大势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笔者曾在《环球时报》撰文，推动这一变局的，是由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家引领的第三次现代化浪潮，40亿人口卷入其中。这次现代化浪潮引发了两个难以逆转的大势：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基于多边机制之上的现行国际体系则为这两个大潮提供了制度保证。
显而易见，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第一”，搞单边主义退群、闹群，建立关税壁垒，利用美国在产业链的上游“链位”来讹诈下游“链位”的厂家甚至斩断产业链，踩踏中国核心利益底线等种种针对中国的“冷战”举措，都是与世界发展大势相悖的。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一系列顺应世界潮流的举措。习近平主席自2017 达沃斯会议到今年4月博鳌论坛的一系列讲话反复强调，中国要坚决捍卫市场机制下的自由贸易体系;要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发展并完善基于多边机制之上的国际秩序;要积极发展同各国的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打造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在一个多极的世界中推动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
中国的顺势而为，得道多助。特朗普政府对华强硬的“第二次冷战”，看似来势汹汹，但倒行逆施的举措连自己的盟友都难以接受，结果必然是失道寡助。(作者是美籍华裔知名学者、德国罗伯特·博世基金会Richard von Weizsaker 院士)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近来刊文，声称视中国为美国的战略“对头”(rival)已成为美国朝野共识。因此，对华强硬将成为美国的长期政策，中美之间由此进入“第二次冷战”。无独有偶，一些中国专家学者也认为中美之间“新冷战”已经开始。笔者认为，其实不然。
客观条件不具备
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是在四个基本条件下发生的。其一，意识形态的有你无我是双方对立的根本原因，驱动并主导双方的相互政策，双方都将打败以至消灭对方作为战略目标;其二，双方经济各自独立，互不往来;其三，整个世界格局划分为势不两立的两派阵营;其四，双方各自组成以对抗为目的的军事同盟。
显然，以上四个条件在今天的中美之间并不存在。首先，中美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不是意识形态的对立，而是利益冲突。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中国决不向外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而是要积极谋求与外部世界的合作发展，打造包容开放的命运共同体。一些专家学者倡导的 “中国方案”，其目的也是推动发展，绝非“颜色革命”。
在中美关系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致力于在合作的基础上发展中美关系。另一方面，自尼克松访华以来，历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主要是利益驱动，意识形态并非主流。目前，尽管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都一致认为“北京模式”的成功对“华盛顿模式”形成重大挑战，中国也因此成为美国的战略“对头”，但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像其前任那样刻意地在意识形态上妖魔化中国。
其次，中美之间早已形成难以逆转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而且，双方的经济早已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同世界经济连为一体，几无可能再度恢复两个相互独立的经济体。
再次，要想在今日世界打造势不两立的两派阵营，无异于痴人说梦。中国不同美国搞对抗，更无意打造一个“国际反美统一战线”。特朗普政府也很难聚集一个围堵遏制中国的国际阵营。即便是在亚太地区，与美国结盟的日韩澳等国在对华政策上也因利益的差异(甚至冲突)而各有不同;而美国与其欧洲盟友在对华政策上的差异更为明显。
最后，尽管世界上依然存在着美国主导的安全同盟体系，但要以此主导世界安全事务却力有不逮。毕竟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砖五国都不在美国安全同盟体系之内。而中国并不想要打造一个针对美国的同盟体。中国对外交往的原则是“结伴不结盟”，伙伴与盟友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利益驱动的，在组织上开放包容且关系平等，其目的是合作共赢;后者是意识形态驱动的，在组织上封闭排他且关系不平等，其目的是对抗。
特朗普政府二战以来最弱势
工业革命以来，崛起的世界性大国有两个鲜明特点：一，具备在全球范围内作战的军事力量;二，挑战守成大国(霸主国)建立的国际秩序(英国挑战西班牙的国际秩序，德日挑战盎格鲁·撒克逊的国际秩序，苏联挑战美国的国际秩序)。
然而，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并不具备全球作战的军事力量。近年来中国发展迅猛的军力是为了加强国防，而不是到世界各地去打仗。更重要的是，引领中国崛起的改革开放政策，并不挑战长期由美国及西方世界主导的国际秩序，而是要与世界接轨，积极融入到现行国际秩序中去。正是“融入”式的发展模式，决定并造就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成功。
其结果，是中美两个大国共存于同一个国际体系之中，成为现行国际秩序中的“利益攸关者”。这一现实决定了中美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畴：中美之间的任何问题，都具有世界意义。反之，世界上任何重大问题和挑战，如果没有中美之间的沟通与合作，都难以管控。特朗普政府在这样的形势下发动对华“冷战”，不仅伤害中美关系，也必将对整个世界局势带来负面影响。
中美两国共存于同一个国际体系中并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另一结果，是两国的利益都高度多元化。双方不论是制定对外或对内政策，都将出现一个(些)利益集团拥护、另一个(些)利益集团必然反对的复杂局面。因此，两国关系稳定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利益冲突，而是双方领导人对内政的管控能力。管控能力强，政策的协调性就好，有前后一致的连贯性，因而有利于双边关系的稳定。反之，则是政策杂乱无章、朝令夕改，双边关系也随之颠簸起伏。
历史表明，尽管中国的国力弱于美国，但体制的优势使得中国领导人对国内局势的掌控比美国领导人强，因此中国往往是维护中美关系稳定的主动方。另一现象是美国总统一旦赢得连任，中美关系便趋向稳定。毕竟，连任的总统要比第一任期间强势得多。
而特朗普政府恰恰是二战以来最为弱势的政府，反对的势力强大。对外则面临 “美国第一”正成为“美国孤立”的尴尬局面。内外交困的结果，是对华强硬不仅成为美国各派力量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也是特朗普政府在双边关系以至整个国际事务中保持主动的必要手段。但是，国内利益集团的巨大分野和利益冲突，使得特朗普政府在制定任何具体政策中都将深陷泥潭。在此形势下，中国自应保持冷静，决不盲目地跟着特朗普政府的节拍走。这样，即便美国朝野似乎达成了遏制中国的共识并出台相应的“战略”，但巨大的内部矛盾使得将这一“战略”转变成前后一致的具体政策十分困难，更难有效地加以实施。
两个难以逆转的大势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笔者曾在《环球时报》撰文，推动这一变局的，是由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家引领的第三次现代化浪潮，40亿人口卷入其中。这次现代化浪潮引发了两个难以逆转的大势：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基于多边机制之上的现行国际体系则为这两个大潮提供了制度保证。
显而易见，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第一”，搞单边主义退群、闹群，建立关税壁垒，利用美国在产业链的上游“链位”来讹诈下游“链位”的厂家甚至斩断产业链，踩踏中国核心利益底线等种种针对中国的“冷战”举措，都是与世界发展大势相悖的。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一系列顺应世界潮流的举措。习近平主席自2017 达沃斯会议到今年4月博鳌论坛的一系列讲话反复强调，中国要坚决捍卫市场机制下的自由贸易体系;要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发展并完善基于多边机制之上的国际秩序;要积极发展同各国的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打造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在一个多极的世界中推动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
中国的顺势而为，得道多助。特朗普政府对华强硬的“第二次冷战”，看似来势汹汹，但倒行逆施的举措连自己的盟友都难以接受，结果必然是失道寡助。(作者是美籍华裔知名学者、德国罗伯特·博世基金会Richard von Weizsaker 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