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总理默克尔于24日、25日访华，这把当前深受“推特外交”影响的国际社会聚焦到中德和中欧关系上来。从近来与欧洲和德国相关人士的交流中，笔者深切地感受到，中德中欧关系呈现出“实践”和“感觉”二元并存的状态。一个显著特点是，舆论和意见人士主导的“感觉”落后于双方各领域交流丰富的“实践”。
在实践中，中国分别是欧盟第二大和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巨量贸易规模不仅意味着货物服务商品交换的经济现象，也标志着双边社会各领域特别是民众的广泛参与和接受，是生活方式的交融。德国经济界整体上看好中国，认为中国市场提供的机会多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诸如气候问题、自由贸易和伊朗核计划等议题上，双方是现存国际秩序的有力参与者、促进者与密切合作者。
感觉层面却与上述实际分裂。一些智库学者和媒体人士执着于“批判视角”，怎么看中国都不符合他们给定的政治范式和制度标准。他们掌握着舆论和资政观点供给，使一些政界人士对中国的“制度威胁”惴惴不安。前不久，德国联邦议会议长就宣称：西方民主制度受到威胁，不能接受中国制度“获胜”。此类言论让人觉得冷战的幽灵还在欧洲徘徊。
一神论的基督教是德国和欧盟绝大多数国家的主导宗教，这深刻塑造了欧洲的文化传统。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则进一步从哲学和逻辑上框定德国的思维模式，在其关于世界和人的观念中，始终有个至高无上的绝对存在、绝对标准，万物万事遵此外化。这样的教义和学说历史地形成了布道驱动和居高临下的视角，这也刻印在国际关系中“西方价值”为尊的思想和行为上。与此不同，中国没有一神论传统，近现代以来，各种世界宗教和学说纷至沓来，在这块土地上交汇融合。现今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强调各国各民族应遵循适合各自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不输出制度模式，不对他国制度指手画脚。同样是主张国际关系的多边主义，中国话语中的多边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内核。
常有德国客人在中国边防接受检查时或看到某些场面时会联想到原东德的场景，感觉不适。问之，在其他国家受检，比如美国的检查更加严格烦琐，是否也联想到东德，答曰，没有。曾有德国政界高层人士访华作演讲时拐弯抹角地把中国和东德做比较。冷战对思维模式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当然，不是所有德国访华人士都如此感受，前不久访华的德国雇主协会联邦联合会主席就表示：拿中国和东德相比的人，根本就没真正看到中国的发展。单单从欧洲冷战背景定义的意识形态角度，不可能解释中国改革开放激发出的巨大活力，取得的巨大发展，解释不了中国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的巨大贡献。
中德关系的“家底”厚实，尤其是丰富的经贸关系构筑了坚固的压舱石，但中德和中欧关系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还需要夯实战略信任基础，在扑朔迷离的国际关系中自觉积累相互信任，并为动荡的世界注入稳定;需要充分意识到双边关系在实践和感觉层面上局部出现的背向发展现象，分析其深层次原因，从侧重推动经济关系的传统做法上，投放足够精力去“管理感觉”，避免有意无意的意见和舆论拖后腿，更多促进广义上的人文交流。
默克尔总理此行不仅是为解决眼前迫切的经贸议题，更能着眼未来，从战略高度认识中德互动对德国和欧洲的战略意义，排除国际关系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前不久人们注意到，德国和欧盟一些政府或政界人士摩肩接踵地到华盛顿游说，不仅期待美国把制裁欧洲的大棒打向中国，更期盼着与美国联手持久对付“制度对手”中国。一位欧洲议会资深议员就认为此举缺乏智慧，“美国更可能和中国做成生意，因为中国是位有说法，有手段，有确定性的伙伴”，“欧盟有说法，没手段”。当前现实说明，只有欧洲的个别政治人士才有兴趣在国际关系中搞意识形态“说法”和选边站队。希望深受冷战之苦的欧洲能够尽快从冷战梦魇中清醒过来。如此，中德中欧关系将克服结构性信任障碍，未来的道路会更加平坦。对中国而言，一个在对华关系中脱离了意识形态灰色的欧洲，会在文化、社会、自然和经济上呈现出更加丰富的色彩，将是更成熟的伙伴。(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