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锐
冲破贸易保护主义的迷雾，撕开单边主义的铁幕，闯过逆全球化的险滩，穿越地缘政治的烽火，商业资本迈开的铿锵并购脚步伸及全球各个角落。来自汤森路透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今年全球并购交易规模已达到3.2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40%，创出历史新高，而且2018年打破并购规模的年度历史记录，已经没有任何悬念。
总量盘子还不足以清新展示时下并购力量的生猛程度。统计资料表明，今年迄今并购项目的平均金额达10.7亿美元，高出历史上任何一个年份的水平；同时一个个行业庞然大物在并购大潮的簇拥之下腾空而起，其中制药和化学品生产集团拜耳收购孟山都公司，产生了全球最大的种子和杀虫剂制造商；加拿大巴里克黄金收购兰德黄金资源公司，催生出了全球最大的黄金矿商；康卡斯特竞购英国天空广播公司诞生了世界最大的传媒公司。
初步统计，今年价值超过50亿美元的巨额并购交易，占到了交易总量的的44%。
按地区划分，今年上半年日、美、欧企业的海外并购金额总计为3816亿美元，其中美国企业为1751亿美元，占总金额的46%；日本企业紧随其后，达1122亿美元，占总金额的29%，高于欧洲的941亿美元和25%的占比。
另外，虽然除日本之外的亚洲企业并购金额逊于美国与欧洲，但在全球并购活动中所占的份额却提升到了35%，高出10年前12个百分点；相反欧盟公司并购占比相较10年前下降了14个百分点。
显然，美国与日本成为了全球资本并购最为活跃的国家。算了上半年的并购增量，截至目前美国的跨境并购总额达到了1.3万亿美元，全年再破历史记录的概率大大提升。同样，日本今年上半年不仅并购交易规模创出了历史新高，而且多达340起的企业并购数量，也刷新了历年同期峰值，其中规模超过1000亿日元（约8.78亿美元）以上的并购案就有13起，为日本历史上所罕见。
美日两国企业之所以能够在全球跨国并购阵营中鹤立鸡群，首先得益于两国特殊的财政金融与货币政策安排。拿美国来说，美联储升息动作不断，美元进入上升通道，仅今年以来就升值了6%，美元所形成的强大购买力，再加上无与伦比的特殊地位，直接组装成了美国企业大举海外并购的强劲“发动机”。
更为重要的是，特朗普在国内进行了大尺度税改，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5%降到21%的同时，跨国企业回流到美国的现金税率也大幅降低了19.5%。
两项动作对美国之外的跨国企业不约而同地产生了“黑洞效应”，即一方面吸引大量企业转向美国，另一方面吸引美国海外企业的资金纷纷回流本土。对于转向考虑到美国经营的跨国企业而言，主要有投资新创公司与斥资购买股权两种途径，而后者相对于前者来说不仅成本低，且进入美国市场的速度要快，并购交易于是成为许多非美企业迈向美国市场的最优选择。
此外，据美国税务总局的统计数据，美国企业海外存留的利润总量约3万亿美元以上，其中今年上半年流回美国的资金就达5100亿美元，这些流进美国本土的资金除了少量用于还债与资本支出外，相当一部分用于了股权并购交易。
日本货币政策推动海外并购活动
与美国相比，虽然日本政府手中的日元没有如同美元那样的强势，但日本央行却一直推行着宽松的货币政策，连续数年保持低利率，且目前的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分别维持在负0.1%和零左右的水平，由此为企业的海外并购创造出了低成本的融资环境。同时，日本银行过去几年主要投资于国内债权市场，但这种投资方式回报率较低，且会带来利率风险敞口。
相比之下，日本银行更愿意将资金拆借给能够带来更高回报的并购企业，日本企业出海收购于是变得更加的底气十足。
实际上，除了依靠优惠政策的烘托外，美日企业因手握着充沛的现金，也显示出了自我非常强大的并购能力与商业信心。观察发现，伴随着经济基本面的改善，美国股市不断创出历史新高，日本股市也抵达近30年的最高点位，上市公司在利润不断增长的同时，市值规模也越来越大，手中的“余粮”也愈来愈丰盈。
统计数据显示，美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现金储备超过了2万亿美元，其中排名前24位的上市公司掌控的现金储备达到了1.12万亿美元；同样，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上市公司的手头现金目前达到120万亿日元，按500家主要上市公司计算，公司手头现金占总资产的比率达11%，比美国还要高。
在此我们必须强调，企业财务状况本来就与市场并购交易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财务状况越强大，越有利于企业展开并购，而并购的利好消息也可一定程度刺激股价，进一步扩大公司市值以及获利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与美日等国企业在全球并购市场呼风唤雨完全不同，中国的海外并购似乎走向了低潮。来自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018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年度报告》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产生跨境并购交易数量，比上一年度同期减少42起，交易资金规模下降18%，并且这也是在两年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创下历史高位后，连续四个半年出现的回落。
更值得关注的是，昔日一直处于放量增长状态的中国民营企业海外并购，也在出现了不小程度的收缩，今年上半年交易并购环比数量下跌了26%，金额下跌了30%。
的确，海外商业并购环境的收紧，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构成了不小的约束，其中美国不仅强化了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权威，而且制定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MMA），导致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在今年上半年断崖式下跌70%以上；
与此同时，作为昔日中国企业在欧洲展开并购最活跃的国家，德国也推出了对非欧盟企业收购本土战略性企业的审查新规，并且首次以安全为由，叫停了中国企业收购电网运营商50赫兹公司部分股权一案。
但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收缩，并不完全是欧美国家的政策调整所引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中国国内“去杠杆”的要求所致。对比发现，在海外并购降温的同时，今年中国境内企业并购交易金额也下跌了27%，境内外商业并购步伐整齐划一地放慢，既可以看做是政策方向有序引导的结果，也可以视为企业在资本扩张之路上回归理性的标志。
从全球范围来看，跨境并购总体向上的趋势不可逆转，而且海外并购还是企业实现弯道超车的重要途径。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暂时的放慢脚步并不意味着永远的停滞不前。在海外政策环境日益变得严酷的情形下，中国企业更需要静下心来苦练技术创新之功。
须知，资本巨物并不一定是市场强人，但技术巨臂一定是商业王者，只有勤加内涵修炼，将自己打造成钢骨金身，才能在国际并购市场上振臂一呼而收八方响应之效。
作者是中国市场学会理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学教授，研究生导师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收缩，并不完全是欧美国家的政策调整所引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中国国内“去杠杆”的要求所致。对比发现，在海外并购降温的同时，今年中国境内企业并购交易金额也下跌了27%，境内外商业并购步伐整齐划一地放慢，既可以看做是政策方向有序引导的结果，也可以视为企业在资本扩张之路上回归理性的标志。
